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飞龙

帝国与霸权是人类文明史的规模现象和竞争现象，也是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内在现象。帝国及其意识形态、制度框架是帝国研究的主流，但帝国的基础及帝国权力的变迁却是多要素和多面向的。人类文明史上出现过帝国兴衰的诸多案例，如何解释它们的兴衰更替及其深层机理，是帝国史研究的关键线索。中译出版社最新推出的译著、美国历史学家斯科特·雷诺兹·尼尔森的《小麦战争：谷物如何重塑世界霸权》恰当选取了小麦作为观察和评估帝国权力与秩序变迁的关键变数，为我们打开了帝国史研究的一扇新门。该书可视为美俄帝国竞争史的一个历史缩影。

从美国的帝国成长史及其全球竞争策略来看，对欧洲市场与欧洲地缘政治权力的争夺和控制是一条主线。控制欧洲，不仅抓住了最有消费力的现代化群体，而且可以形成跨大西洋的经济政治联盟，整合塑造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霸权秩序。美国对一战和二战的决定性介入、二战后的马歇尔计画与北约体系均服务于这一点，美苏冷战则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对欧洲的经济与安全控制权，其制度性后果延续至今，深刻影响到欧洲战略自主和美国全球霸权稳定性。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战争，以“代理人战争”的形式重启了北约体系与俄罗斯之间的激烈地缘冲突，其中一条关键线索就是乌克兰小麦的控制权。与战争进程相应的是黑海粮食运输协议的起伏波澜，甚至卷入了多边政治担保机制和联合国安理会的加持机制。

从《小麦战争》的历史叙事来看，近代俄罗斯帝国的崛起与对乌克兰粮仓的控制紧密相关，而帝国衰落及十月革命的爆发则与美国小麦在欧洲市场优势的形成及乌克兰小麦产业萎缩有关。当代的乌克兰战争，小麦是关键点，俄国能源也是关键点。从美国角度而言，以代理人战争切断俄国对欧洲的能源供应并控制乌克兰小麦，可以极大打击俄罗斯国家财政实力及地缘影响力，削弱俄罗斯在全球体系中抗衡美国的能力基础，其本质仍是历史上美俄帝国竞争史的延续。从俄罗斯角度而言，乌克兰小麦与俄罗斯能源不能被北约控制与隔离，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持粮食安全和能源贸易利益。因此，未来乌克兰和平协定之最紧要条款，必然包括粮食安全和能源贸易安排，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妥当解决，欧洲安全新秩序才有可能实现。

《小麦战争》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判断：粮食即权力。这是农业与工业时代的国际政治法则，作者确信在数字时代仍然适用。资讯是最宝贵的当代财富，但资讯不能吃，不能喝，粮食仍然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围绕粮食特别是大宗农业产品的生产与市场竞争，仍然是国际政治博弈与地缘冲突的关键点。粮食的权力属性，在法国重农学派那里得到高度肯定，而据作者考证，法国重农学派之思想和政策受到中国古典思想家孟子的深刻影响。孟子在中国是儒家“亚圣”，以仁学著称，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作为思想与政治原则，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农业社会文明背景，其思想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就顺理成章了。中国古代谚语“民以食为天”也颇能作为思想验证。作者还特别提到中国“一带一路”所具有的对粮食安全与能源安全的战略和地缘政治意义，这是很有眼光的深刻解读。

作为历史学家，尼尔森有着学术职业的敏锐性，对重大历史危机、革命及地缘政治冲突的观察和分析有独到的切入点和视角。他考察过诸多革命与冲突事件，基本能够从中找出粮食危机的根源或线索。与小麦战争有关的“面包、土地与正义”的革命动员策略及其政治心理催化机制，在作者考察的诸多个案中精彩呈现。《小麦战争》的主线是帝国权力变迁史，叙事重点在于美帝国的小麦生产与市场化对俄罗斯帝国的竞争优势，以及俄罗斯帝国小麦生产的“东方化”及其财政破产的故事。作者在这一宏大的帝国小麦战争脉络中凸显了一位犹太学者兼粮商帕尔乌斯的巨大历史作用。作者声称帕尔乌斯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列宁、卢森堡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学派。帕尔乌斯是犹太粮食投机商，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鼓动者，甚至是土耳其现代建国的重要参与者。在帕尔乌斯的跨国思考与政商行动中，粮食既是消费品，也是金融品，他的“农业危机”理论与有关革命、帝国及秩序的小册子作品，对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预言到俄罗斯帝国小麦“东方化”的财政危机与帝国灾难，以及革命爆发的契机。他游说一战中的德国政府资助了列宁的十月革命，对瓦解俄罗斯帝国起到了重要作用。帕尔乌斯似乎没有祖国，穿梭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各国，对帝国权力与秩序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个人作用，其抓手和杠杆正是小麦及其市场力量。或许，没有祖国的犹太人的精明、贪婪、想像力和行动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乃至全球历史发展的隐秘机制。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1860年代的两场废奴革命：美国废除奴隶制和俄国废除农奴制。美国的小麦生产及其全球产业优势的形成从此出发，美国的小麦金融期货机制、本地生产规模化与铁路网路化、跨洋运输技术进步和成本控制等，为美国小麦竞争力提供了强大支撑，将俄罗斯帝国的乌克兰小麦逐步挤出欧洲市场。废奴之后的美国小麦生产实现了技术、金融与市场的现代化和国际化，俄罗斯帝国的小麦生产却没有能够同步更新，这导致了乌克兰奥德萨的“1873年大恐慌”以及俄罗斯帝国在小麦战争中的失败。俄罗斯的替代性选择是小麦生产的“东方化”及相应的小麦信贷与税收机构的制度创新，并对远东地缘政治秩序包括中国的地缘安全、粮食安全造成重大影响。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中止了俄罗斯帝国小麦生产的“东方化”进程，以及俄罗斯农业信贷体系的崩溃与债务危机的爆发，催生了1905年革命。俄罗斯小麦战争失败的阴影并未散去，一战之爆发与俄罗斯帝国确保黑海粮食通道安全的战略危机感有关，十月革命的爆发则与俄罗斯粮食安全的总体性危机有关。由此可见，小麦战争史，就是人类文明史和帝国秩序变迁史的一种独特书写模式。

作者反复告诫我们，粮食即权力，粮食安全是国家乃至帝国安全与霸权稳定性的基础，并强调这一点不因为数位时代与数位生活方式的到来而改变，因为粮食关乎生存和安全，数字关乎的只是便利和效率，粮食始终是人类存续的最关键基础条件。我国新近通过了《粮食安全保障法》，在第一条立法目的条款中强调“为了保障粮食有效供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防范和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这是将粮食安全纳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法制保障体系的范畴。美国在全球粮食生产中仍然占据主导优势，美国小麦、大豆及其转基因产品，构成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并对其他国家的农业体系及粮食安全造成重要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关系密切，自古而然，当代尤甚。从《小麦战争》揭示的美俄帝国竞争史及其教训来看，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生产的现代化、自主化和国际化就成为民族复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柱，也是中美体系性竞争的关键战场。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