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文轩

2019年区议会选举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当时的选举制度未能将乱港分子拒之门外，导致选出大批劣质区议员，如今近七成议席悬空，多区几近瘫痪。种种乱象究其根源，是制度上的漏 洞。如今，制度上的漏洞已然补上，应放眼新一届区议会的工作成果，能否真正为民做实事。如果以投票率高低论成败，或是纠结于门槛高低等细枝末节，那便是“缘木求鱼”和“捉错用神”了。

新一届区议会选举于12月10日尘埃落定。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区议会选举，也是区议会遭逢2019年巨变后迎来的新生，各方各面都备受关注。在新的选举制度下，这届选举的焦点已从过去建制派与反对派的激烈对抗，转为投票率的高低，而反对派的去留和选举门槛的高低也成为了社会讨论的高频话题。当中便存在著三大误区。

误区一:投票率与认受性有必然联系

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早早就不被看好。一来较高的参选门槛导致反对派绝迹，二来直选议席的数量大幅削减，选举气氛远不如往届激烈，故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兆佳估计这次投票率能超过两成就已是“相当不错”。最近还有消息称，炒热选举气氛是建制派阵营的硬任务，争取高投票率成了第一指标。有立法会议员甚至还担心政府把选举日翌日订为学校假期，会令部分市民利用为期三天的长周末假期离港旅行而无法投票，令投票率下降。

投票率过往一直被认为会影响当选者的认受性，所以无论反对派还是建制派，都乐此不疲地希望推高投票率，但这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投票率与认受性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回顾过往，自1982年区议会成立以来，大部分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都在35%上下，超过40%的共有四次，分别出现在2003年、2011 年、2015年及2019年的选举。这四个年份有一大共通点——政治争拗极为激烈，且争拗愈激，投票率愈高。

2003年，基本法第23条立法在反对派的煽动下，引发巨大争议，最终立法失败，建制派在那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败而归，投票率为44.06%;2011年处于回归后第二次政改的激烈讨论阶段，反对派此前还发动了所谓的“五区公投”，选举气氛炽烈，投票率达41.49%;2015年，第三次政改争议已持续数年，反对派于2014年悍然发动长达79天的非法“占中”，投票率达47.01%;2019年，“修例风波”造成香港社会极大的震荡，反对派趁势狂扫388席，不仅首次在议席数量上超过建制派，更罕见地呈现碾压之势。而那一年，投票率创下历史新高，高达71.23%。

若按照投票率与认受性成正比的逻辑，2003、2011、2015及2019这四年选出的区议会，其认受性便要高于其他几届。但以最极端的2019年为例，这超高的投票率是否就意味著市民对候选人的认可和信任?事实并非如此，在那次选举当中，许多市民的投票根本是盲目的，完全不考虑候选人的能力、政纲、履历，甚至记不住候选人姓甚名谁，投的就是一个政治立场。也正因如此，当年选出了一大批遇事卸责、侮辱选民、拒绝宣誓的乱港分子，令选民们后悔不迭。

投票率就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游戏

其实，早有学者分析指出，投票率就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游戏，实质是最终赢得选举、获取政权的工具;投票率高低从来不是其选举的关注重点，赢得选举、维持执政地位才是关键。而且，低投票率在西方国家也并不罕见，其原因无非也是缺乏党派竞争，候选人之间观点接近，难以激励选民投票。亦有学者认为，除非出现丑闻或重大举措，否则地方政治大多处于“平衡状态”，激发不出选民的投票兴趣。而当社会发展平稳，选民对未来有较好预期，没有通过投票来改变政府政策的强烈愿望，对选票就不会看得很重。所以投票率不高反而表明选民对政府施政和现状基本满意，不需要通过选举实现大的改变。

误区二:应给反对派“入闸”的机会

第二个误区则是认为，民主党等反对派有意改过自新来参选，不应拒之门外;而且没有反对派，议会就没有不同声音，体现不出议会的多元和包容。类似的观点由来已久，不仅存在于区议会选举，同样存在于立法会选举和特首选举。然而，这一观点最大的谬误在于对“反对派”的定义。在香港，很多人认为，与政府唱反调、与建制派阵营相对立的就是反对派，这种简单粗暴的划分方式在“修例风波”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香港需要的是“忠诚的反对派”，而非为反而反的反对派。

所谓“忠诚反对派”，最早出现在英国或其他英联邦地区国会的在野党，简单而言，就是他们在政纲、政策、定位上与执政党不一样，甚至以打击执政党为己任，但根本上还是效忠于其国家和人民。而香港的反对派明显不属于这个范畴，无论回归前后，香港选举从来都不仅仅是本土政治力量的对决，美、英等外部势力始终试图操纵香港选举。最为人所熟知的是，扮演美国在港代理人的黎智英，多年来向反对派各大政党源源不绝地输送金钱。例如非法“占中”的前后几年，黎智英就透过其曾任美国海军情报员的助手Mark Simon合共向9个政党提供合共4,080万港元的秘密捐款。2016年立法会选举，黎智英又与为操控选举而策动“雷动计划”的“占中”祸首戴耀廷合作，企图充当反对派选举工程的“幕后操盘手”。

黎智英本就不时向美国驻港领事“汇报”最新的政治情况，并听取“指示”。“修例风波”爆发后，他与美国往来得更加“光明正大”，包括当年7月赴美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和国务卿蓬佩奥会面时，他竟毫不掩饰地请美方“以行动支持香港人”。

受外部势力资助的反对派，无论如何与“忠诚”二字靠不上边，在社会上煽动暴乱、为暴徒美化粉饰、要求外国制裁香港......种种劣行无不印证其出发点根本不是为了香港，而是为其一己私利。

爱国者有公认标准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反对派因利而聚，亦因利而散。自黎智英和一众乱港首脑锒铛入狱后，公民党、职工盟等几大反对派政党陆续解散，剩下民主党这个昔日反对派第一大党还在苦苦支撑。民主党深知在没有议席的情况下将难以为继，所以前年因拒绝宣誓而辞职的一批原民主党区议员，竟厚著脸皮再度参选区议会。不过，选民也不是瞎子，爱国也不是一句空口白话，两年前因为怕被同道中人耻笑攻讦而随众辞职，两年后又为了议席和资源“转軚”参选，如此轻易地置选民于不顾，将区议员服务市民、维港献策的使命抛诸脑后之人若也能“入闸”，那才是香港最大的悲哀。正如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郑雁雄近日所言:“爱国者是有公认标准的，对于爱国者的判断，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既要看表面也要看实际。允许并欢迎有错失的人转变到爱国爱港立场上来，但要看时间和行动。”

误区三:选举门槛可适当放宽

第三个误区则是认为，香港国安法立法后，大局已定，目前参选门槛过高，有些矫枉过正。这种论调无疑太过乐观了。虽然香港国安法立法两年来，“修例风波”时的乱象尽除，社会逐渐回复平静，但这并不意味著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每一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之后，都会有一段平静期。但在看起来风平浪静的表面之下，反对派一直在蛰伏，一旦有机会就会暴起发难，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均是如此。

而且，即便是如今香港反对派大势已去，外部势力仍不消停。10月25日，美国国会16名跨党派参议员发布联合声明，称中国利用虚假的欺诈罪名抹黑黎智英。11月1日，美国5名跨党派国会议员，向参众两院的不同委员会提出《香港制裁法》，要求美国政府考虑将本港包括律政司司长、国安委秘书长、警务处处长、 检控官及法官等在内的49人列入制裁名单。同日，10名来自美国、英国、澳洲、加拿大、爱尔兰、立陶宛、印度和尼日利亚的天主教枢机及总主教联署，称身为天主教徒的黎智英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念及信仰、挑战独裁而陷狱”，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立刻无条件释放。

不问青红皂白，无视香港法律，美国这一套“组合拳”打出来，已彻底撕下伪装，哪还有半点讲民主法治的影子?当然，美国政客也并非不知道此举救不了黎智英，而是想利用黎智英发挥最后一丝余热，作为其攻击打压香港的工具罢了。美国政客的明目张胆，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外部威胁还远没到解除的时候，不要说选举制度放宽，基本法第23条立法亦是刻不容缓。

2019年区议会选举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莫过于当时的选举制度未能将乱港分子拒之门外，导致选出大批劣质区议员，如今近七成议席悬空，多区几近瘫痪。种种乱象究其根源，是制度上的漏洞。如今，制度上的漏洞已然补上，应放眼新一届区议会的工作成果，能否真正为民做实事。如果以投票率高低论成败，或是纠结于门槛高低等细枝末节，那便是“缘木求鱼”和“捉错用神”了。

来源：《镜报》2023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