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兆佳

为了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在全世界范围推销所谓西方“普世价值”，刻意制造“民主与威权斗争”对垒，一方面借此拉拢盟友、树立“民主灯塔”形象，另一方面借此排斥、打压和消灭对手，将一些国家扣上“威权”帽子。这种意识之争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在国际上得不到普遍认同，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和摒弃。站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中国提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了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抗等各种陈旧思维，贡献了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

美国借“民主与威权斗争”维护自身意识形态霸权

在东西方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之争极为激烈。冷战结束后，随著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社会主义一度陷入低潮，美西方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资本主义”更被吹捧为“普世价值”，被当作西方软实力的核心。然而，自从中国走上一条植根于中国传统与国情、建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上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全球的优势已经减退，而其减退速度又因为近年来美西方的不断衰落而加快。

最近十年，美国与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的差距不断缩窄。然而，不少美国的政客和专家仍然坚信，美国在软实力上依然享有长期的绝对优势，原因是西方所崇奉的“普世价值”比中国所推崇的、与“普世价值”相悖的价值对其他国家更具感染力。这些人仍然相信，那个由美国构建的、建基于“普世价值”的“自由国际秩序”依旧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最有利的国际秩序，不可能被中国所撼动。不过，由于多年来中国在思想领域的创新上不断取得进展，并陆续提出新的理念和主张，中国在全球尤其在全球南方的软实力已经到达美国不能小觑的地步。为了维护美国乃至西方在意识形态及政治上的霸权，美国悍然发动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可以想象，在未来颇长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将会愈趋激烈，其结果对中美之间的实力对比乃至国际政治格局都会有关键性的影响。

长远而言，从中美双方所揭橥的意识形态看，笔者认为无论在思想亦或是实际层面，中国的主张在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上比美国更为优胜，对其他国家更具有感染力，因而会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简单来说，当前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可以浓缩为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美国宣称的“民主与威权斗争”的对垒。过去几年来，美国总统拜登不断指控“威权”正在迅速蔓延，并对西方乃至全球民主构成严重威胁。既然“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斗争关系到人类的生死存亡，那么“民主”必须获胜。在美西方眼中，中国既是“威权”的典型，更是“威权”在全球扩散的推手。“民主”要取得胜利，中国的崛起必须受到有力的、全方位的、不懈的遏制，目的是让一个发展停滞、军事力量萎缩和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的中国不能成为其他国家景仰和仿效的对象。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价值和制度，“民主”被乔装为“普世价值”，但其意义和内涵却完全由美国单方面界定。除了美式“民主”外，美国不承认其他类型的“民主”。除非其他国家实行西方“民主”，否则它们都被认定为实行“非民主”“独裁”或“威权”政治体制。然而，美国从来拒绝承认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历史上几乎所有非西方社会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民主”的价值和制度，因此西方“民主”只是且只能存在和生长于西方的土壤，难以移植到其他地方去；二是即便是今天，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把西方“民主”作为它们追求的目标。相反，不少那些曾经试图实行西方“民主”并吃过苦头的国家都正在努力探索更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并试图从中国的发展中借鉴经验。既然古往今来不同民族和社会都没有向往或实行西方“民主”，那么美西方宣称西方“民主”乃“普世价值”的目的，就是要利用所谓“普世价值”作为“道德理据”，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排斥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策动与非西方大国斗争、强制别国实行西方“民主”、推翻或改变别国政权。

在“民主与威权斗争”的旗帜下，美国粗暴随意地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前者乃美国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后者则成为被排斥、打压和消灭的“异类”。美国的“民主与威权斗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一种意图分化或分裂国际社会以及排斥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思想，对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福祉极为不利，因此难以在现今的多元世界中作为建构国际秩序的基础而得到各国认同。事实上，一些美国学者亦清醒地认识到大部分国家都不可能成为“西方国家”，但他们依然认为，如果越来越多国家走向“威权”政治，那么美国便应该只与那些为数越来越少的“民主”国家结为盟友与伙伴，与其他国家割裂，甚至不惜与它们为敌。遗憾的是，这些人从来不会试图寻找方法，与那些不接受西方“民主”的国家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美国“民主与威权斗争”在国际上得不到普遍认同

由于其高度排他性、明显分化性和对其他文明和民族的不尊重，美国的“民主与威权斗争”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得不到普遍认同，因此美国也没有能够以此在全球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并不同意“民主与威权斗争”是当前全球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即便美国声嘶力竭地把俄乌战争界定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决斗，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这样看。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取更多国家支持美西方和乌克兰并且对俄罗斯施加制裁，美国把俄乌战争定性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生死对决，但大部分非西方国家倾向于把俄乌战争视作欧洲内部问题或是美西方旨在谋取更大霸权之举。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于2023年4月在欧洲11个国家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发现欧洲人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意图挑战并破坏欧洲的大国，他们也不认同拜登政府所推动的“民主与威权斗争”的框架。今天，美国的民主早已千疮百孔，主要反映在管治失效、行政立法僵持不下、党争难解、金钱政治肆虐、政治混乱不堪与社会不公不义恶化等痼疾之上。相反，不少被美国贬损为“威权”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却愈趋富强、管治有效、发展有力、社会稳定、人民幸福。因此，炒作“民主与威权斗争”议题难以扩大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客座研究员（Visiting Fellow）布鲁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不无惋惜地指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正面临危机——不是经济活力、外交能量或军事实力的危机——而是合法性的危机。世界各地的民调和访谈显示，自视为美国盟友国家的公众和菁英对美国民主的状况和方向心存疑虑。他们不再将其视为一种模式，他们担心美国的政治体系是否仍能产生值得令人信赖的结果。”他进而指出：“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不能再依靠美国民主以身作则，并针对共同挑战采取果断行动，华盛顿将失去领导世界的道德权威。”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外国公众已经对许多人曾经认为是美国民主的强项——保护本国人民权利的能力——失去信心。”“拜登正在谈论民主与威权之间的全球斗争。但如果美国不更新自己的民主制度，不让其更能够顺应人民的意愿，让投票变得更容易，减少金钱对政治的影响，让18世纪制定的宪法能够适应21世纪的经济形态，那么他的恳求就会显得空洞。”

讽刺的是，为了打击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威权”国家，美国却不惜把一些不符合美国对“民主”的定义、但愿意把那些可以用来对付中国的国家也划归于“民主”阵营之内。如此一来，美国对“民主”的所谓“虔敬”便显得空洞和虚伪。对于美国为何不能避免持“双重标准”的指责，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M·盖茨（Robert M. Gates）说得很直白：“华盛顿需要一套与整个世界打交道的战略，特别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俄罗斯和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安全和经济关系方面正在迅速超越美国。这一战略不应该将世界划分为民主国家和威权国家。美国必须始终倡导世界各地的民主和人权，但这一承诺不能让华盛顿忽视这样一个现实：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时要求它与专制的、不具代表性的政府合作。”

为了在国际上炒作“民主与威权斗争”议题，美国于2021年12月主办首届虚拟民主高峰会，主题为对抗独裁主义、解决和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2023年3月，美国与哥斯达黎加、荷兰、韩国和赞比亚共同主办第二次虚拟民主高峰会。这次聚会强调了民主国家如何为其公民提供服务，并最有能力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挑战。然而，与主题相悖的是，美国于两届高峰会上均邀请了多个按照美国对“民主”定义应属“非民主”和“威权”的国家参加会议，从而招来不少批评，更削弱了“民主高峰会”的政治感染力。此种做法的结果是这两次高峰会都搞不出声势来，第二届高峰会更在无声无息中黯然落幕，对美国的软实力不无打击。

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切合当前世界的需要

与美国宣扬的“民主与威权斗争”和旨在分化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相比，中国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同理心、对其他民族和文明的尊重、广阔的视野和人文关怀，因而更切合当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世界的需要。这些特征最终必会让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战胜”美国，在建构新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今年9月发布了《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在参考了过去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发展后，对习近平主席十年前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作出全面和系统的阐述。

在推介“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同时，《白皮书》对美国的“民主与威权斗争”谬误思想进行了驳斥，主要指出民主并非只有西方“一家”，而“西方民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白皮书》强调：“民主自由是共同追求。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民主，更不存在高人一等的民主。民主不是可口可乐，一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民主不是装饰品，而是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试图垄断民主『专利』、强行划定民主『标准』，炮制『民主对抗威权』的伪命题，挑动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是假借民主之名的伪民主。”

对于“普世价值”，《白皮书》也提出了中国的看法。“中国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所谓『普世价值』的狭隘历史局限，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

对于人类往后的发展路径，《白皮书》明确指出：“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人类面临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一种是重拾冷战思维，挑动分裂对立，制造集团对抗；另一种是从人类共同福祉出发，致力团结合作，倡导开放共赢，实践平等尊重。两种取向、两种选择的博弈和较量，将深刻影响人类和地球的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好代表了第二种取向。《白皮书》强调：“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开放包容，坚持互利共赢，坚持公道正义，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国际关系确立新思路，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智慧，为国际交往开创新格局，为美好世界描绘新愿景。”

与此同时，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提出了中国方案。“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一重要理念，汇聚了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盼稳定的最大公约数，画出了不同文化背景和发展程度国家之间的最大同心圆，超越了零和博弈、强权政治、冷战对抗的各种陈旧思维，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

总的来说，充分体现天下大同、文明多元化、平等互利和普世关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较诸“民主与威权斗争”所包含的狭隘国家主义和西方我族中心主义，无论在思想的深度、视野的广度、理想的高度和实际可行性等方面都远为优胜。随著时间的推移、“东升西降”的持续进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不断推广和完善，可以预期，在建构一个公平、和平、合理、包容的新国际秩序上，中国必将发挥关键性的思想和领导作用。

（作者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荣休讲座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