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小庄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需要文化传承方能源远流长。本文围绕习近平主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具体阐释了五个特性的深刻内涵。香港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承载著五大特性的同时应为传承中华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主席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2日，他又考察了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结束后，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本文结合香港“一国两制”实践，阐发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看法与认识。

从学理角度来看，“一国两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地看，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一国两制”。汉初“郡国并行”，郡直隶中央，王国由分封的诸王统治。清雍正“改土归流”，说明在改革之前，明清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曾以土司治理当地。此类制度和政策的差异，也可说类似“一国两制”。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华文明包括古代“一国两制”文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可以适用于香港“一国两制”，香港“一国两制”也应可发挥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作用，以体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

一、香港应当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所谓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就是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世界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除中华文明外，其他三大文明都中断了。

对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有不同的探索，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提出“治统道统兼承”说。王夫之有言：“天下所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也就是说，文明所依托的国家须有治统、道统相传，而优秀的治统和道统始能传承。

所谓治统传承，是故土统治者仍属中华民族，如汉、蒙、满皆属之。所谓道统传承，是本国主流治国及学术文化仍在故土阐扬，如儒、道、法皆属之。中华大地上的治统虽曾中断，但道统从未长期中断。数千年来，外国、外族曾占领、统治、征服中国，但或被融合，或被推翻。数千年来，外来文化、宗教信仰也曾流布，但无不被吸收和融和。数千年来，尽管战乱或自然灾害频仍，局部地区和部分人口发生迁徙，但没有消散。治统、道统，即使有难，有一尚存，则中华文明仍有光复之望。数千年来，尚无其他国家和民族可超越。

这种情况，证之于史，无不尽然。但中国近代以来有两个危亡时段：一是晚清及民国期间被列强入侵。经过鸦片战争，英国打败清政府。列强知道中国不是印度，未可独吞，十余个列强联合侵略、侵吞、掠夺、讹诈、蚕食、瓜分。二是日本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1937年又发动“卢沟桥事变”，妄图蚕食中国。据1957年出版的《中外旧约章汇编》记载，计有条约、章程等共1,182件，少数是鸦片战争前旧约章，多数都发生在这两个时段，该等条约有相当部分是“不平等条约”。在这两个时段，中国治统和道统两者有灭亡之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劫难。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各族人民经历28年艰难曲折斗争，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建立了新中国。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对不平等条约的审查和废除制度，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特权，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国家治统和道统回归和发展，实现治统和道统的有机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确保中华文明连续性。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因此，一个文明如得不到连续，就意味著该等文明所依托的国家亡国了，该等文明所依托的民族灭种了。虽然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150余年，但中华文明在香港从未发生中断。香港只有把“一国两制”贯彻落实好，才能确保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二、香港应当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希望找到原因后，中国可以迎头赶上。

要阐明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很不容易的，原因很多。例如：生产基础、社会需要、社会所处发展阶段、政府政策、国家发展战略和策略、人才培养、教育水准、民族特性、哲学宗教因素、外部条件、科技发明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对于“李约瑟之问”，有人还归咎于科举考试、官僚制度等。可以说，确定性、不确定性因素甚多。“李约瑟之问”的意义在于，中华文明尽管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但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而大幅落后，因此曾遭受挨骂、挨打的困境。但作为中国人，对本民族文明的创新性应当有信心。

现举大禹治水、邦国都邑文明、单一制大国的创建来说明：《尚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滕文公》：“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皆载洪水之害。《通鉴纲目》载帝尧求能平治洪水者，四岳举鳏（禹父），帝乃使治之，鳏大兴徒役，九年不成。帝舜继位，乃黜鳏用禹。禹改鳏封堵之策，顺水之性，因势疏导，总成大功。《尚书·禹贡》载其丰功伟绩。《史记·五帝本纪》：“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其治水思想以疏浚导引为主。这是对治水的创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等亦有记载。

西方曾以为，中国没有古腓尼基人和古希腊人的城邦建设，这是误解。理由有三：一是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说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壕沟所围村落、有壕沟和城墙所围城邑，包括距今四千多年在临汾盆地的帝尧陶唐氏都城的遗址，都比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二是《尚书》等先秦古籍称中国早期国家为邦国，各邦都有自己的都城，可以媲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城邦。三是作为“十三经”之一的先秦古籍《周礼》说明周初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的设置，相当于后朝的六部。其中冬官亡佚，代之以《考工记》。《考工记》就是周初（或春秋）都城营国的规划，其规模远胜西方城邦。

秦朝实行单一制也是对国家结构的创新。目前，不少世界大国采用联邦制，例如：美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加拿大等，唯有中国例外。尽管单一制有不少优于联邦制的优点，但治理较难，当今世界仍无任何联邦制大国进行大规模改制。战国时期已有部分郡县的设置。秦始皇一统天下后，就面临国家结构的选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召开会议，决定分封制、郡县制汰留。丞相王绾主张“置王”，保留分封制。廷尉李斯却认为：“周文武所封弟子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不能禁止”，“置诸侯不便”。秦始皇遂采用郡县制，中央派出官员治理作为国家行政区划的郡县，并统一法律。郡县制的现代名称就叫单一制。由秦至清，中国朝代变迁，历朝基本实行单一制，中国现仍是单一制国家。该体制主要特征是主权在中央，授权地方或派遣官员治理地方。

理解中华文明的创新性，香港需要清楚本身职责：一要在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中贡献香港力量，防范不利于国家安全、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因素。二要认同中国古人有关世界大同的主张，以行动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在历史上，世界大同的主张也具有创新性。三要在准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切实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增强治理效能，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三、香港应当发挥中华文明统一性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能牢固凝聚的强大韧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统一性前提是国家统一。古代中国的统一思想，始于《春秋》。《公羊传》载，隐西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东汉何修注：“统者，治也。……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早在春秋时期，史家已在议论中国的统一问题。春秋之所以萌生大一统观念，是因当时诸侯纷争，战火连绵。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也。在战国时期，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带来破坏和灾难，春秋时仁人志士有感于此，故创国家统一学说，拯生民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国家统一了，才能实现文明和文化的统一。

中国古代国家统一学说，是指武力统一。美国的统一理论，也是指武力统一。中国的历史远比美国长，发生国家分裂的次数远比美国多，国家分裂情况也远比美国复杂。例如：秦灭六国、三国归晋、南北朝合于隋、五代十国合于宋、清统台等。美国却因北方废奴而南方蓄奴起战端。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战争有“以战止战”的原因，但美国的南北战争，却是蓄奴不蓄奴的缘故。

然而，如果按照美国的模式武力统一国家，则可能发生内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历史表明，任何国家只有在长期国际和平环境和长期国内稳定环境中才能积极从事建设。正如邓小平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因此，“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既能够解决台湾问题，又比武力统一国家更有利于国家的发展。

美国当然明白，不能反对中国统一，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处于自身最大战略考量，美国一方面要求中国用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统一，另一方面却扶持“台独”分裂势力，制造两岸和平统一的障碍。这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所谓“一个中国政策”的实质内涵。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致黄炎培的信函中就提到“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的命题，相反，能和却未必能战。在朝鲜战场上，如果志愿军没有阻止美军越界北上的能力，美国是不可能签订停战协定的。邓小平也明白这个道理，一再叮嘱说：“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中国以“一国两制”保留台湾现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实现祖国统一，这意味著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即使中国统一了，但在涉及法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表现形式，仍未能实现一统。这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突破传统国家统一模式，体现并贡献中国的智慧和方案。但如果台湾当局坚持抗拒“一国两制”，就不可能排除大陆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人民支持“一国两制”的比例是很高的，随著李登辉上台，此后台湾又经历了两次民进党间断“执政”，“两国论”、“一边一国论”、“两岸互不统属论”和“台独”等主张被鼓吹，台湾反对“一国两制”的力量有所增长。

对此，邓小平是有预见的。他说：“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也就是说，他曾寄望于香港“一国两制”对解决台湾问题发挥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证明“一国两制”有著强大的生命力，对台湾有很好的示范意义。

四、香港应当发挥中华文明包容性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该包容性是历史形成的。

人们在谈到世界古代四大文明时，三大古文明已经消亡，只有中华文明连续下来。英国学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世界古代有二十多个文明，现存者也只有九个，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异于早期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其余大部分都消亡了。此说法似有含混，例如西方文明、拉丁美洲和非洲文明，都过于笼统；西欧大陆那么多国家，与英美的文明也不同，怎么都在一个文明系统内党同伐异？世界上那么多宗教，怎么只有三个宗教有文明？但这也说明古代文明是可以被淘汰的。

然而，研究中华文明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中华文明本源于汉族，但现在包容到56个民族，没有太大的民族冲突，这说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西方政治学者称中华文明为儒家文明，孔子也不过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员，但先秦诸子不同思想和主张可以兼收并蓄。儒家不是宗教，但中华文明可与道、佛等宗教并存发展。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体现于四次大民族融合：一是先秦至秦汉。中国的民族以华夏族为主干，而融汇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民族，成为更大的民族。二是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的战乱使中国人口发生大迁徙，又融汇了匈奴、鲜卑、氏、羌等民族，成为新的更大的民族。三是隋唐至元末（含宋辽金）。新的更大的中华民族又融汇了契丹、女贞、蒙古等民族，成为更新、更大的中国民族。四是明初至清末。更新、更大的中华民族又融汇了满、维、回、藏、苗、瑶等民族，构成当今中华民族的大部分民族。民族融合使中华民族不断壮大，对汉族进行征服的蒙古族和满族，终于也成为中华民族的组成民族。四五千年来，中国人口从不足千万扩大到14亿，华夏族对其他民族的同化、融和超越了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

随著中华民族凝聚扩展，国家疆域不断扩大，中华文明的凝聚、再凝聚就实现了。只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追求统一的中华民族疆域就会实现较持久的和平，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力。与可以形成民族（但不能形成国家）的希腊人、与可以形成国家（但不能形成民族）的罗马人相比，中华民族的特性是他们遥望不及的。志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美国民族，对印第安人实施种族灭绝，更是自叹不如。

“一国两制”涉及不同的社会制度，中华文明也可以包容起来。中华民族的包容性，香港“一国两制”可以发挥影响力。

五、香港应当发挥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在座谈会上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到底何者可以代表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是需要选择的。从总体上看，消灭了绝对贫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的代表。在世界众多大国或强国的文明中，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文明曾被西方政治学者称为儒家文明，是有理由的。例如，《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人不喜欢强人所难，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但西方文明喜欢这样做，给世界带来麻烦和不安。《论语`宪问》：“以德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很容易明白，一般的西方人也是这样的。但懂得以直报怨，也就是以公道正直态度对待自己怨恨的人不易。孔子的时代是允许血亲复仇的，但孔子并不赞成这样做。这是比其他文明更有人情味和道义感的中华文明精神。

中华文明对于战争有深刻的理解。《孙子兵法·谋攻篇》：“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思想是西方兵书难以企及的。面对旷日持久的俄乌冲突，中国极力劝和促谈，与一些西方国家拱火逼战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和平性。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说：“西方国家是向外征服的，中国国家是向心凝结的”。“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可说已为中国和平文化摆布了一个大局面。”这些论述反映出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与中华文明“修齐治平”的“絜矩之道”相契合。当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发生冲突、一些西方国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比较起来，尤其凸显中华文明和平性。“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说明，尽管香港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制度不同，但依然能够实现和平回归，避免了武力冲突，改变了历史上但凡收复失地都要大动干戈的所谓定势，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港澳青少年教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