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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兆佳 | 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

对于香港的政治形态演变及其社会影响，作者认为香港经历了自回归后到2012年前的「非常态政治」转向「常态政治」、2012年后「非常态政治」的急速抬头与社会动荡、2019年底以来在中央拨乱反正后逐渐向「常态政治」转变的三个阶段。如今香港正走向由治及兴新阶段，维护社会安定、促进民生发展等「常态政治」占据主要地位，但外界不稳定与威胁因素依然存在。中央、特区政府和香港社会各方面仍需团结一致、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在巩固香港来之不易的稳定和谐局面的同时，保持警惕、防患于未然。

香港近年的非常态政治有所抬头

2012年，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港澳研究所的期刊《港澳研究》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香港主流民意在回归后的嬗变及其对香港政治生态的重塑》的文章，其结论是香港的政治形态正在由非常态政治向常态政治过渡。我在文章中提出，作为政治学概念，常态政治通常指围绕着物质或实际利益而争夺的政治，主要涉及经济、民生、权力、名位等方面的矛盾冲突。不同社会阶层、利益团体、地域组织和民族与种族群体之间的政治争夺，往往都与物质利益的分配有关。常态政治下的冲突通常可以通过协商、妥协或利益交换而纾缓或解决。典型的常态政治乃阶级政治，而社会上的主要政治党派可以按照其不同的阶级取向而加以划分。非常态政治则截然不同。产生非常态政治的因素，主要是价值观的差异、意识形态的不同、信念或信仰的差别、语言的差异、种族或民族的冲突、宗教的纷争、身份认同的分化和其他关乎精神层面的东西。以上种种矛盾分歧往往牵涉思想倾向，容易触发强烈情绪反应，形成意气用事倾向和非理性行为。各走极端和坚持对抗是非常态政治的普遍现象，暴力行为亦非罕见。…… 在非常态政治下，执政党派和反对党派在政治立场上存在鸿沟，反对党派不仅质疑执政者的认受性，更否认政治体制的认受性。简而言之，在非常态政治下，政治游戏是「零和博弈」。换句话说，非常态政治下的斗争是难以化解的「生死之斗」或「赢者通吃」之争。 

在多数国家中，即便存在着种种矛盾和冲突，但它们都在一个大体上为各方面承认和接受的宪制架构内发生，而且依循既有的制度和规则进行。这一宪制架构在社会上享有相当的认受性，只有极少数人——通常是那些极端势力——才否定或意图推翻这一宪制架构。换句话说，常态政治在多数国家是主流的政治形态。 

我在文章中认为，2012年前的三十多年，「香港整体经历了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的嬗变，但常态政治的出现只不过是近年来的事。」非常态政治之所以延绵那么久，是因为香港政治斗争的主轴是那些围绕着香港回归祖国应该建立何种宪制架构的激烈政治和思想斗争，英国人和其培植的反对势力拒绝承认和接受中国政府对香港政治体制和发展的构想，并不断阻挠和破坏其贯彻和实行。尽管我同时指出，「当然，这并不表示非常态政治从此寿终正寝，它还会不时出现并引发政治风波，因此转变过程不时出现反复。」但现实情况是，当年我对香港的政治发展的确是抱有过度乐观的判断。 

在2012年前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我确实看到一些反映常态政治走向「主流化」的政治现象。2003年，香港爆发了反对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不过，2004年后，社会各界大部分时间都在集中讨论经济、社会、民生和生活水平等实务问题，香港的政治局面相对平静。2004年到2012年，香港再没有出现激烈斗争的事件。与此同时，反对派刻意制造尖锐政治争端的政治能量呈现逐步下降的势头。事实上，反对派内部士气不振、彷徨不安，而且不断发生分化重组。更重要的是，反对派内部激进势力冒起，使反对派进一步流失主流民意的认同。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导致常态政治抬头的主要原因，是各项民意调查显示的香港主流民意发生重要变化，这主要反映在香港人对中央、内地和国家的态度出现了巨大和可喜的转变：越来越多香港人对国家的未来感到乐观、对「一国两制」有信心、对中央有信任、愿意与中央构筑合作互信关系、认同香港与内地逐渐形成了「经济命运共同体」、意识到香港不少社会和民生问题的长远解决也需要建基于香港与内地在各方面的合作、而对内地同胞的贬抑和排斥心态亦逐步收敛。此外，香港人的国家概念、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则日益显著，对西方世界的真实认知和负面态度有所增加，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亦愈趋正面。另外，香港人认为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确保「一国两制」顺利落实，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建构良好的中央与特区关系，防止反共或挑衅中央的言行出现。他们又认为香港的民主发展不能抵触「一国两制」，并承认中央在香港政制发展上有宪制主动权和最终决定权，主张民主发展不能损害香港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中央与特区关系和香港的营商环境。香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有所回升，而他们的民主诉求则明显降温。 

可是，2012年后不久，事态发展却是非常态政治不但没有走向边缘化，反而再次飙升为香港的「主流」政治形态，具体表现在2012年的「国教风波」、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动」和2019-2020年的「修例风波」上。从2012年到2020年这段时间内，香港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政治斗争和暴力冲突，而2019至2020年暴乱的激烈程度和对香港各方面所造成损害的严重性则在香港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暴力斗争不但在社会和街头上演，更反映在立法会之内和立法会与特区政府之间，严重影响香港管治架构的运作和效率。在这动乱频仍的八年多，不但政治分化对立尖锐，就连不同社会群体与家庭内部以及人与人之间也充斥着因为政见差异而发生的冲突。在这期间，由内外敌对势力挑起、针对中央和内地的政治斗争亦此起彼落。可以说，非常态政治在香港已经发展到足以危害「一国两制」有效实践、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地步。

香港向非常态政治突然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香港之所以「突然」和「急速」从为时不久的、具有常态政治特征的政治形态转变为非常态政治主导的政治生态，确实令人纳闷和费解。不过，经过事后分析，也并非无迹可寻。 

首先，香港的反对势力仍然力量庞大，短暂的偃旗息鼓只表示他们重新部署、伺机再起而已。重要的是，反对势力在教育、文化、艺术、媒体和互联网等涉及思想和意识形态等领域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并在国民教育缺位的情况下不断公开和隐蔽地散播反共反华、反政府、贬损「一国两制」和扭曲基本法的论调。反对势力在各级学校和年轻人群中的影响力尤其巨大，并特别着意培育和组织年轻人作为他们日后策动政治斗争的核心力量。反对势力在立法会和区议会虽然只是少数派，但他们仍然可以利用议会的漏洞，运用甚至破坏其规章制度来阻挠议会的运作、阻碍政府的工作、左右媒体的报道和串联社会上的反对派组织和支持者。 

第二，自从美国在本世纪一零年代开始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如芒在背，并对中国的崛起进行遏制后，香港便开始不再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认为有能力促进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反而成为了中国崛起的助力。自此，香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与香港的繁荣稳定便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过，由于美国在香港拥有庞大贸易和金融利益，且香港作为美国对内地的情报、渗透和宣传基地仍具一定价值，香港经济崩塌或者迫使中央「接管」香港对美国和西方并不有利，所以美国的意图是要让香港的亲西方势力取得香港特区的政权，好让香港能够长期和更好地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因此，美国或明或暗地插手香港事务，特别是在宣扬西方价值观、贬损「一国两制」、勾结香港的反对势力和培植亲美分子上。美西方尤其看重那些盲目崇拜西方、对香港的现状不满、思想比较单纯、目中无人和行为偏激的年轻人，鼓励他们组织和参与反共反华和反政府的「斗争」，从而成为受到西方吹捧的「民主英雄」和「人权斗士」。事实上，在2014年的非法「占中」和2019-2020年的「修例风波」这两场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大型动乱背后都有着美国、西方和台独分子的支持。所以，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是非常态政治在香港遽然重新抬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香港与内地关系愈趋密切产生了敌对势力可资利用的矛盾。自从2003年反对基本法第23条本地立法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后，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促进香港经济发展、改善民生和推动政治稳定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核心是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融合和人员往来。然而，即便这些举措对香港整体有利，并在初期得到不少香港人的好感，但激化了部分香港人对中央、内地企业和内地同胞的矛盾，并在香港和西方引发了一些香港走向「内地化」、香港失去高度自治，以及香港人利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受到侵蚀的批评和担忧。内外敌对势力则乘机危言耸听、推波助澜，在香港重新掀起部分香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的质疑、对香港走向「沉沦」的炒作、对中央和内地的抵触之情，并利用这些情绪来散播政治恐惧与制造逆反心态，从而为日后的更大规模和更激烈的政治动员和抗争行动埋下隐患。 

第四，极具「爆炸性」的政治议题重新抬头，并迅速成为头号公共议题。2012年，梁振英领导的新一届特区政府甫一上任便提出要在学校推行国民教育。由于国民教育素来是香港的敏感政治事项，反对势力遂乘机鼓动一些年轻学生和家长反对和抗争，最终特区政府被迫无限期「搁置」国民教育。「国教风波」不但使国民教育从此成为「政治忌讳」，亦让敌对势力得以在香港继续盘踞思想、媒体、教育等领域。此次「反国教」运动的「胜利」，大大提升了反对势力和年轻激进分子的政治自信和斗争意识，为后来更严重的动乱埋下祸根。 

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决定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作出改革，让香港在回归后得以首次在民主进程上迈出重要一步。中央和不少香港人原本以为此次政治改革会在一段时间内把长期困扰香港的政改议题从公共议程抹去。可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7年的一个决定却让敌对势力得以继续把政改议题炒热，而且是越炒越热。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及有关普选问题的决定》中规定「2012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第五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以作出适当修改；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这里要注意的是，香港在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而非「一定」实行行政长官普选。 

一直以来，香港反对势力的斗争重点是要求立法会议员全部由普选产生，但因为他们相信中央不会在事关重大的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让步，所以他们没有在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下工夫。可是，既然中央表示2017年香港「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他们便「不失时机」地在「国教风波」后马上组织行动争取行政长官的普选。反对势力成功让不少香港人相信中央已经承诺了2017年香港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否则便是中央违背对香港人的庄严承诺。为了回应香港人的民主诉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作出《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既要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必须坚持行政长官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的原则。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基本要求，是行政长官的法律地位和重要职责所决定的，是保持香港长期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客观需要。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必须为此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

一如所料，对于那些刚从「国教风波」中尝到「胜利果实」的敌对势力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的行政长官的普选办法被视为过于「保守」，违背了中央对香港人的「承诺」，因此不能接受。为了迫使中央让步，他们发动更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为时90天的非法「占中」就是其中最大型的抗争行动。虽然中央没有因此而退让，但中央提出的方案最后亦未能在香港的立法会通过，而围绕着政改的政治斗争大大壮大了敌对势力，提升了他们的政治能量和膨胀了他们的政治野心。 

2019年初，香港特区政府引爆了一个更重磅的「政治炸弹」，即修订《逃犯条例》，把香港的非常态政治推向极端。该项修订的原意是要避免香港成为来自外地逃犯的避难所，却被反对势力宣传扭曲为特区政府与中央「合谋」将那些不容于中央的香港人移交内地处理，并成功在香港引发普遍的政治恐惧和愤怒。即使特区政府在此事上不断退让，但「修例风波」仍然愈演愈烈，并最后演化为极其血腥的大型暴乱。在这场严重暴乱中，年轻人在内外敌对势力的煽惑下成为了暴乱的主力。 

可以说，国民教育、政改和逃犯条例修订这三个重大政治议题在2012年后成为了主导香港政局的议题，并把其他非政治议题逼向边缘化。非常态政治之所以在2012年后猛然抬头，其实与这些「爆炸性」政治议题的出现有密切关系。 

最后，年轻人成为一股冒起的重要政治力量并将香港的政治推向极端化和暴力化。回归前后，在国民教育缺位和反对势力在思想、教育和媒体领域长期盘踞的环境中，起码两三代的青少年在思想上饱受荼毒。不少年轻人对「一国两制」的认识不足且偏颇，对国家民族缺乏认知和认同，对中央和内地怀有抵触情绪，对西方价值观盲目膜拜，对社会和个人状况不满，对民主发展有不切实际的憧憬和诉求。尤有甚者，回归后反对势力掀起的蔑视权威、崇尚斗争、不尊重他人、自以为是、罔顾事实以及鄙视法纪和道德规范的歪风，对年轻人的祸害既严重又深远。回归后，香港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抗争」行动都有年轻人的身影，而2012年的「国教风波」更让年轻激进分子尝到甜头。自以为是和目空一切的年轻人组织和领袖纷纷冒起，而且受到不少媒体的「宠爱」和「青睐」。他们不但成为了内外敌对势力积极争取和抬捧的对象，也成为了日后更激烈和暴力抗争的主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年轻激进分子又反过来把反对势力推向激进化。那些过去标榜「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反对势力为了争取年轻人的支持或者担心流失支持者也自愿或「无奈」地走上暴力抗争之路。 

不过，毋庸讳言，非常态政治之所以能够取代短暂存在的常态政治而成为香港政治的主要形态其实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从根本上来看，曾经短暂出现的常态政治其实并没有坚实和持久的制度、政策和思想上的保障，致使它缺乏坚强的生存和持续能力，很容易因为受到猛烈冲击而崩塌。具体而言，常态政治之所以难以成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态，主要原因是内外反对势力在香港的管治架构内和在社会上都拥有极大的政治能量。他们在思想、教育和媒体领域的政治优势尤其明显。通过阻止国民教育的推行和在社会各领域灌输仇恨和恐惧，内外反对势力遂得以成功利用那些极具分化性、对抗性和难以和解的政治议题来发动群众和策动斗争，把香港推向政治动乱的深渊。这些基本情况如果没有扭转过来，要在香港恢复常态政治便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换句话说，想要香港重新从非常态政治主导转变为常态政治主导的局面，香港的政治制度、法律体制、思想、教育和媒体等领域必须经历「刮骨疗毒」的改革。

中央正本清源采取对港新策略

「修例风波」后，中央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在香港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让常态政治重拾主导地位，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和防止香港成为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央积极和主导地运用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来彻底匡正和重塑香港的政治和管治格局，对港新策略在2019年底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提纲挈领性的表述。简单来说，中央的新对港方针直面形成非常态政治的根源，并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教育领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予以消除。 

首先，针对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反中乱港」行径，中央在2020年颁布实施的《香港国安法》中，对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四类罪行严厉打击。《香港国安法》的出台，也激活了一些早在香港存在却没有被妥善运用的、对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定有利的本地法律，比如《刑事罪行条例》和《公安条例》。这些法律手段的严厉运用迅速产生了立竿见影和雷霆万钧的效果，既马上结束了香港持续了两年的暴乱，大幅压缩了内外敌对势力在香港的政治活动空间，也为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夺取思想、教育和媒体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扫除了障碍和打好了基础。 

第二，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通过法律手段把「反中乱港」分子和他们背后的外部势力从香港的管治架构驱逐出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2016年便对基本法第104条有关公职人员宣誓的要求作出解释，为日后防止「反中乱港」分子进入立法会设置了必要的法律门槛。尤其关键的是2021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清晰确立了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核心要素，并授权其常委会变更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同时设立具有法定权力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确保所有候选人都是爱国者。2023年，香港特区政府又改革了区议会的职能和产生办法，杜绝了「反中乱港」分子进入区议会的门路。这些重要改革的总体结果是让香港的管治架构完全掌握在爱国者的手上，让「爱国者治港」和「行政主导」原则得以全面体现。 

第三，在新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中，内外反对势力再难在香港公然发动政治斗争，而其主要的头目又被拘捕、起诉或锒铛入狱。他们在社会上和在思想、媒体和教育领域的影响力大幅下降。在这个反对势力被排斥或被边缘化的环境中，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得到了可在少受干扰的环境下推行国民教育的难得机会，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国家安全教育和基本法教育，让年轻人对国家、民族、中央、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错误认知和抵触心态得以在日后逐步被纠正过来，从而为常态政治的长期运行奠定坚实基础。那些过去因为年纪太小而未曾在思想上受到荼毒的新一代年轻人，更有望在正确的政治与道德价值观的熏陶下成为日后爱国阵营的可靠的接班人，让「爱国者治港」格局夯得更实。 

第四，自上世纪80年代初，历时四十多年的动荡不安，特别是2019-2020年的惨痛经历，使大部分香港人人心思治，对内外反对势力越来越厌恶和痛恨。反对势力的群众基础因为其过激行为和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在香港已经削弱了不少，香港人对于那些被摒除在管治架构之外的反对势力不再重视和依靠。在缺乏物质资源、话语权和影响力的背景下，大部分的反对派组织已经解散或偃旗息鼓。 

第五，缠绕香港几十年、长期是反对势力的政治资本的政改问题，在可见的将来都不会在香港的公共议程上排在前列位置。中央对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动了「大手术」后，新的选举办法将会实行颇长一段时间，顶多会因应实践经验而作出微调。大多数人不会相信香港的政治体制在短时间内会有重大改动，也不把政改问题视作香港迫切需要处理的问题。大多数香港人关心的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提高政府管治效能等问题。 

第六，香港人对国家、中央、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都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对特区政府的工作表现有较好的评价。香港当前虽然面对不少经济和民生困难，但各方面都倾向于用积极和务实的心态应对。 

最后，中央已经明确表明并下定决心要行使全面管治权来确保「一国两制」的全面准确实施，为香港构建长治久安的基础，让特区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得以坚强和有效管治香港，并强化香港特区应对外部敌对势力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同时，中央亦明确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团结一致，推动香港走向由治及兴之路。2023年12月22日，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全国港澳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把爱国爱港的满腔热情转化为实际行动、把「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尤其要戮力同心破解发展难题，为香港的繁荣发展开拓新空间、增添新动能。

香港进入常态政治仍需居安思危

今天，非常态政治在香港基本上已经绝迹，而常态政治正逐步成为香港的主要政治形态。即便部分「反中乱港」分子仍然心有不甘和密谋再起，并不断利用机会通过各式软对抗来负隅顽抗，但反对势力尤其是「反中乱港」分子已经溃不成军，势单力弱，无法左右香港的政治大局。在香港新的政治格局和秩序中，由于得到制度和思想上的保障，常态政治不会像2010年代初那样只是昙花一现，而应该是香港长期性的政治形态。 

今天，香港的政治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政府施政畅顺，在经济、民生和发展事务上积极进取，行政立法关系实现良性互动，爱国阵营不断壮大，市民对政府工作表现和政治状况评价比较正面，香港人对国家和中央的态度明显好转，公开的抗议活动减少，各方面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视作首要的施政任务和政治课题，而非政治问题被别有用心的势力转化为政治问题的机会则比较小，香港人趋向理性务实，媒体不再是鼓动政治斗争和社会分化的力量，国民教育、宪法与基本法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稳步推进，香港正在有序和加速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然而，即便在常态政治主导下，我们也不可以简单认为香港政治生态已经万事大吉而放松警惕。事实上，一些因素依然会对香港的政治问题构成威胁。尽管我们预期非常态政治不会卷土重来，但各方面仍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对香港仍然虎视眈眈，而且不断对香港进行打击和破坏。西方媒体、组织和政客仍不断抹黑香港，唱衰香港的投资环境和发展前景，鼓动西方资金和人才从香港撤走，阻止外资来港，不断诋毁香港的高度自治、人权、自由和法治状况。美国对香港的公职人员施加制裁或威胁施加制裁，美国对香港实施科技出口限制，美西方包庇逃逸在外的「反中乱港」分子并利用他们诋毁香港，不时宣扬香港「一国两制」已经「死亡」、香港人权自由法治隳废、香港已经「沦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等不实言论。美西方的种种打击和破坏，目的不外乎是企图通过「从外到内」的行动在香港制造困难、不稳定和分化，更希望借此来鼓舞或保护香港的「反中乱港」势力。所以，与外部势力的斗争仍然是中央和香港各界的长期政治议题。这个议题在香港会带来一定政治矛盾和分化，尤其考虑到香港仍有不少人仰慕西方。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阵营却可以藉助发动群众与外部势力的斗争来推进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教育、破除部分香港人对美西方的幻想和憧憬，扩大爱国阵营、提高爱国力量的团结性以及巩固和开拓「爱国者治港」格局。 

第二，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家安全持续受到威胁，香港难以置身事外。在美西方执意把中国作为战略对手和「系统性」战略威胁的大环境下，各种针对遏制、打击、孤立、分化和削弱中国的政策和措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必然会接踵而来。为了阻遏中国的崛起和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美国也必然会继续利用香港作为对付中国的棋子，让香港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和给中央制造麻烦的来源。因此，香港必须要采取各种法律、行政、执法和司法手段确保国家安全得到切实维护。为此，基本法第23条的本地立法、制定其他必须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严厉防范和惩治「反中乱港」分子和认真监视、规管在香港的外部势力等工作便必不可少。这些都是带有政治议题性质的事务，难免会在香港制造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和政治矛盾。既然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大环境下政治议题无法完全回避，那么中央和特区政府便需要运用政治智慧和能力在最大可能内减少它们对常态政治发展的干扰。 

第三，反对势力在香港仍然拥有相当的民意基础。尽管「反中乱港」分子在香港已经受到有效遏制，但广义的反对势力在香港仍然拥有相当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反对势力对于无法藉助政治斗争来取得特区政权肯定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不会愿意接受在中央拨乱反正后确立的新政治秩序和管治架构。在「爱国者治港」的格局下，反对势力在管治架构内即便难以立足，但他们依然存在于社会特别是教育和文化领域，其影响力不能小觑，他们仍然可以利用各式软对抗手段阻挠政府施政和制造社会分化。在约一半左右的香港人仍然支持和同情反对势力的情况下，常态政治的牢固性不可以被过分高估。 

第四，在经济低迷和民生问题突出的情况下，利益矛盾可能会走向恶化甚至引发冲突。当前和未来一段日子里，全球经济、内地经济和香港经济形势都不容乐观。香港人也要面对经济低迷、生活成本上升和资产价值缩水的问题。在经济欠佳的情况下，不同社会阶层和界别之间的利益矛盾会愈趋突出，这对贫富差距已经巨大和阶级利益固化程度比较高的香港会产生很大影响。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机会演化为被敌对势力利用的政治冲突。因此，除了大力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把经济蛋糕做大外，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需要共同做好照顾和协调各方面利益的工作，而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更要担当好代表、反映、整合和协调各方面利益的职能。由于在经济困难时期特区政府的财政状况会承受巨大压力，特区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动员社会资源来弥补公共资源之不足，尤其是调动财力比较充裕的工商界资源来助力各种公益和慈善工作。所有努力的主要目的是纾解社会矛盾，避免矛盾激化而造成社会不安，更不要让敌对势力乘机兴风作浪。  

总而言之，在中央拨乱反正后，常态政治在获得制度和思想的保证下可望长期延续，但仍然需要中央、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对香港内外形势的变化经常保持警惕和不断采取及时、有效政策与措施加以维护，同时争取大多数香港人的理解和支持，从而防止非常态政治死灰复燃。由于香港进入常态政治为时尚短，少数人难免仍然会从政治阴谋论角度看问题，这对正常的利益和诉求表达不利，对稳定大局也不利。中央、特区政府和社会各方面仍然需要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大前提下，营造一个让大部分人可以愉悦畅通表达其利益和诉求的氛围，让各种社会矛盾得以及时察觉和化解，让部分原来支持反对势力的人改变政治态度，从而巩固香港来之不易的稳定和谐局面，并促使越来越多香港人支持「爱国者治港」的新政治秩序。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4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