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蜀永 | 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香港沦陷期间，日本宪兵队曾在莲麻坑、荔枝窝村等地将灌水、火烫、「吊飞机」等酷刑加诸于无辜民众身上，甚至将被捕平民无故斩首。为应对粮食不足的问题，日军强迫市民「归乡」，将其任意拘捕并押解出境，无数人死于途中或沦为乞丐。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在港日军制造了「银矿湾惨案」，烧毁房屋、逮捕村民300多人并对其施予酷刑。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战争罪行审判」电子资料库（Hong Kong's War Crimes Trials Collection）中的史料，详实记载了日军在香港犯下的这些惨绝人寰的战争罪行。

日军滥施酷刑

在香港沦陷期间，日本宪兵队经常滥施酷刑对付香港市民，包括灌水、火烫、电刑、夹棍、「吊飞机」、跪刑、鞭打、斩首等等，许多无辜的市民因而惨死。

1943年10月9日，沙头角派遣队前往莲麻坑，将村内近70名村民拘捕，带回沙头角宪兵部拘留。三天后，当时的村长叶吉伟被带到审问室拷问，指控莲麻坑村村民匿藏游击队员，另外又指村民协助九龙游击队的活动，以及参与轰炸粉岭发电站。叶吉伟否认这些控罪，日军便指令宪查把叶吉伟缚在梯子上，使他无法动弹，又将一条水管放进他的鼻子里，将水注入他的腹中，历时约5分钟之久。当叶吉伟被灌满水后，日军随即踩在他的肚子上，让他把水吐出来。日军再次迫叶吉伟认罪，叶吉伟再次否认，结果又遭受第二轮水刑。叶吉伟离开审讯室时，已经无法正常走路。

1944年 9月，日军曾对莲麻坑村进行第二次大拘捕。日军指控村民联同游击队盗取莲麻坑矿山的炸药。叶吉宏是一名61岁的老人，亦是当时莲麻坑村的村长。他否认这些指控，日军随即用一根粗棍对他猛击，期间不停威逼他认罪。叶吉宏被打五六次后，中岛命令他跪在地上，并以一条铁棍放在他双膝拐弯处，命二人在左右两端往下压，持续了约10分钟。叶吉宏极度痛苦，整个人趴在地上不能动弹。火烫也是一种很普遍的刑罚。一般是用香头、烟头烧灼受刑者的皮肤，有时也会使用点著的蜡烛、烧红的铁条、点著的汽油等。被烧之处往往是身体上最敏感的一些地方，如鼻孔、耳垂、肚脐、肛门、生殖器，女性则往往是乳头部位。1944年6月1日，荔枝窝村村民曾务昌被押解往沙头角宪兵部接受刑讯，宪兵指他屋内藏有游击队队员。他否认有关的指控，先被日军施以水刑，再被铁锤锤打其头部，以致失去知觉。清醒后，日军对他施以更残酷的虐待，把他身上的衣服脱掉，并要求他躺在铺了报纸的地上，然后再在其身上覆盖几张报纸。接著，点火燃点起报纸，以焚烧他的身体，他因此被烧伤，留下疤痕。1943年8月15日，一名宪查在沙头角中英街21号的店铺购买蛋糕，但拒绝付款，店内的伙计胡勇与他争执，未想到竟招来杀身之祸。日军拘捕胡勇，将其双手反缚于屋外的一条铁柱上，然后命人取出一具电池，将钢线分别捆绕在胡勇的颈上、下身近小腹处及双脚上，再将钢线与连接电池的电线接驳，随即通电，胡勇立即被电流刺激而大声呼叫。胡勇被电击时，身体发抖，面色苍白。宪查随后将水泼向胡勇，并用棍戳刺他的身体，发现他已气绝身亡，便把其尸体弃置一角。

跪刑则是令受刑者在各种尖锐的硬物上，跪上数小时之久，不准动一动，稍动便遭鞭子毒打。1944年6月8日，市民吴勤被日军拘捕到西区宪兵部，囚禁了40多日。他不仅被鞭打及灌水，还被命令跪在铺满螺丝钉的地上。日军将一重物置于他的大腿上，施加压力，之后更逼他在螺丝钉上行走，使他受尽痛楚。拔指甲等也是日本宪兵常常使用的刑罚。南华莆村村民林瑞祺不但被宪兵怀疑是游击队员，而且由于他是大学生，加上香港当时又处于港英政府管治，故此日军认为他必定与英军成员有联系，指控他不协助日军，因而在审问期间他被施以更为残暴的酷刑。宪兵用锄头击打他的背部，导致其背部被割伤流血及发炎，伤口深处更可见骨。他的十只手指被刀尖从指甲底中插入，右腿亦有受伤。他未有因此而承认有关控罪，日军遂对他施以毒打及灌水刑，更把他吊在一条铁柱上，再在下方点燃报纸，焚烧他的双脚。他被扣留28日后终获释放，但当时已无法自行走路，需由家人抬返村内，最终于回家后2个多月后死亡。「吊飞机」又称「放飞机」，是一种将受刑者悬空吊起的酷刑。将受刑者双手和双足分南北两个方向用绳子绑著，悬空吊起，拷问时南北两方各站立一名日军，手上拿著一条大木棍，将受刑者在半空中推来推去，受刑者手足被缚在凌空荡来荡去，有如放飞机一样，因此称为「吊飞机」。

徐贵是水上宪兵队的一名低级宪查。1944年年中，他和妻子被逮捕至九龙城宪兵部，因日本人怀疑他们与深水埗集中营英军战俘有秘密联系。徐贵被逮捕的那一天，三名宪兵对他拳打脚踢，并使用高尔夫球棍和警棍向他猛打，他被连续殴打了至少45分钟。徐贵的头颅被警棍猛敲，之后再被猛力撞到墙上，经过一番折磨，徐贵在被审问过后已经站也站不稳。接下来的数天，徐贵几乎天天都被带去审问，每一次都要被日本人痛打，还被多次「吊飞机」和灌水。他本来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被使用酷刑之后变得十分虚弱，被囚一周之后他已经失去自理能力。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1943年9月8日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九龙地区宪兵队曾多次滥用酷刑，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将被捕平民带到京士柏公园斩首。1944年6月8日，市民陈胜被日军逮捕，被拘留在九龙地区宪兵部近三个月时间。被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他曾看见日军腰悬佩剑，携带十字镐和泥铲，从囚室中带走7名被捕平民。日军将他们的双手反绑背后，押上货车。这些被捕者的共同点是全部十分瘦弱，脸部浮肿。其他被捕者询问宪兵将他们带到哪里，宪兵直接回答他们将被带去斩首。在一至两个小时后，宪兵返回九龙地区宪兵部，陈胜看见他们的衣服、十字镐和泥铲都带有泥土，但就再没有看到那7名被捕者。据说这7名被捕者被日军指控在大埔派发反日传单。他们否认指控，并且在没有经过正式审讯的情况下，宪兵还是决定将他们斩首。不久之后，日军又将九龙地区宪兵部内一名经常因疼痛而发出叫声、可能患病的被捕者带往斩首，手法与上次一模一样。

强迫归乡的人间惨剧

日军攻占香港后，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粮食不足。香港生产的粮食有限，虽然战前香港政府贮存了足够的粮食，但都陆续被日军调往前线用作军粮，剩余的粮食不足以维持香港180万人口的生计。为解决粮荒，日本人便打算将大量人口迁离香港，强迫他们回乡，务求使香港人口减至50万，以减轻对粮食及其他物资的消耗。

归乡政策实施初期，日军只是劝谕市民自愿撤离，但未能达至预期成效。宪兵早于1942年年中开始在街上抓捕平民，再用船只将他们运返至广东各地。到了1944年底至1945年初，拘捕更严厉地执行，宪兵在街上用绳围捕市民，无论被捕者是否有职业或衣著是否光鲜，都一概囚于难民营，等候遣返。

归乡政策的原意是疏散无以为生的居民，以舒缓粮食不足的压力，但执行起来却变成任意拘捕居民并押解出境的暴行。许多香港市民于归乡途中遭遇家人离散、饥饿、疾病、被抢劫等厄运，最后难逃一死。发展到后来，有些更倒霉的市民被遗弃于荒岛或海上等死。日军甚至在途中将老弱病残的居民斩杀，或者推落至海中淹死。归乡之路变成了死亡之路。

1942年农历四月初四中午，欧莲、曾茂庭夫妇二人正在吃午餐，突然一批宪兵及印籍宪查进入其家中，将二人拘捕，次日运往西环登船。当时被运往西环者共有近万人。启程时19艘船由一火船拖领。开行不久，即遇上风暴。当时宪兵在火船上，由于火船抵挡不住强大风浪，宪兵于是斩缆自逃。剩下的19艘船唯有在海面飘流，其中多艘沉没。欧莲二人所乘之船船头破裂，大量海水涌入船身，致多人死亡。船只漂流四日四夜后，始遇一火船「金星」到场施救。当时海上只余下三艘船，船上有不少尸体。火船把船只拖行至一山边，再由渔船把难民接驳上岸。据船夫指，上岸地点名为「半天云」。上岸后各人沿路而行，有些人因过于饥饿已经无法走动，只有留在沙滩上等死。早前已有另一批难民流落至此地，因此岸上遍布尸体，臭气熏天。1944年12月某日下午三时，市民庄娣在山边检拾柴枝，突然有数名宪兵及宪查将她拘捕，并用刺刀刺伤她的背部。同时被捕者还有三名老妇人，均被控执拾树枝。四人后被带至北角难民营。两星期后，被囚人数已有近四百人，宪兵于是强迫众人登上一船。船只启动，船上难民均不知所去何处。24小时后，船只停航。所有难民被带到船面。日本宪兵从众人中挑选出身体健壮者，并将残弱及患病之人留下，留下的人被逐一用刀斩杀推落大海，共有70人之多。余下人士被命令登上一艘帆船，带至岸边，上岸后始知该地名为「平海」。庄娣徒步走到惠州，沦为乞丐。螺洲岛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凉海岛，位于香港岛东南部鹤咀半岛和蒲台岛之间。1944年7月，宪兵用两艘船将数百名难民送往此岛，遗弃于岛上后随即离去。虽然螺洲岛与对岸的岛屿仅一水之隔，但流水湍急，即使擅长泳术者亦难以渡过，有部分难民为求生存，唯有冒险一试，可惜他们多已饥饿无力，最终多人溺毙。留在孤岛上的人，由于缺乏粮食，只好将死者身上的肉切下来食，免于饿死。在岛上，求救惨叫之声不绝于耳，以至声音随风送至对岸的鹤咀村，但村内渔民不敢前往拯救。因为当时鹤咀村及赤柱均设有日本宪兵部，若渔民把难民救回村内，必为宪兵知悉，会对施救者处以斩首之刑。难民最终都相继死去，尸体遍布于岸边的石头之间，有的被大浪冲走，有的被人吃掉。1945年4月，有渔民登上螺洲岛，发现在海滨暴露著很多人骨残骸。

银矿湾惨案

1945年8月19日至8月26日，在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大屿山银矿湾地区发生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事件。日军借口搜索游击队，将约300名乡民逮捕，当地的商铺、民居被洗劫。11名村民惨遭杀害，伤者不计其数，多间房屋被纵火焚毁。

抗日战争后期，随著日本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日军被迫采取守势，加紧构筑防御工事。自1945年2月21日起，大约80名日军被派驻大屿山，目的是在银矿湾至汲水门之间，大屿山东北部的山岳地带，挖掘地道和防空洞，以抵御盟军可能的海空攻击。

日军的行动引起港九大队大屿山中队的注意。5月7日，抗日游击队在牛牯塱附近的山岭成功伏击日军，杀死1名日军军官和4名士兵。8月19日下午2时40分，日军在涌口滩军营与抗日游击队交火，双方激战接近一小时。日军将游击队击退，并展开进一步的报复行动。

日军在涌口村、白银乡、大地塘、鹿地塘、田寮等地搜捕游击队。日军行动时，白银乡村民樊福被迫逃往深山。日军收队离去后，樊福赶回家，发现卧床养病的妻子横尸在离门约10英尺处，腹部有一个大黑痕，相信是被日军重击打死。

日军前往白银乡途中，闯入米业殷商杨瑞生大宅「奕园」。大宅内一位名叫任有的女佣过度受惊，打算逃回自己的房间躲起来，日军对她开枪射击，使她顿时毙命。日军还击伤了杨瑞生只有5岁的女儿。女童右额惨遭枪伤，左胸亦受到伤害。

当时整个银矿湾地区仅有500多名居民，但被日军逮捕的就有接近300人。日军队长岸保夫指挥日军对乡民用刑。岸保夫以柴枝重击当地长老曾寿、林福的头颅和背部，但他们始终没有供出游击队的下落。岸保夫命令士兵在沙滩上接近横塘河处挖掘一个小坑，再将曾、林二人押至坑边，将他们捆绑起来，蒙上双眼。晚上7时左右，岸保夫手执军刀，亲自对曾寿和林福行刑。他们二人身首异处，尸首被草草推入坑中掩埋了事。曾寿和林福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首后，日军开始审问银矿湾乡民，将所有被捕的男性村民全都缚起来，施用槌柄敲打、灌海水等刑罚，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游击队的一分子。

8月20日，被拘留了一整个晚上的银矿湾乡民开始被陆续释放，当中以长者、妇女和小孩为主。没有被日军释放的人，主要是在事发时途经涌口村的外来乡民，或居住于靠近山岭地带的乡民。日军认为他们特别可疑，觉得他们与游击队有关，不但没有将他们释放，还把他们绑在涌口滩游泳棚的柱子上，悬起来在烈日下曝晒。

8月21日晚上，日军突然指控十数名乡民中的苏保华是游击队员，曾参与8月19日的战斗；又以梁东昌的茶楼「招待陌生人」为由，认定他与游击队有关连。结果，松本长三郎亲自下令，由内田军曹将苏保华和梁东昌二人斩首。

8月22日，岸保夫率领20多名日军前往牛牯塱村，寻找失踪的两名日本兵，并企图抓捕该村村长和全数村民。村民纷纷跑上山躲避。日军抵达牛牯塱村后，随即抓到未能逃脱的村民林赞，将他拖到村中的空地殴打。殴打之后，士兵用枪瞄准林赞的右胸，一击使他毙命。村民林令娇的父亲林权失去踪影，生死未卜。两天之后，牛牯塱村民接到其他银矿湾乡民通知，才知道林权已经伏尸于涌口滩上。日军一口咬定林权是游击队成员，岸保夫在游泳棚前将其斩首。8月23日，岸保夫率领日军第二次扫荡牛牯塱村。由于日军来势汹汹，牛牯塱村民再一次避走山岭，村内只剩下年迈老弱的村民。日军进村后一无所获，纵火焚毁村内20间房屋。8月26日，驻大屿山日军从梅窝撤退，余下的被捕村民才重获自由，「银矿湾惨案」才告一段落。

本文披露的只是英国陆军部档案中香港日军战争罪行的一部分。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利用英国档案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是为了将历史真相公诸于众，让大家了解战争带来的深重灾难。希望有关各国人民以史为鉴，制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为亚洲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作出贡献。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