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斌
1月13日,台湾地区大选于晚上10点公布了选票结果。是次台湾地区选举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势均力敌的多组候选人大战,蓝、绿、白三方争锋相对,攻防激烈,分分合合,其中包括民进党的前台南市长赖清德,国民党的现任新北市长侯友谊以及民众党的前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最终,民进党以558万票胜出,得票率为40.1%,其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113个席次中,国民党获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晚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表示:“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
台湾地区的直选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末、即在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分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后,开始进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和建立各级地方的“民意机构”。1949年8月15日,台湾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通过制定且实施《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等法规,开始推动地方自治和“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等直接选举。据悉,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除了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外,其余各个县市的“县、市长”都已陆续实现直接选举。然而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独裁和操纵选举的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改革选举制度。1986年,由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正式成立,使得台湾选举出现了政党竞争局面。1990年,李登辉当选第八任领导人后,在其任职期间,台湾“立法院”通过了“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合并举行,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一次直选,这次直选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生态,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胜选,台湾选举再次进入了新的纷乱局面。
台湾直选民主的数十年实践到底给台湾地区带来了什么?从台湾社会的整体来看,台湾民众对选举的态度已有明显转变即从以前的狂热参与到现在对于选举的相对冷漠,尤其是台湾民众发现,所谓的“直选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现存的民生难题。从今年投票的人数统计上来看,“2024选民总人数只比2020年选民总人数增加了19万人,是近5届大选总人数增加最少的一届。2020年台湾选民总人数为1931万人,2024年选民总人数为1950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选举20岁到29岁的投票人数共284.9万人,比上届2020年选举的311.9万,少了约27万人。”即便是在今届“首投族”增加了102万人数的情况下,今年的投票率还低于2020年的数字,仅为69%。其次,四年一次大选,让各路政客在选票的高低输赢中“狂欢”,全然忘记了民生之需,民意之急,距离“选贤与能”的理想愈走愈远。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台湾选民(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普遍表示,他们更为渴望看到的是关注台湾人自身需求的选举,目前台湾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房价上涨、收入增长缓慢以及青年职业前景黯淡,都使得台湾民众对于两大主流政党表示失望。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台湾地区的2023年的年度代表字是‘缺’,反映出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对‘五缺’(缺地、缺水、缺电、缺才、缺工)的忧虑。”直选民主没有带来补“缺”的希望,反而将社会的人心和民众的所需作为了政治筹码,成为党派竞选撕裂的“骰子”和“棋子”。
台湾的直选民主看似“民主”和“平等”,但本质上是各政党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操作”。为了胜选,各路候选人钟情举办大型群众集会,利用极度煽情的口号,刺激选民,制造恐慌,使得“选举”成为了民众口中的“选战”。其次,直选常常沦为金钱的竞选游戏,买票、拜票的现象络绎不绝,金钱开道,左右逢源。不少候选人接受财团和企业的“政治献金”,上任后则为之“投李报桃”,在“民主”的旗帜下,大搞钱权交易。与此同时,黑恶势力渗透选举,“武斗”时有发生,暴力骚扰对手,皆是台湾直选见怪不怪的乱象。2004年,两颗子弹改变了当年大选的结果,陈水扁“顺势”爬杆得志。更为致命的是,台湾直选在政治权贵们的过度操作和谋划下,变得煽情、暴戾、充满着高涨的对抗情绪,尤其是民进党不断制造省籍和族群矛盾,拿着“统独”大做文章,滋生了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2023年12月3日,民进党赖清德在台北竞选总部造势活动上,就靠着一张“抗中牌”,便对蓝、白营进行了各种批评,他不需要政见,只需要“反中”。这种无脑的情绪拉票,则成为操纵民调的最简单方式,不需要政治能力,只需要政治立场,为反对而反对。更为讽刺的是,今届的民进党当选,实际上仅得了岛内40%民众的支持,而剩下的60%民众对之并无好感,甚至无法认同其理念,这种直选既不能保证了多数人的意愿,反而使得少数势力堂而皇之得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国台办所言,这次以40%民意而当选的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广泛台湾的真实意愿。
倘若“直选民主”确实如部分台湾民众所理解的,具有一定的形式上的民主性,那么全民直选又如何保证参选人的基本素质,从而实现真正的实质民主?选举不仅只是在选人,选政党,更是在选价值,选人心。数年来,台湾选举常与“作假”二字相联系。其中一大迷案便是蔡英文的学历。据悉,自称在1984年于伦敦政经学院获得博士学历的蔡英文,其博士论文在2019年之前并无法检索,在任何英国的图书馆都无法查阅其论文文本。而且,更令公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除非蔡英文是天降奇才,否则她又是如何可以在两年内读完一个英国博士学位?此外,2022年,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被爆其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林智坚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的曝光和发酵,为台湾政治议员的“买学”现象扯下了“遮羞布”。此外,根据近期的台湾新闻报告,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孟安亦被爆出其在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学历造假和学术抄袭暴露出的是参选人的品行问题,是事关政治诚信和能力的问题。毫无资格审查的民主直选,让各路“妖魔鬼怪”都有机会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作秀博眼球,这只能将台湾的民主选举沦为一场华而不实的、毫无道德底线的选举风暴,是非不分,礼崩乐坏。
台湾四年一届的地区领导人以及县市长选举频率频繁,又以直选为主要手段,使得社会大半年谈论的是“民主选举”,可是这样子的民主是为谁做主?这样的选举又是为谁谋利?直选民主又为台湾社会做了什么实事、好事?台湾到底是要在“民主”的华衣中“作茧自缚”还是要走出“民主”的迷途,寻找民心的初衷,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自救题”。
在台湾地区选举期间,笔者恰逢在台湾,目睹了选前造势与当日投票的全过程。在选举结束之后,一位台湾的挚友给笔者发来了如下的感慨:“‘政党轮替’早已是历史名词,第三势力崛起是必然现象,现今的蓝、绿、白‘三足鼎立’,也不能认定自己就是固定的三分天下之一者,随时都会有新崛起的颜色取而代之。”笔者耳闻目睹,深深感慨,无论当前的台湾是什么颜色执政当权,都不能阻挡国家统一的脚步。尤其是面对绿旗飘飘、挟美制华的民进党,我们更要放弃幻想,加快统一的步伐。因为无论是蓝色、绿色还是白色,红色的中国心才是真正的底色。
(作者为中国侨联委员、资深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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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志斌
1月13日,台湾地区大选于晚上10点公布了选票结果。是次台湾地区选举是自2000年以来,首次出现势均力敌的多组候选人大战,蓝、绿、白三方争锋相对,攻防激烈,分分合合,其中包括民进党的前台南市长赖清德,国民党的现任新北市长侯友谊以及民众党的前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最终,民进党以558万票胜出,得票率为40.1%,其候选人赖清德、萧美琴当选台湾地区正、副领导人。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113个席次中,国民党获得52席,民进党51席,台湾民众党8席,无党籍及未经政党推荐者2席。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晚就台湾地区选举结果表示:“这次台湾地区两项选举结果显示,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岛内主流民意。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这次选举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改变不了两岸同胞走近走亲、越走越亲的共同愿望,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的大势。”
台湾地区的直选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1940年代末、即在调整地方行政区划分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后,开始进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和建立各级地方的“民意机构”。1949年8月15日,台湾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通过制定且实施《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等法规,开始推动地方自治和“县、市长”、“县、市议员”、“乡镇长”等直接选举。据悉,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除了台湾“省长”和台北、高雄两个“直辖市市长”外,其余各个县市的“县、市长”都已陆续实现直接选举。然而 ,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后期,台湾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国民党独裁和操纵选举的事件后,国民党当局被迫改革选举制度。1986年,由反对派人士组成的民主进步党(民进党)正式成立,使得台湾选举出现了政党竞争局面。1990年,李登辉当选第八任领导人后,在其任职期间,台湾“立法院”通过了“省县自治法”和“直辖市自治法”。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合并举行,这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第一次直选,这次直选直接影响了台湾的政治生态,2000年,民进党的陈水扁、吕秀莲胜选,台湾选举再次进入了新的纷乱局面。
台湾直选民主的数十年实践到底给台湾地区带来了什么?从台湾社会的整体来看,台湾民众对选举的态度已有明显转变即从以前的狂热参与到现在对于选举的相对冷漠,尤其是台湾民众发现,所谓的“直选民主”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现存的民生难题。从今年投票的人数统计上来看,“2024选民总人数只比2020年选民总人数增加了19万人,是近5届大选总人数增加最少的一届。2020年台湾选民总人数为1931万人,2024年选民总人数为1950万人。”更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选举20岁到29岁的投票人数共284.9万人,比上届2020年选举的311.9万,少了约27万人。”即便是在今届“首投族”增加了102万人数的情况下,今年的投票率还低于2020年的数字,仅为69%。其次,四年一次大选,让各路政客在选票的高低输赢中“狂欢”,全然忘记了民生之需,民意之急,距离“选贤与能”的理想愈走愈远。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台湾选民(尤其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普遍表示,他们更为渴望看到的是关注台湾人自身需求的选举,目前台湾社会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房价上涨、收入增长缓慢以及青年职业前景黯淡,都使得台湾民众对于两大主流政党表示失望。特别是在疫情之后,“台湾地区的2023年的年度代表字是‘缺’,反映出长期以来,台湾民众对‘五缺’(缺地、缺水、缺电、缺才、缺工)的忧虑。”直选民主没有带来补“缺”的希望,反而将社会的人心和民众的所需作为了政治筹码,成为党派竞选撕裂的“骰子”和“棋子”。
台湾的直选民主看似“民主”和“平等”,但本质上是各政党的“利益博弈”和“政治操作”。为了胜选,各路候选人钟情举办大型群众集会,利用极度煽情的口号,刺激选民,制造恐慌,使得“选举”成为了民众口中的“选战”。其次,直选常常沦为金钱的竞选游戏,买票、拜票的现象络绎不绝,金钱开道,左右逢源。不少候选人接受财团和企业的“政治献金”,上任后则为之“投李报桃”,在“民主”的旗帜下,大搞钱权交易。与此同时,黑恶势力渗透选举,“武斗”时有发生,暴力骚扰对手,皆是台湾直选见怪不怪的乱象。2004年,两颗子弹改变了当年大选的结果,陈水扁“顺势”爬杆得志。更为致命的是,台湾直选在政治权贵们的过度操作和谋划下,变得煽情、暴戾、充满着高涨的对抗情绪,尤其是民进党不断制造省籍和族群矛盾,拿着“统独”大做文章,滋生了民粹主义的极端情绪。2023年12月3日,民进党赖清德在台北竞选总部造势活动上,就靠着一张“抗中牌”,便对蓝、白营进行了各种批评,他不需要政见,只需要“反中”。这种无脑的情绪拉票,则成为操纵民调的最简单方式,不需要政治能力,只需要政治立场,为反对而反对。更为讽刺的是,今届的民进党当选,实际上仅得了岛内40%民众的支持,而剩下的60%民众对之并无好感,甚至无法认同其理念,这种直选既不能保证了多数人的意愿,反而使得少数势力堂而皇之得势,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正如国台办所言,这次以40%民意而当选的民进党,并不能代表广泛台湾的真实意愿。
倘若“直选民主”确实如部分台湾民众所理解的,具有一定的形式上的民主性,那么全民直选又如何保证参选人的基本素质,从而实现真正的实质民主?选举不仅只是在选人,选政党,更是在选价值,选人心。数年来,台湾选举常与“作假”二字相联系。其中一大迷案便是蔡英文的学历。据悉,自称在1984年于伦敦政经学院获得博士学历的蔡英文,其博士论文在2019年之前并无法检索,在任何英国的图书馆都无法查阅其论文文本。而且,更令公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除非蔡英文是天降奇才,否则她又是如何可以在两年内读完一个英国博士学位?此外,2022年,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智坚被爆其硕士论文涉嫌抄袭。林智坚的学位论文抄袭事件的曝光和发酵,为台湾政治议员的“买学”现象扯下了“遮羞布”。此外,根据近期的台湾新闻报告,赖清德竞选总干事潘孟安亦被爆出其在高雄师范大学成人教育研究所的硕士论文涉嫌抄袭。学历造假和学术抄袭暴露出的是参选人的品行问题,是事关政治诚信和能力的问题。毫无资格审查的民主直选,让各路“妖魔鬼怪”都有机会堂而皇之地“粉墨登场”,作秀博眼球,这只能将台湾的民主选举沦为一场华而不实的、毫无道德底线的选举风暴,是非不分,礼崩乐坏。
台湾四年一届的地区领导人以及县市长选举频率频繁,又以直选为主要手段,使得社会大半年谈论的是“民主选举”,可是这样子的民主是为谁做主?这样的选举又是为谁谋利?直选民主又为台湾社会做了什么实事、好事?台湾到底是要在“民主”的华衣中“作茧自缚”还是要走出“民主”的迷途,寻找民心的初衷,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自救题”。
在台湾地区选举期间,笔者恰逢在台湾,目睹了选前造势与当日投票的全过程。在选举结束之后,一位台湾的挚友给笔者发来了如下的感慨:“‘政党轮替’早已是历史名词,第三势力崛起是必然现象,现今的蓝、绿、白‘三足鼎立’,也不能认定自己就是固定的三分天下之一者,随时都会有新崛起的颜色取而代之。”笔者耳闻目睹,深深感慨,无论当前的台湾是什么颜色执政当权,都不能阻挡国家统一的脚步。尤其是面对绿旗飘飘、挟美制华的民进党,我们更要放弃幻想,加快统一的步伐。因为无论是蓝色、绿色还是白色,红色的中国心才是真正的底色。
(作者为中国侨联委员、资深评论员,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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