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屠海鸣

上周行政长官李家超根据《区议会条例》，委任179位人士为第七届区议会议员。对于这份名单，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焦点数据是地区“三会”成员146人，占82%；关爱队成员111人，占62%；教育界人士20人，占1成多；无政党背景人士90人，超过半数。

李家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新一届区议会更具代表性、更有地区联系、更专业，不再是以往破坏性、泛政治化、只顾个人政治利益，背叛地区利益、香港利益，甚至国家利益的区议会。李家超表示，新一届区议会为社区带来能力出色、背景多元的区议员，区议员可凭自身所长、专业知识、经验、背景等，优势互补，发挥协同效应。

第七届区议会议员由直选、间选、委任和当然议员组成，其中委任议员179人，在470人的区议会中占38%，作用举足轻重。

那么，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特区政府有甚么意图呢？笔者认为，以下3点非常明确。

高度重叠 利提高工作效能

对于委任区议员中，地区“三会”成员和地区关爱队成员占比较高，坊间争议不少。有人认为这样以来，参与地区治理的还是那些人，不利于民意上达。

这个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评判任何事情，都必须将其放在当时当地的具体实际中去审视，如果脱离实际，得出来的结论是没有意义的。

改善地区治理，是提升香港整体治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板块。第六届区议会直选席位多、选民投票率也达到了回归以来的最高，但区议会的工作成效如何呢？到头来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为了弥补地区治理的不足，特区政府不得不成立地区关爱队，承担了服务市民的很多职能。

第六届区议会的工作状态暴露出一个突出问题，区议会不能总是与政府闹别扭，必须与政府具有很高的配合度，才能把民生实事办好。第七届区议会需要解决最大问题正是“配合度”。那么，谁与政府的配合度最高呢？

第一当属地区“三会”。地区“三会”成员长期扎根社区，从事实实在在的工作，原本就没有“政治野心”，在过往“泛政治化”的背景下，尽管某些反中乱港分子煽动仇恨，搞得人心撕裂，但地区“三会”极大多数成员始终坚守本份，专注社区服务，不参与政治争斗。这正是当下地区治理最需要的。

第二当属地区关爱队。关爱队成立时间不长，但在香港第5波疫情袭来的艰难时刻，勇于担当，冲在一线。市民犹记得，当内地援港物资抵达后，一边是救灾物资在码头堆积如山，一边是市民缺医少药、缺食少粮。地区关爱队主动作为，尽其所能，与许多社团组织共同努力，把救灾应急物资送达千家万户。

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将不在于多，而在于谋。当下，区议会最需要的是专注社区服务的实干家，而不是夸夸其谈的“大话精”。因此，委任议员与地区“三会”成员、关爱队成员高度重叠，有利于推动区议会回归基本法所规定的“服务”和“咨询”职能，提升地区治理的效能。

青睐专业人士 破解民生难题

在委任议员当中，20人具有教育界背景，占11%。当中15人现职中小学或幼稚园，多人是校长。除了教育界，委任议员当中，还有商界、法律界、医学界、渔农界、旅游界、慈善团体及社团。民青局局长麦美娟在介绍这些委任议员时，多次强调他们阶层、界别及专业“分布均衡”、“充分体现了五光十色”。

社区事务千头万绪，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小事，解决起来似乎难度也不大，但汇聚到一起，就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千万件小事当中，梳理出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分析轻重缓急，权衡利弊得失，找准解决问题的角度、时机、分寸，很多问题必须从根子解决，才能事半功倍，一劳永逸。

现时，香港地区治理中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发现问题的人多，解决问题的人少；说“政府不行”的人多，“协助政府做到行”的人少。在有些人看来，区议员的主要职责是收集市民诉求，将其反映给政府。至于问题怎样解决，是政府的事情，与区议员没有多大关系。这样的认识是偏颇的。区议员不能成为“二传手”，他们既要善于发现问题，还要善于解决问题。

当下香港积累的民生难题不少，人们已经反复讨论了很多年，解决难题的进度和效果仍不够理想，现在最缺的不是发现问题的人，而是破解难题的人。界别及专业人士对所处领域的问题认识深刻，能够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也能配合政府为民办实事，委任议员当中有许多专业人士，正是这个道理。

事实上，界别及专业人士对地区治理当中的问题有不少真知灼见。比如，此次获任西贡区议员的仁济医院王华湘中学校长兼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少雄日前对媒体表示，不少区内家长倾向于安排子女升读区外学校，盼将学校特色推广至区内外家长。又比如，此次获委任沙田区议员的培侨书院副校长王惠成向媒体表示，现时教育局推展爱国教育，数量充足惟质素有待改善，国家的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若要学生关心国家，首先一定要从文化入手，冀进入区议会后改善爱国教育的方式及主题。

淡化政治色彩 专注为民服务

在委任区议员当中，有90名无政党背景，占比超过了一半。这一变化的用意十分明显，那就是淡化政治色彩，专注为民服务。

“区议会”这个概念长期被外人误读，一些不了解香港政治体制的人总是把它当成“真议会”。事实上，区议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非政权区域组织，负责提供“咨询”与“服务”。以往，区议会在具体运作中偏离了正确轨道，愈走愈远，到2019年更发展成了“乱港平台”。

时至今日，仍有人从政治角度解读区议会。比如把区议员分为建制派人士和“泛民”人士，解读有多少上届“落败”的区议员此次“复活”，等等。其实区议会已经重塑，把这一届的数据与往届相比，毫无可比性。

重塑区议员旨在纠偏、纠错，必然要淡化区议会的政治色彩，突出“服务”和“咨询”功能。委任议员当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没有政党背景，正是这个道理。

众所周知，具有政党背景的人士，背后有政党支撑，会获得很多资源，无论是直选还是间选都占优势，但还有许多非常优秀、又是特别需要的人才，因无政党背景，而在选举过程中尽显弱势。扩大无政党背景的委任议员份额，增强了区议会的包容性，吸引更多能做实事的人进入区议会，这种安排科学合理。

比如，在委任议员当中，大约有20人不属于任何政党，却有同乡社团背景。香港是一个移民城市，同乡社团在香港的地区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其作用更加凸显。无论是沙士疫情期间，还是新冠疫情期间，抑或是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同乡社团在服务市民、稳定人心、扶贫济困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

又比如，在委任议员名单中有少数族裔，包括香港尼泊尔协会顾问Aruna Gurung、罗定邦中学副校长利哲宏（Rizwan Ullah）。由于人脉和资源有限，他们很难透过选举渠道胜出，但改善地区治理，少数族裔不能缺席，透过委任渠道担任区议员，则令他们有一席之地。

整体来看，委任议员名单体现了政府改善地区治理的新思路，那就是突出“服务”与“咨询”两大重点，注重界别及专业人士的作用，淡化政治色彩，关照在选举中处于弱势的群体。

无论是直选、间选的区议员，还是委任、当然当选的区议员，新一届区议会将设履职监察机制，让市民能监督区议员在工作中是否尽职尽责，以及有无作出违反区议员职能的行为。为此，麦美娟一再强调新一任区议员要时刻把“为市民服务”的理念放在心上，不要辜负市民的信任。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谈到香港特区的新选制时，多次强调新选举制度不仅全面落实了“爱国者治港”，而且具有广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参与性、公平竞争性，是一个好制度。

现在，从区议会选举当中也可以看到“爱国者治港”得到全面落实，代表性、包容性、参与性、竞争性都得到充分体现。这其中，“直选+间选+委任+当然议员”的模式科学合理，而“委任议员”这个板块发挥了明确导向和拾遗补缺的重要作用。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