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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旭东 | 珠海市行政学院副教授
促进港澳青年人心回归、增强国家认同,应从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手。本文设定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四个一级指标及若干二、三级指标,构建研究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指标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构造模糊判断矩阵,透视影响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因素,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一国」与「两制」: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
「一国两制」是在推动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方面的根本性制度安排。但长期以来,港澳青年在内涵广泛的国家认同概念之中,并未能真正理解经济之外的更多范畴。比如在部分香港青年内心里,香港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地位让他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为依靠香港人的聪明、勤劳、坚韧,以及香港的法律制度,就能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他们认同自己「中国人」的身份,但只以「香港人」的身份为荣;他们认同国家统一的重要性,但对「中央政府」的权威并不苟同。一方面安然享受著「两制」为港澳繁荣带来的便利,另一方面却对「一国」态度模棱两可,若即若离。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并未随著港澳的回归而培育出应有的国家认同感,以及在此身份认同之下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港澳青年国家认同问题,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入侵造成的文化疏离、制度隔绝所带来的互信缺失以及经济分离带来的利益冲突。港澳被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从祖国怀抱掳走之后,由于殖民者更加重视其本体文化的繁殖和发展,港澳地区的文化主流逐渐疏离了中华母体,港澳青年的心灵回归之旅存在现实阻隔。
要解决港澳青年「人心回归」问题,有必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从经济层面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要更加深入。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中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大湾区统一市场、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逐步得到落实,粤港澳经济进入深度一体化发展阶段的政策条件已经具备。但从现实条件来说,粤港澳经济一体化发展仍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比如税制的对接、法律的兼容、行政范式的互通等,都有待进一步突破。第二,从文化层面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要久久为功。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文化同源,但发展方向各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之处多有存在;另一方面,在经济一体化驱动下,文化的回归与融合需求显得更加迫切。从文化发展的独特性来说,文化相融必定可以通过选择重点项目,以建设系统性和历史性工程的心态逐渐实现。第三,从社会层面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要关注民生。港澳青年处于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大转折的历史时期,住房、医疗、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压力较大,很大程度上迫使他们累积了对社会的怨气。粤港澳大湾区的社会建设目标,应首先考虑如何通过资源的整合与治理的协同,及时充分地缓解和解决港澳青年的民生困境,从最基础的需求开始,解开粤港澳社会交融的心结。
如何帮助港澳青年释放心中怨气,穿越港澳「自我认同」的迷雾,实现真正的国家认同?我们需要分析并找到港澳青年国家认同难题产生的根本原因,通过顶层的有效设计以及系统化的规划和长期化的建设,才能一步步接近并实现这个目标。
实证分析: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调查与结论
根据国家认同的定义,以及港澳青年在「一国两制」下所产生的关于国家认同问题的特殊性认知,本文选定了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以及社会认同四个大类,作为研究港澳青年国家认同的主要指标,构建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指标体系(表1)。
「政治认同」方面,选择「身份认同」、「法律认同」和「体制认同」这三个最为基础的因素作为三级指标;「经济认同」方面,从国家整体战略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出发,选定「一体化发展」、「个体机会」和「未来信心」三个要素作为三级指标;「文化认同」方面,选择「传统文化」、「本土文化」以及「现代文化」,试图结合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对文化认同进行解释;「社会认同」方面,则从「社会管理」、「教育体制」和「医疗服务」这三个港澳青年较为关心的实际问题考虑,用以揭示构筑港澳青年社会认同的基础性指标。针对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问题,构建了一个由四个二级指标、12个三级指标以及36个操作层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通过发放调查问卷对操作层指标进行打分,再运用美国著名运筹学专家、匹兹堡大学A.L.Saaty教授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构造模糊判断矩阵,并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表2)。


从计算结果来看,对港澳青年国家认同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是「政治认同」、「经济认同」、「社会认同」以及「文化认同」,这个结果中「文化认同」落在最后出乎意料。不过对于经历了经济全球化快速增长期的港澳青年来说,这也许又算是合情合理的选择。因为正是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融合,才使得港澳地区人民与祖国内地的距离日益贴近,能够感受到国家强大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推力,也更能够对国家产生认同感。继续对三级指标的排序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对港澳青年产生国家认同感最重要的指标是「政治认同」。排名前三的三级指标中,「身份认同」和「法律认同」都是在「政治认同」名下,这与对国家认同研究中的发现基本吻合。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我是谁」以及「我来自哪里」确实是人们产生国家认同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除了自身的身份认定问题之外,港澳青年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体机会以及对未来的信心。自回归以来,在国家的全力支持下,港澳青年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随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深入,港澳青年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个体机会,这无疑也会给他们带来对未来的极大信心。而个体机会中,港澳青年更加关心「内外机会比较」和「跨境创业就业」。这说明他们对「一国两制」中的「两制」之利有深切体会。
3.除了政治体制外,教育和医疗服务也在港澳青年关心选项的前列。「教育体制认同」、「医疗服务体制认同」以及「现代文化认同」,都是与日常生活、工作、社交、娱乐密切相关的重要事项,由此产生的相关认同感,能够迅速拉近他们与国家之间的距离。
4.「一体化发展」在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选项中处于相对低位(第9位),说明他们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而来的「社会管理认同」也没能获得关注(第10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5.虽然传统文化(中医和传统习俗等)和本土文化(广东话、广东民俗、粤剧等)在粤港澳地区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但港澳青年显然更「中意」现代文化(社交软件、高等教育、影视剧现代文创等)。青年人关注更具时代性的元素,这值得我们重视。
6.港澳青年虽然对内地体制关心程度不高,但他们对体制的认同还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部分青年对于「服务体制」选项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说明内地体制对港澳青年也存在一定的吸引力和融合力。
7.「本土文化」选项在所有的三级指标中居于末位,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热度以及港澳目前面临的区域发展困境来看,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破除文化隔阂,建立更融洽、更包容的文化氛围,对于港澳青年国家认同感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
结论与建议
(一)初步结论
总结起来,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受到三重冲突影响。一是身份认定与国家关怀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末的港澳回归再到新时代的粤港澳大湾区,港澳的身份从殖民地到特别行政区、再从特别行政区到融入大湾区,「国家」的身影由远及近。一个习惯了在殖民环境中被矮化和管治的群体,突然要转向对「国家」认同和效忠,必然有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二是未来期望与生存困境之间的冲突。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和嗜血资本对各种资源和空间无节制的掠夺之后,港澳青年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压力日增。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虽然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前程画卷,但经行的道路充满了崎岖:体制的隔阂、市场的分立、文化的疏离,每一层阻隔都会让这些处于冲突和矛盾中的青年感到困惑和苦闷。三是文化的传承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港澳青年正处于一个文化断层频现、文化冲突严重、泛文化及后现代文化盛行的时代。身处国际化程度极高的香港和澳门,在全球化的冲突下,港澳青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渐模糊,而新生代的文化亦未形成主流,文化的泛化现象普遍。失去了本体文化的滋养,部分港澳青年逐渐在光怪陆离的文化环境中迷失了自我,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共同体意识产生怀疑乃至反抗。
(二)对策与建议
首先,应尽快著手解决港澳青年对国家的政治认同问题。其一,从学校教育、法律规范、社会服务以及语言习惯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引导。学校的教育著重进行国家历史的深入学习,解决港澳青年「我是谁」「从哪里来」的最基本疑问。法律方面则加强《宪法》《基本法》的普及学习,特别要强化其「公民」的概念,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帮助港澳青年尽快融入国家氛围。其二,积极扩大港澳青年在内地的发展空间。出台相关政策支持港澳青年来内地就学就业,不断消除港澳与内地的流通门槛,逐步开放参军、参警、报考公务员等对港澳青年的限制。其三,不断强化港澳青年的国家荣誉感。对于自身认为是「香港人」和「澳门人」的港澳青年,可以引导他们用「中国香港人」「中国澳门人」的身份投身国家和国际事务,并不断强化他们在「中国」和「中国人」群体中的重要位置,将他们内心「香港人」「澳门人」的身份优越感转化为对国家认同的原始动力。其四,全面开放港珠澳大桥「单牌车」的通行权。放开港珠澳大桥的通行管制,不仅可以为大湾区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机会,更对重构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性意义。
第二,加紧推进港澳青年对国家的经济认同。经济认同的核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体发展机会的扩大,二是未来发展前景的明朗,三是政策环境的稳定。相应的对策也应从四个层面展开。其一,以建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契机,充分利用横琴、南沙、前海三大合作平台的先行优势,支持港澳青年全面融入三大平台的建设和发展,全面发挥「一国两制」在连接「两个循环」、转化「两个优势」中的杠杆作用;其二,全面解除港澳青年在内地的发展限制,港澳青年在全国范围内享受与内地公民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其三,制定各类政策时应特别注意稳定性和长期性,不能随意调整,更不能任意翻转;其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包括港澳青年在内的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宏伟目标,它不仅要有宏大叙事的理想指标,还要有可供实施的操作层指标。特别是针对港澳青年时,需要有可努力、可著力、可用力、可实现的具体化目标,这些具体化目标还需要与港澳青年个人发展紧密相连,让他们在为之奋斗的过程中感受到个体生命与国家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脉搏,从而不断增强他们对国家的依恋和认同之情。
第三,著力强化港澳青年对国家的社会认同。其一,引进港澳负责社会治理的相关社会团体在珠海横琴、广州南沙以及深圳前海三大合作平台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吸收港澳在校或毕业大学生加入社会工作队伍,与内地的居委会合作,积极开展服务港澳居民的活动,让港澳青年社会工作人员在服务实践中提升认识和能力,促进粤港澳社会融合。其二,加大在三大合作平台的教育、医疗投入,加强对港澳在教育、医疗领域的开放。内地的教育、医疗服务效率高、品质好、价格低,对港澳居民有较强的吸引力。开放对港澳居民的教育、医疗服务,不仅能提升港澳居民的生活幸福感,也能通过教育、医疗服务向他们传递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其三,藉助国家和地方行政学院的力量,为港澳地区培训懂政治、知国情、强技能的行政人才,为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行政基础。
第四,逐步提升港澳青年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其一,统编一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明教材,在港澳以及内地各级学校同时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通识普及,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在每个学生心中扎根、生长。在港澳学生中推广简体字与汉语拼音的学习,让两岸三地青年能够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字及文化背景,在文化意义上有著更加一致的价值取向。其二,组织港澳青年来内地考察,特别是内地的传统节日、传统习俗、传统戏剧、传统建筑等,培养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其三,组织港澳青年学生参加内地的乡村振兴项目。不仅可以让港澳青年深入基层、了解国情,而且可以通过乡村振兴项目了解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深切关怀和重大付出,对国家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现状有更切身的体会,更能增进他们对国家的了解与认同。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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