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恒 |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员、博士

钱穆先生于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书院）所创建的新型书院制在亚洲独树一帜，而其融合中西、重视学生全人教育等办学理念，也经后人代代相传，推陈出新，延续至今。近年来，书院制在内地和港澳地区蓬勃兴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在继承这一精神的基础上，将「学生为本」的育人系统与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不断发扬光大。

谈及新型书院制的建构，要归功于钱穆先生对中西方大学教育制度的传承与创新。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1912年，年仅17岁的他便任乡村小学教师。1922年后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师，1930至1949年历任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江南大学、华侨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教授。

1949年，钱穆先生来到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一同创办了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创始书院），之后担任校长达15年之久。新亚书院是亚洲第一间采用新型书院制办学模式的大学，其目的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这一办学模式既传承了中国古代的书院方式，又融会了西方大学住宿学院的导师制，这是结合中国实际与时代要求对传统书院制进行的重新建构，也是钱穆先生对中国教育制度作出的重要贡献。关于新亚书院的办学探索与实践都收录在钱穆先生的著作《新亚遗铎》中。这一书院制育人模式，如今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一个品牌、两个校园」中最显著的特色。

新亚书院对中国古代书院及西方大学住宿学院的融会与创新

成为现代大学书院制的里程碑

据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介绍，书院在唐代指的是修书的场所。袁枚《随园随笔》中写到，「书院之名，起于唐玄宗之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省外，为修书之地。」宋代以来，书院成为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有别于官学的教育系统，在中国的文化里成为重要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教育机构，如中国四大书院——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均是千年闻名至今。杨福家在《博雅教育》一书中介绍，西方书院源起于法国的迪克斯-惠特书院（Dix-Huit，1180年建书院）及之后的巴黎大学，发展于英国的牛津大学（1249年建书院）及之后的剑桥大学和杜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1914年建书院）、耶鲁大学（1918年建书院）等常春藤联校也先后建立起了书院制，是对西欧书院制的模仿、继承与发展。纽曼在《大学之理想》中称赞这种住宿学院制度，「当一大群敏锐、开放、富有同情心、善于观察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就算没有老师，他们也一定互相学习，他们之间的交谈，就是对每个人的讲座，他们能学习到新的思想、与己不同的判别和行动的原则。」

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倡导求学与做人齐头并进、融通合一的教育理念，融合中西方教育制度，培养具备中华文化素养、了解世界文化、能真正为国家建设所用的人才。他在1949年10月新亚书院的开学礼上演讲时说，「我们的大学教育是有其历史传统的，不能随便抄袭别人家的制度。中国的传统教育制度最好莫过于书院制度。」同时强调，「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挥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东西不同的文化。」新亚书院的书院制模式推陈出新、融合中西，在实践中完善，具有以下特征。

1.实践全人教育。钱穆先生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他说，「新亚书院是一所纯粹为教育事业而创设的学校，它绝对没有任何其他背景，亦绝不作其他任何活动。学校的希望，主要在学生们身上。学校的责任，主要也在学生们身上。」新亚书院的校训「明诚」二字，所谓「明」，是要你明白人情，明白事理。所谓「诚」，则是不虚伪、不欺诈、诚诚实实，照你所明白的直直落落去做。「明诚」二字兼顾了为学、做人两方面。《新亚学规》第一条开宗明义：「求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第二条进而阐明：「做人的最高基础在求学，求学之最高旨趣在做人。」他在每逢开学及毕业的训词中均强调要学生学做人，而且是学做一个中国人。他通过现代的课程体系落实以育人为中心的办学理念。《新亚学规》第十四条规定，「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

2.推行导师制。新亚书院一方面传承了中国古代书院的师徒制，另一方面吸纳了西方大学的学术导师制，兼顾学生的生活与学业。钱穆先生要求学生们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与导师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与导师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生平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这一导师制度促成了新亚书院的良好校风：同学师生之间能亲密相处如一家庭，这不仅是一种限于日常相处的家庭，更是一个学术气氛浓厚的家庭。香港中文大学麦继强教授在新亚书院从事教学研究30年，他认为新亚书院的特色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其一便是师徒关系：老师对学生的关顾，是全方位的，这种中国式的师徒关系，是一生持续的。

3.传承中华文化。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的使命所在是传承中华文化，「本院向来注重中国文化，我们是中国人，将来当然也须为自己的国家社会服务。先能认清自己的目标，将来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新亚书院五年发展计划草案节录》写到：本书院特以发扬中国文化为教育之最高宗旨。既要植根传统中国文化，又要关心当代社会发展。尽管新亚书院办学艰难时期得到来自耶鲁大学等资源支持，但钱穆先生申明任何外部的支持都不能干预学校的办学宗旨。钱穆先生有一次在欢迎雅礼协会（耶鲁大学）代表的讲词中讲到，西方的宗教团体或社会团体，派人到中国来办学校，拿钱到中国来支持这类事业，这是我们最习见的中西文化合作方式。很多中国青年在这类学校里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洗礼，他们对于中国的贡献诚然是很大的。他认为，在这一方式下办起来的学校，是纯粹西方式的学校，学生们对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却很少有认识，有时甚至很错误地反对自己的文化。这一点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有问题的。新亚书院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至今都很重视，黄乃正院士（2002年至2010年7月任新亚书院院长）说：「新亚书院不仅培养本校学子，更在社会上发挥弘扬中国文化的作用。」

4.实施通识教育。钱穆先生心中的新亚教育理想，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教育之理想。新亚倡导的不仅是研求学问之所，还当学做有趣人。人生不是单调的、呆板的，而是活泼有趣的，富有人情味的，学校应开展人格教育和审美教育。为此钱穆先生把通识教育摆在课程建设的重要地位。他说，「本书院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新亚学规》第十九条规定，「健全的生活应该包括劳作的兴趣，与艺术的修养。」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宗旨，不仅建立在传授学生们以某项必备的知识上，同时我们更注重在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上。新亚书院的通识教育将知识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时兼顾，会通合一。

5.注重培养国际交流能力。钱穆先生十分注重国际交流。他说，中国要现代化，就必须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中国人不能关著门做中国人。中国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场上来做一个人。钱穆先生在题为《变动中的进步》一文中指出：「我希望大家在求学期中，努力打好中文与英文、及其他外文的基础。凡进入新亚任何一系的同学，必修中文与英文各两年。一个现代的中国青年，国文要好，外文也要好。即便是通识教育，必须同时兼顾西方的文化接受。」

钱穆先生创办新亚书院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面旗帜，他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与西方的现代教育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并融会了中国与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一新制度的诞生「起初是艰辛的」，正如新亚书院校歌所写：「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这是新亚书院师生每一个人的心声。正是钱穆先生率一众学者在艰险中奋进，在困乏中多情，才有了独特崭新的现代大学的书院制。

香港中文大学对书院制的改革发展使书院制成为大学内部

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系统

1963年10月，港英政府将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三所书院合而为一组，建成香港中文大学，中文和中国文化因此在香港获得明确地位。香港中文大学从此成为亚洲第一间采用书院制的大学。在成立之初，香港中文大学采取的是邦联体制管理模式，三所书院分布在香港（联合书院）、九龙（新亚书院）、新界（崇基书院）三个不同的地方。新亚书院肩负对中华文化传承及青年学子培养的重担，崇基书院糅合基督教传统与西方人文精神，联合书院也抱著为香港本地学子提供优质教育的理念。大学则由书院和大学本部组成，本部的功能在于统筹、协调，以及直接负责学位考试、学位颁授，及研究院、研究所的工作，申请和接受政府资助也属本部职权。但每所成员书院都是一独立法人团体，各自有完整的行政架构和教学功能。

首任校长李卓敏先生强调，香港中文大学不是英国式、中国式或者美国式大学，而要成为国际大学。它是「唯一一所由中国学者自己创办，并且秉承中国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大学」。李卓敏校长亲自创建并领导中国文化研究所7年之久，为研究生提出格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这一格言可以指学习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亦可以指学习研究题材，后来上升为香港中文大学的办学目标，引领著一代一代的中大人在学术人生道路上精进。

使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体制跨入新纪元的，主要是《富尔敦报告书》。该报告最重要的建议是界定了大学与书院的关系。该报告书廓清了书院角色在于提供「学生为本」的教学，协助学生在思想、德行和个人方面的发展。这包括提供同宿设施、关顾和辅导服务、紧密的师生交往，以及培养学生之间情谊的社交和体育活动。这种独特的制度延续至今，既通过正式的教与学传递知识，也鼓励学生探索自我，两者相辅相成，是香港中文大学有别于香港其他大学的特点。1976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香港中文大学法案》，明确大学负责「学科为本」的教学，书院负责「学生为本」的教学。到1978年10月马临正式接第二任大学校长时，大学的改组和重新整合大体完成。自此大学内分工更为明确：书院除了充实、管理和运用本身基金、资源之外，主要负责学生生活以及导修；大学则直接负责全部行政和教学、研究工作。这样，大学建立了一个更集中、更有效率的组织。

第五任校长金耀基先生说：大学「学科为本」的教学显然侧重同学知性之发展，书院「学生为本」的教学则毋宁更于「全人教育」上著眼著力。但书院存在之理由必须体现于它在大学之教育中有「增值」之能量。学生跟书院的关系密切，归属感随年月有增无减，以致毕业多年的校友自我介绍时，还总是先报书院名号，再报学系。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出席新亚书院六十周年活动发表演讲时说：「作为新亚人，我们都受过中国文化的薰陶，有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德坚持。」

如今，书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学最鲜明的办学特色，除原创校时的新亚、崇基、联合三间书院外，还有逸夫、善衡、晨兴、和声、伍宜孙、敬文共九间书院，各书院还承担有自身的全人教育学分课程。这一书院制模式不单在香港，更在亚洲各地独领风骚。近年来，书院制在内地和港澳地区蓬勃兴起，复旦大学（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2006年）、澳门大学（2010年）、清华大学（2014年）等先后成立书院。据初步统计，截止2017年7月，内地有47所高校共成立137间书院。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对书院制的传承发扬

使其成为自主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依托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2014年3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而设立。其办学使命是传承香港中文大学的国际化办学理念、优良学术传统、以及全人教育理念和书院制模式，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以创建一所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为己任，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华传统和社会担当的创新型国际化高层次人才。近十年来，创校校长徐扬生院士满怀一腔热血，带领团队艰苦创业，持续增强大学的办学实力和创新能力，实现了快速高质量发展，被称之为「践行『一国两制』的成功典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书院制是自主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重要平台依托，目前已建有逸夫、学勤、思廷、祥波、道扬、厚含及第七书院共七所书院。每座书院既有中国传统的门廊院落风格，又有岭南地区半开放式的楼群特色，可容纳1,200至2,400人不等。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书院制在继承香港中文大学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书院的硬件与软件，更好地服务于全人教育、通识教育及促进国际化，具有以下显著特征：一是书院有完善的组织管理架构，书院内设的董事会、院务委员会、管理委员会及各类活动、奖惩等各专职委员会，管理体制、机制完备。二是书院有健全并活跃的导师网络，每间书院聘有一名专职院长，每栋楼有一户舍监入住，每一楼层有一名导师入住，他们把育人作为第一职责；除包括一同在书院入住的院长、舍监、导师，书院还有学术导师网络。各书院均呈现中国传统大家庭式生活，被师生形象地称为「书院是妈妈，学院是爸爸，学生在双亲家庭里成长」。三是各书院功能房设施齐备，如多功能会议厅、研讨室、自习室、书画室、舞蹈排练房、琴房、健身房、茶艺室、静思斋等等，洗衣房、厨房等生活设施也一应齐全。四是各书院有一套非形式的全人教育课程，以非形式教育模式，提供多元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机会，帮助学生培养多种技能。如定期举办各类特色课程及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学生创新精神、挖掘学生成长潜力、培养学生领导力和领袖气质。五是书院助力学生建立宽广的人脉及学术网络，书院打破了学院和专业的界限，安排不同学科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同一个书院乃至同一个宿舍共同学习生活，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多文化的交流平台和多元的全人教育环境，学生也因此能够建立国际化的学术及人脉网络。

实际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整个校园本身就是一间超大型书院，一千多名国际学者与万余名师生同在食堂就餐，同在校园社区居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根据其发展战略，将进一步发扬书院制在全人教育中的功能，努力成为我国书院制大学中走在前列、干在实处的示范者和引领者，把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育人模式发扬光大。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11-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