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搞经济增长就是为了GDP吗？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实质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文 | 陈贤忠

30余年来，现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的常修泽以其“人本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道独特风景。

1945年，常修泽出生在山东滨州惠民县农村。在物质匮乏的少年年代，他眼见邻里乡亲忍饥挨饿，甚者逝去，这段痛心经历，成为他“人本经济学”理论的一抹底色。

“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里的这句话，震撼了青年时代的常修泽。

少年经历，加上理论修为，令他的经济主张深深嵌入了人本主义色彩：经济发展，人是目的，在于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984年，他调研深圳，之后带着对“社会主义加香港市场经济模式”的蛇口工业区的思考踏上莫干山，与一众青年经济学者共探国家前路。

“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务，不讲职业，只讲一个东西，‘以文选人’，拿出你的文章来，英雄不问来路”，常修泽在回顾1984年莫干山会议怎么遴选参会代表时说道，自由争鸣的氛围和精神冲击了传统的等级制和官本位，挑战了看血统，看资历这些旧的模式、旧的束缚。

2003年，常修泽接到一个重要的国家任务，写一份关于产权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他建议勾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中的“企业”两字，以便从广义上理解和把握“产权”，在这一年，国家首提“现代产权制度”。

此后，常修泽提出并出版学术专著《广义产权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广义产权论的三点要义，概括起来九个字：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他解释道。

亲历改革历程，常修泽献出《包容性改革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提出“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2017年1月10号，常修泽给国家发改委写了一个内部报告《关于保护企业家的七点意见》，他提出，应该给予民营经济企业家相适当的地位，要保护企业家，保护产权。

“社会共生论”是常修泽对未来展望的理论概括，他说：“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个社会需要共生。”

“心灵放飞是创新创意之源，最难受的是受困在思想牢笼”，常修泽在《创新立国战略》一书谈“探索未知”的乐趣时说道。

《财经十一人》近期访谈了常修泽教授，以下为对话全文。

财经十一人：从中国改革开放史史料中看到：您参加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您当时主要参与了哪些问题的讨论？

常修泽：我参加莫干山会议跟深圳蛇口有关。1984年春天，我跟着我的老师谷书堂教授到深圳调查，研究深圳的体制创新问题。蛇口当时由我们在港的招商局办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切了一块地，独自开发，香港招商局当时是由袁庚先生挂帅。在蛇口，它不同于国内其它的地方在于：从政治上来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挂红旗，按照国家的法令来办；但在经济体制上，实行的则是中国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调查以后，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一个“试管婴儿”，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结合的试验区，于是，我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蛇口工业区开发给我们的启示》。蛇口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启示呢？最大的启示：它搞了一个试验，其实，我们整个国家也可以实行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样一种新体制，这是我最深刻的体会。会后，此文被《经济日报》选为 “莫干山会议”重点刊发的18篇论文之一。

您问我在这次“莫干山会议”上主要参与了哪些问题的讨论？简单说，我和“对外开放组”的朋友一起，主要参与了 “沿海开放先导论”和“开放倒逼改革论”的讨论，提出的观点刊登在会议第一期简报上，是集体的思想智慧结晶。

财经十一人：在您看来，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精神实质是什么？

常修泽：概括说，精神实质就是两个字：“改革”。我归纳总结了四条。 第一种精神，时代责任精神，或者叫“家国情怀”。当时参会代表一共124位，一批20多岁、30多岁的年轻人，年纪最大的也就40岁出头。大家从少年到青年，历经坎坷，有一种力求国家要富强，民族要振兴，力求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一种家国情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有一种“担道义”的时代责任感。第二条，我认为今天特别值得发扬光大的，就是“公平竞争”精神。我们国家“官本位”比较厉害，等级制比较森严。怎么样给处在社会底层的年轻人提供一个上升的通道，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和空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国家。莫干山会议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先例。开会要给国家献计献策，参会代表怎么产生？莫干山会议的突破性就是几个“不讲”：不讲学历，不讲职务，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关系，只讲一个东西，‘以文选人’，拿出你的文章来，英雄不问来路。这几个“不讲”，实际上冲击了传统的等级制和官本位，挑战了看血统，看资历这些旧的模式、旧的束缚。第三种精神，是“自由争鸣”的精神。当时围绕价格改革的辩论，就体现了这种自由争鸣的精神。价格必须改革，这一点大家有共识。但在怎么改的问题上，争论得很激烈。首先在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和理论依据上就有尖锐的分歧，一种主张“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一种主张“以市场导向的新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实质是，一个讲计划，一个讲市场。理论依据也不一样，有的是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依据，有的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作为理论依据。更为尖锐的是，会上围绕着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形成了三派意见。一派主张以“调”为主。谁来调？由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调。他也不反对“放”，但是以“放”为辅，小的零星商品的价格可以放开，但大部分价格还是政府调，这是“调派”的意见。第二派主张“放”，放开价格，政府不要去干预，准确地叫“以放为主”。这一派的代表当时还拿“温度计”比喻，说价格就跟水银柱一样，随着供求关系和竞争态势的变化，水银柱会自动地上，或者自动地下。调，怎么能调到合适的位置？除非把水银柱变成铁柱子。第三种意见，在“调”和“放”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就有另外的年轻朋友提出“调放结合”，或者叫“又调又放”。 这反映了什么？就是自由争鸣，有点百家争鸣的味道，当然这够不上百家，只是三家而已。畅所欲言，百花齐放，这种精神是今天特别需要发扬的。

最后一点精神，就是各个层面“对话协商”，互动，交融。1984莫干山会议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来，它不光是年轻人在这自由争鸣，关键还有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这些领导在那，他有想法，有构思。在这个期间，领导和群众有一个上下的互动，社会协商，社会对话，而且互动得很好。我认为，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社会对话”、“社会协商”是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一种很好机制。

财经十一人：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里，首提“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据我们所知，这其中有您的贡献，您当时为什么提出“现代产权制度”？您做了哪些工作？

常修泽：一开始，我也是一个“狭义产权论”者。对“产权”这个范畴，我一开始理解得也比较窄，就是把产权看成是物权、债权、股权等，基本上看成是一种物品的权利。促使我思想转变，由“狭义产权”发展到“广义产权”，这个契机节点是在2003年，因为当年10月即将召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我接到上级下达的任务，写一份关于产权的基础性研究报告。于是促使我重新研究、思考“产权”。经一番研究，我感到把产权仅仅定位为物的权利是不够的。因为缺了人的权利关照。比方说，我是一个技术人员，如有技术创新，应该有技术产权；我是一个管理人员，如有经营业绩，应该有管理产权；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如能著书立说或发明创造，应该有知识产权。上述人的这些个权利不是物的权利，因此，光说产权是物权、债权、股权，容纳不了这些物以外的权利。从“人本经济学”角度来思考，哟！我发现丢了一个很重要的权利，不光是物品产权的权利，而且包括人的产权的权利，这是我的寻求突破的一个构思。这样，我原来信奉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我觉得“壳”小了，没法囊括上述多种形式的产权。就企业层面来说，当然还要讲“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应该突破这个外壳。比方以人的产权为例，有的在企业里头，但有的并不在企业里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学者，写了一本书，应有我的著作权，我这个人不一定是在企业里头，如此等等。所以，我建议形成一个报告，报告题目叫《论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建议对“产权”的内涵应该“从广义上来把握”。 “从广义上”把握，产权就不仅仅包括人们所熟知的物权、债权、股权等物品的权利，而且包括人的知识产权、技术产权、管理产权等各种权利。既然要从广义上把握产权，不仅企业里边有产权，企业外边还有很多产权，基于这种认识，我建议把原来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中的“企业”俩字勾掉，就变成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现代产权制度”。

后来我看到，就是《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使用“现代产权制度”，虽然跟我从广义上理解产权有某些相通之处，但这只能说是不谋而合，不能说是我的贡献。我在《学术自传》写道：“作为探索者，大家所想的差不多，你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广东经济出版社，第219页），它应该说是是领导和起草组同志的集体智慧吧。

财经十一人：产权要“从广义上”把握，后来您也提出并进一步发展，在2009年出版您的代表作《广义产权论》，那么这个“广义产权论”的要义是什么？

常修泽：《广义产权论》的三点要义，概括起来九个字：广领域、多权能、四联动。第一点要义：广领域。广到哪儿？广到天，广到地，广到人。“广到天”：天上有产权吗？有，什么？环境产权，如碳产权。我一论（2006）、二论（2007）、三论（2008）《环境产权》系列文章中，探讨了碳产权排放和交易，强调“环境是有价的”，减排下来的碳产权指标可以卖钱，可以交易的。果然，后来到了21世纪10年代以后，碳产权交易如火如荼地搞起来了。“广到地”：注意：“地”的概念不仅仅指“地表”，而且包括地上地下的自然资源，主要是六大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草原资源、淡水资源和海洋资源，每一种都有产权。“广到人”：包括人的各种各样内在的权利，如知识产权、管理产权、技术产权，劳动力产权等。第二点要义：“多权能”。注意：产权“不是一朵花，而是一束花”，是一个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包括各种各样权利的“权利体系”。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权利，只要有权利的地方都有产权。所有权无疑是产权，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处置权、分配权等等，也都是产权。 所以我在2009年提出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可以流转，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土地的承包权是农户的，而承包权的经营权是可以流转（包租卖）的。比方，我作为一个农户不耕作经营了，我可以卖给另外的个人或企业，他来租我的地，每年给我土地的使用费，我就出去打工了，地也不荒着，但承包权还是我的，多少年后把地再还给我。同样的，比方说有些房屋，我没有所有权，但我有“使用权”，在我的“广义产权论”里，使用权也是一种产权啊。即便是我们沿海省的海洋，所有权是国家的，但是也可分出“海洋用益物权”。例如，海南省前年就出台了“海域使用权的转让办法”。总之，不必局限于所有权，有“使用权”，归我用也是一种权利啊。第三点要义：“四联动”。对于产权，以下这四个制度是联动在一起运作的。第一个，产权界定制度。谁的？所有权谁的？支配权谁的？使用权谁的？“桃子该谁来摘” ？都界定清晰。第二个，产权配置制度。什么样的地方配什么样的财产性权利，配置要很合理，要适合得当。比如说，要不要给北京一些早点铺配上国有产权和国有经营权，这是否合适？我认为不合适。所以就要改革，据我所知，从本世纪初开始，北京的国营早点铺也搞“混合所有制”改革了。第三个，产权交易制度。产权要流动起来。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大改革精神的激励下，我曾提出一个关于《建立企业产权市场和经营权市场的构想》，1988年5月产权交易市场在中国应运而生。现在我国搞了好多产权交易所，尤其是北京产交所，搞了自然资源产交所，又搞了知识产权产交所等等。现在，中国经济改革又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口”。产权交易市场向何处去？近年，通过对产权交易市场的实际调查，又激发我萌生“第二个构想”—— 《“全要素 多资源”的产权交易市场新构想》（载《产权导刊》）。

第四个，产权保护制度。产权保护这个领域里边，我们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公权力对于产权侵害比较厉害，出了很多冤案、假案、错案，所以要有产权保护制度。比如之前北京物美集团的董事长张文中，在2006年前后，被冤屈，判了刑，但他一直不服，到2018年直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对他的案件给予平反，他在法庭上获平反的照片现在已被收到历史博物馆，成为历史镜鉴，警示后人。

财经十一人：您1986年提出“人本经济学”，后来您又出版了《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体制安排研究》，我们很好奇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当中，您为什么尤其提倡这样一种人本导向的理念？

常修泽：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实践，包括个人的经历；一个就是理论，特别是经典理论的启迪。1960年我在天津读书，正好初中暑假，回山东老家时，看到有村里有的乡亲饿死。我的家人虽然没有被饿死，但改变了我的命运，促使我思考：我们干事业，到底人的位置在哪里？“人”在哪里？这是切肤之痛！搞经济研究以后，发现有一个“剪刀差”，有两条曲线，一条是GDP增长线，一条是居民收入线，应该说，这几十年GDP发展很快，物的增长不低，但是“人的收入增长和福利的改进”这条线是在GDP增长线的下面，两条曲线呈现剪刀状，就像剪刀一样剪着我的心。我们搞经济增长，搞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GDP吗？这是一种严重的物本主义思想。物本是以GDP挂帅，GDP挺高也有好的一面，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没跟上来，老百姓的福利增进没有跟上来，这样的发展路数我们能继续下去吗？这是一个我个人经历和个人研究的感悟，引起我的思考。第二个，就是理论。给我震撼最大的是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里边有一段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说这是新社会的本质，新社会就新在这个地方。注意：是“每个人”，是“自由”发展。我看了以后，有石破天惊的感觉，马克思主义道理千头万绪，实质是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在1986年就写了个“关于建立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的课题申请报告。我针对什么而写呢？第一，我针对物本主义，物本主义太厉害，没有转到人本上去；第二个，我针对官本位、等级制，没有把人的发展作为一个本位。

后来我出版了《人本体制论》（2008），有人问我这个“人”是什么，我说三条：横向上，全体人，改革发展成果要让全体人民共享；纵向上，多代人，在考虑发展问题时就不能只考虑我们这一代人，还要想到后世的子子孙孙们，如果我们把资源搞枯竭了，把环境污染了，儿孙们怎么办！内核上，多需人，人有多种多样的需要，不光是吃饱穿暖这些经济物质的需要，还有精神上的需要。

财经十一人：我们知道您提出了一个《包容性改革论》的观点，可能也是基于人本导向的思想内核，请您谈谈为什么提出并且强调包容性改革论的原因？

常修泽：有人问我，你写《包容性改革论》，这话里有话，你针对什么？我说针对“排斥性改革”，我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虽然排斥了一些该排斥的东西，但是也排斥了一些不该排斥的东西。排斥谁了？例如，这些年，骨子里是排斥民营经济的。所以我2017年1月10号给国家发改委写了一个内部报告《关于保护企业家的七点意见》，我归纳到理论上，就是存在排斥性问题，我们没有给予民营经济企业家相适当的地位，所以我提出一定要保护企业家，保护产权。后来这个《报告》先在《人民日报》摘要发布，后又在新华社报纸刊出。到了2018年11月1号，最高层召开民营经济座谈会，提出两个突出的观点：第一，民营经济是我们国家制度的内在要素。第二句话更形象，说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我觉得这两个认识有助于克服民营企业家预期不佳的倾向。

海纳百川，因为海有博大的胸怀；壁立千仞，因为壁有擎天的境界。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财经十一人：对下一步的改革，您最关注哪个领域的改革？您有怎样的思考？

常修泽：社会改革，我在《包容性改革论》提出“社会共生论”，核心就一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必出走，中产必须扩大”。这个社会需要共生，大伙都得有活路，穷人有穷人的活路，富人也得有活路，更重要的是中产阶层更要有广大的活路。对于下一步的改革，我认为要探索改革上的规律性的东西，下一步的改革当按照规律来办，我提出了四条规律性的认识：

——第一，是“一个根本”，以人的发展作为整个改革发展的根本。

——第二，是“两个结合”，社会主义一定要跟市场经济结合，我们要从1.0版的结合向2.0版的结合，迈向一个2.0版的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是“三维生命体”，天有生命，地有生命，人有生命，以天地人产权来打造天地人的命运共同体。

——第四，是“四方文明交融”，中华文明一定要和世界文明包容发展，要交融。

（作者系《财经十一人》编辑，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