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米莱当选，美洲震惊。米莱达沃斯演讲，举世愕然。

在一个混杂多元的世界，米莱的原教旨自由主义宣言及其配套的激进自由化改革措施，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疯狂的“加强版休克疗法”正在阿根廷展开，而且可能对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思想和政治路线产生冲击。

在从政以前，米莱更多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为人们所熟知，但不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信徒。在他看来，市场至善，政府至恶，个人至善，集体至恶，由此推演出自由资本主义至善，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乏善可陈。

米莱演讲有很强的针对性：其一，针对阿根廷经济路线中的集体主义和政府干预因素，要彻底清理既往政策，改行激进的自由主义政策，期待阿根廷出现自由经济奇迹；其二，针对西方世界在经济思想与政治治理上的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提出思想和政治批判，触发西方集体反思与联盟行动；其三，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及其路线，保持经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批判和对抗。

这三重针对性，从阿根廷国内改革到西方思想救赎再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体系竞争，米莱的思想与政治世界即刻鲜活起来，似乎自我塑造成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第一思想家和第一政治领袖。比较而言，拜登和布林肯都要相形见绌，黯淡无光了。

米莱对市场的推崇与对政府的否定，在逻辑上和价值上都是彻底的。米莱的思想逻辑并不新鲜，不过是哈耶克主义的再版。读一读1940年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米莱演讲彷佛是其最精致的读后感和行动书。米莱演讲结尾的口号是“自由万岁”，听起来很有思想穿透力，给绝望中的人们以希望，给多元中的思想以导向，给大变局的世界以“塞壬”之声。

试想，如果各国皆以米莱演讲为政策新路，全球化与经济发展又将如何？米莱预设的是一个极度理想化的自由市场世界，其中政府和集体不起支配作用，个人极度自主，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自然匹配，国际贸易畅通无阻。这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乌托邦，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极致化，但在现实经济和政治实践中从未存在过。

米莱的演讲在网络上激发热议，意见分歧：褒扬者视其为思想知音和政治同道，是哈耶克主义的共同信徒，并借此抨击社会主义甚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和产业政策；批评者视其为思想怪物和政治巫师，指责其迷信市场，贬损政府，以及不切实际与后果严重。

米莱演讲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重启“姓资”与“姓社”之争，并挑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左右之争，对诸多国家现实性的福利政策、产业政策与治理政策进行根源性攻击。他的思想根源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他的经济政策路线与美国特朗普主义有一定的重叠和旨趣，但他甚至比特朗普更彻底。阿根廷的“米莱经济学”无法在美国复制，也无法在南美获得积极响应，甚至他的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南美同行的严重质疑。

米莱的思想与政治对手是众多和强大的，既包括南美根深蒂固的左翼政治经济传统，也包括西方的罗斯福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还包括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这些在经济与政治实践中更具现实性和理性的不同传统，反映了人类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构化认知：既非市场至上，也非政府至上，而是各有功能，错落有致。

米莱要将市场推向理想化的极端，事实上在西方体系中也显得格格不入。市场上不只有自由、理性的主体，不只有资本强者，还有依附、感性的群体以及失败的弱者，国家间存在文明与主权之别，存在激烈的竞争与复杂的合作，从国家到人类社会还有共同危机需要应对，这些都不是单纯市场经济就可以完美解决的。

将市场完美化，不承认市场缺陷，不承认资本原罪，不承认集体伦理的合理性，不承认强弱之间的共存伦理，米莱经济学表面讲自由，实则必然导向丛林状态式的弱肉强食，与人类文明进步之道德方向并不相符。即使在亚当-斯密那里，也不是纯粹市场主义，而是市场与政府、社会道德的某种结合。一种逻辑推到极致，凸显的不是“深刻”，而是“片面”。

但人类也许需要阿根廷的这场自由资本主义实验，以便对自由主义的极端版本进行可见的检验，从而为人类在21世纪的道德和政治实践提供更清晰的共识与方向。在一个思想混沌和前途未卜的大变局中，米莱之言行有几分唐吉坷德的遗风，也有几分哲学王的自负。米莱需要知行合一，需要阿根廷作为试验场给出一个现实证明。也因此，未来时段阿根廷的经济走向和发展绩效，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观察评判对象，米莱本人也会是希望和绝望交织的风暴中心。

国内学者对米莱演讲及其政治经济学路线予以现身说法式的抨击，南美墨西哥和委内瑞拉总统也对其加以质疑，西方世界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并未热烈回应他的主张，更多的学者、投资者和政治观察家则保持了有距离的冷观甚至淡漠。这进一步凸显了在当今世界氛围下米莱及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孤独”身影。思想的彻底性当然有其逻辑上的酷美，而在混沌不一的炎炎浊世，带有鬼魅色彩的强力批判及其替代性呼吁，自然会带上一股思想与行动的蛊惑魔力，但这个世界从未纯粹，是众人、众口、众国和众生的，政府与市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集体与个体，东方与西方，需要的是辩证和共存，需要的是安顿与互惠，需要的是思想调适与实践检验。

如果米莱笃信社会主义是“通往奴役之路”，那么他所主张的原教旨资本主义则很可能是“通往丛林之路”。对米莱及其思想和信徒而言，这是一场带有根本信仰性质的自由主义道德自救和经济自新的伟大实验。但对于不同文明和区域的国家民族而言，以及全人类的和平发展前途而言，米莱实验可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激进展现，其破坏性大于建设性，其后果当然主要是阿根廷人民承受，也必然波及全球和全人类。

米莱的演讲和行动深刻表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现代性之争并未终结，在21世纪的大变局下仍在变奏展现。米莱思想及其阿根廷实验的未来走势、影响与结果，是人类思想与实践演进的重大研究课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在大变局中得见这一场思想逻辑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性实验，是一种历史的观察契机，也是学术思想磨砺进步的契机。

事实上，早有研究者指出过自由主义思想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过“钝化”现象，即自由原则与市场理性需要与社会主义信条、集体价值互动整合，尽管自由仍是本体和原则，但自由不再纯粹，其他的非自由价值取得规范性与合理性，并逐步反映到国家的立法与社会政策之中。甚至自由主义在那个时代的关键代表、《论自由》与《代议制政府》的作者约翰-密尔的思想体系中已然出现集体价值的成分。

可是，自由主义的“钝化”似乎不是思想和政治的退步，而是一种面向人类社会的合理改进，因为人类社会需要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共存，还有互爱。在个体与集体的生存辩证法中，个体并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这甚至成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前提。将个体推到绝对优先地位，实际上是对人类文明连续性和共同体道德秩序的逻辑反动和政治颠覆，其实践后果往往就是“通往丛林之路”。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经历一战和二战之后走向了福利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多元主义，而不再留恋甚至迷恋自由的原教旨含义及其市场主义。

当然，市场会失败，政府也会失败。与常在的政府及其失败经验的频繁刺激相比，总有一种思潮或心理倾向会引导人们尝试探问“更彻底的市场”是否是更优选择。这就是米莱灵魂深处的好奇与渴望。但这种好奇与渴望未必建立在真正理性的基础上，其思想主张与实践结果就很难获得普遍支持与认同了。

无论如何，米莱是人类思想与文明演变的一种可能性，一种心理倾向，一种政治猎奇，一种社会想象。阿根廷开启了这一路线的制度实验，无论结果如何，对人类在理性上最终作出正确选择都是一种无法忽视的经验与历史。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