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黄花岗外》，这本书的名字很吸引人，提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联想与思考方式：黄花岗起义是孙中山共和革命成功之前的最后一次「失败」，是最终成功的关键阶梯和推力，黄花岗内的烈士、事迹、记忆和意义，其来由和定数在黄花岗外。廖书兰女士的《黄花岗外》在2021年即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推出内地简体增订版，是对辛亥革命之共和主义的独特纪念，是对孙中山革命精神与革命烈士群体的诚挚礼赞，更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艰难历程的学术钩沉与道义重估。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史的里程碑，是共和主义价值和政治进程的转捩点，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关键塑造时刻，而孙中山及其主义、政党、起义、牺牲与道德人格之展现，实在是中华民族现代奋斗史的精彩华章。 黄花岗在该书中成了一种精神象征，一种革命之牺牲、美德与意义的历史凝结，一种革命者之历史图腾。廖书兰女士要给我们展示的是，这样一种精神是如何在晚清大变局之际形成和定格的，革命党为何能够做到屡败屡战，死不旋踵，奠基共和，开创现代中国。这是一个关乎现代中国之形成的重大学术命题，各学科之研究汗牛充栋，观点与立场纷呈，《黄花岗外》有何独特性及思想价值，能够在此类研究中独树一帜呢？通读全书，笔者以为如下因素成就了该书之学术与思想意义： 其一，作者旅居港台的长期生活经验及作为历史专栏作家的丰富履历，造成了对香港和台湾与大陆整体革命史深切互动关系的内在观察和心得，孙中山及其共和革命是其中最显著的连接点，作者循此连接点深挖成书，功夫用对。 其二，作者具有相对开阔的国际视野、文学敏感性与较为成熟的历史文献处理方法，选择黄世仲的《党人碑》（1907）为主要研究文本，从辛亥革命史的在场人物和叙事中寻觅历史之真相和精神之生动细节，并能基于客观之学术和历史研究者立场加以评判，肯定中有商榷、解释和补缺，显示学术严谨性和客观公正史观。 其三，一手资料的穷尽搜索和历史过程的细节复盘。作者通过港台及海外联系广泛搜集主题文献和一手珍贵资料，既有独家复印自大英博物馆等处的历史珍稀档与档案，也有大量访谈整理而成的可靠历史素材，还有通过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史研究专家等途径而汇集的学术研究文献，这些为该书的学术基础提供了关键支撑。 其四，作者的情感投入和对孙中山精神、共和革命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殷切期许，书中细节每每折射出作者的学术工匠精神和细致打磨的思想品性，是极度用心呈现于世的历史文学研究佳作。 

《黄花岗外》以黄世仲的革命小说《党人碑》为中心叙事线索展开。如果说孙中山是廖女士的政治偶像，黄世仲则属于其思想偶像。廖女士和黄世仲均为港台范畴的专栏作家，有着以笔入世的志向和成就。「妙手著文章」反映了他们共同的心迹。这也是为什么廖女士对《党人碑》如此钟情和倾心研究的因由。《党人碑》有著重要的革命文学地位和革命精神动员的政治功效。1907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孙中山的党内地位受到一定挑战，革命起义屡战屡败导致了革命阵营内部意见分歧，意志低落，内争激化。黄世仲深度参与并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事业，以其独特且具影响力的方式大量撰写革命政论文章和革命小说，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大业。政论文是直接的舆论武器，应急论辩，争夺政治话语权和社会文化领导权，这一斗争在内地、港台和海外激烈进行着。革命小说则更具民众普及性和影响力，以典型人物的批判性书写及历史事件的导向性叙述为主，潜移默化地开展思想文化斗争，为革命意识形态和政治事业服务。在革命低潮时，在革命理想受挫和革命事业前景晦暗时，革命领袖自身的坚持和呼吁固然重要，革命同道者的「树碑立传」也不可或缺。《党人碑》就是起到这样的历史性作用：以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首义（1895年）之历史钩沉和人物评判为线索，广泛触及晚清之际两条路线、两股势力即革命党和保皇党的思想与政治斗争，明确褒扬孙中山的领袖品质与革命思想的正确性，明确贬斥康有为的保皇路线及其投机性和历史反动性。1895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分水岭，甲午战败深度动摇清廷统治根基，为变法或革命提供历史与政治空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进程陡然加速。康有为「公车上书」启动了君主立宪的变法进程，相对清廷专制体制有历史进步性，但最终遭受政治挫折并催生了康有为的海外保皇运动，与民主革命路线对抗。孙中山以民主共和思想为革命确立合法性，以香港为基地建立革命组织及策划革命起义，坚决走暴力革命与民主共和道路，最终推翻清廷而建立亚洲之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具有开创历史的重大意义。《党人碑》试图唤醒和传播的正是孙中山共和主义革命的道义和力量。

《黄花岗外》在基本政治立场和叙事取向上与《党人碑》基本契合，这是建立在廖女士和黄世仲共同的历史观和政治信念基础上的。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与革命事业，不仅在其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名声大噪，给海内外华人及其政治想像和心系祖国的政治行动指明方向，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宏观进程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接力承担的现代国家建构与民主政治建设的伟大事业。这种共和的信念与民族的信念的历史性结合，孙中山是启蒙第一人，也是政治行动第一人。《党人碑》酷似辛亥革命早期（1895—1907）的「封神榜」，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由此更加清晰和确定化，而保皇党群体则被定格在历史与政治的反对面，革命党内的机会派和软弱派也受到一定的批判。黄世仲的《党人碑》已具有为革命党立下「春秋大义」与纪律规范的初步意义。由此观之，黄世仲本身的革命精神领悟与革命道义的叙事传播，就已经在1907年的革命阵营内达到相当高度之境界和角色。在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武昌起义中，黄世仲同样表现不凡，相继写成《五日风声》和《新汉建国志》，以新式革命小说形式不仅继续为革命党人「树碑立传」，而且以细腻笔法和典型形象向当时启蒙未深的中国社会传播革命道义，召唤革命同志，巩固革命成果。以黄世仲的才学、行动和影响力，恰似辛亥革命之中国版的「潘恩」，而《党人碑》是其革命小说系列中最具影响力和典型性的里程碑作品。 但历史总是与政治相缠绕，光明也难免遭遇黑暗之侵蚀，黄世仲之大名、大义和贡献在当时代遭到了封杀和淹没。廖女士对此亦扼腕叹息，并以《黄花岗外》之研究和传播来专门担负一种为之「历史正名」的使命，由此更可见廖女士对黄世仲其人其事的历史钟情和心心相印，其背后心曲自然是历史转折处的大义觉迷与革命精神的是非曲折。廖女士直言，革命元勋如黄世仲者在辛亥革命成功后被迫害至死，是辛亥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的阴暗面，而她不避嫌疑，根据史料考证将肇凶者陈炯明与胡汉民和盘托出。事实上，辛亥革命之成功，有所谓「黄花岗外」的经年积累和推动，革命已达一定气候，也有清廷之极端腐败带来的政治演变加速和地方精英离心的因素，并非革命之完全成熟与社会之大体启蒙，否则就不会有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二次革命、「人血馒头」及后来的国民大革命之新事件与新人物了。不仅革命成功之初的广州存在内讧与争名夺利之阴谋动作，即便武汉首义之后的革命当局亦内讧与阴谋汹涌，全国其他地方并无特别改善昭彰之处。这更加凸显了《党人碑》的历史和政治意义，即《党人碑》揭示和推崇的革命道义精神与公心，并未真正落实于革命阵营及社会空间，革命之文化启蒙、社会教育、政权建设与法制建设仍有极大之空间余地。黄世仲身死革命派内部倾轧，其沉冤多年而渐然得雪，《党人碑》之不朽的革命小说开创性地位和政治启蒙意义亦日显昭彰。廖女士立足21世纪之情景和史观，回望百年前之辛亥革命、中山精神及作为中山精神忠实执行者与宣传者的黄世仲及其《党人碑》，其心系历史、学术钩沉、人物评判、道义重估之林林种种，就可通达而解了。黄花岗外，烈士安息处的历史意义并未穷尽，面向历史深处与历史连续进程的学术探寻和意义重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一种文明意识和理性精神。 

当然，作为革命小说和政治启蒙作品，《党人碑》是历史与文学、学术与政治的结合之作，其中的历史选材、价值评判、政治定位和意义导向，不可能没有具体立场的确定和限制。廖女士并未回避这一点，对《党人碑》中显著存在的史料、史观及人物评价的细节偏颇进行了学术性的阐释与纠正，并给出了同情的理解和客观的评述，这是可取的学术立场。《党人碑》由于历史原因，其具体章节散佚较多，虽经廖女士极力搜寻补充，终究未能呈现全貌。而即便借助国民党党史资料进行想像性补缺和补写，其况味、气质及意义毕竟不同。 整体来看，廖女士对这一段历史公案的学术钩沉和道义重估还是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基本澄清了《党人碑》的学术地位和历史贡献，大体还原了黄世仲的政治面貌和人格，深入推进了辛亥革命史与孙中山共和主义精神的细节研究和历史意义的深描。内地在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推出《黄花岗外》，本身就是对孙中山共和精神、黄世仲《党人碑》及廖书兰女士之革命史研究和阐释的时代肯定，并使黄花岗内的革命先烈告慰和瞑目，黄花岗外的历史正义更加清明，以及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两岸完全统一的精神基础更加巩固。 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12月应邹鲁的请求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事略》写序，既提及「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又扼腕而叹「顾自民国肇造，变乱纷乘，黄花冈上一土，犹湮没于荒烟蔓草间。」可见辛亥革命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与暗流涌动，「并寿」之黄花岗亦有「湮没」之孤寂，这是革命先行者「死不旋踵」的伟大与悲凉。黄世仲没有死于黄花岗之起义现场，却牺牲在革命成功后阵营内部的倾轧迫害，其「并寿」与「湮没」之历史命运，恰与黄花岗烈士群体同，故黄世仲既在黄花岗之外，也在黄花岗之内。廖女士以《黄花岗外》为黄世仲、《党人碑》及孙中山共和精神正名和传扬，是一种历史正义感和学术真精神的卓越体现，也为当代研究和阐释中国革命史和民族精神史提供了一种独特方法和学术样本。 为此，我诚挚向内地读者和革命史研究者推荐廖女士的这部专著《黄花岗外》。我们要通过历史现场的学术钩沉和道义重估，凝聚起民族复兴和国家统一的更强大意志和力量，奋身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之中。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