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又到年关,世界舆论对中国经济体格外关注。按照惯例,每年12月份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全面系统部署。而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一个“定调会”,会释放许多重要信息。
上周五(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2024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值得香港密切关注、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个字值得细细品味。我们看2023年中国经济总基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2024年的基调没有提“稳字当头”,而是多了两句话“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个字的关键其实是3个字:稳、进、立。
明年发展定调 “求进”大于“求稳”
“稳”,意味著保大盘稳定,仍是必须坚守的底线。中国经济规模大,外部发展环境并不乐观,特别是美西方近年来接连不断地对华施压,令中国面临的风险居高不下。因此,中国经济不能有任何闪失,特别是内部不能出问题,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
“进”,意味著中国经济在经历启动后,将更加积极进取。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也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可以理解为“经济启动年”。就像开车一样,刚刚启动时,速度并不稳定,对路况也不适应,会出现忽快忽慢、左右摇摆的现象,“求稳”大于“求进”。但随著对情况认识和把握到位,“求进”大于“求稳”。
“立”,意味著改革的节奏会加快。这次会议强调“先立后破”有两层含义。其一,明年改革的力度会加大;其二,明确了改革的顺序。先立新规矩,再破旧规矩,这样推进改革会更加稳妥。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句话,与今年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有变化。当时的提法是“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并没有提及“跨周期”。
一个经济周期会呈现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4个阶段。所谓“逆周期调节”,可以简单理解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推出更多的宽松性政策,比如降准、降息、增发国债等,实现经济的企稳回升。所谓“跨周期调节”,可以理解为政策考虑长期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调整过大在后期会产生副作用。
由此可见,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定调,更加积极进取。
财政拿出更多钱 投钱要见实效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短短两句话有两个“效”字:增效、有效。
日前,财政部新任部长蓝佛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政部将继续贯彻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著力在提效上下更大工夫,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能。加快推进新增国债的发行使用,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保持合理支出强度。
结合以上两个信息,可以看出两层含义。一是中央财政明年将会拿出更多的钱支持发展,这些钱投下去,必须产生比较大的效益。二是中央财政的库存不够用,将新增国债。
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通常做法是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投资,助推经济增长。10月份以来,内地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3.8%(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普通年份,预计2024年赤字率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财政支出更多了,但不会“大水漫灌”,而是投放更加精准。比如今年中央财政即将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国债,全部给地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明年也会延续这一做法。同样,货币政策紧跟财政政策,在“适度灵活”的同时,也要见到实效。
按照以上思路,经济增长有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力支撑,明年经济增长保持在5%左右,应该很有把握。
瞄准关键环节 促“中国制造”升级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提及今年的科技创新时,用“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来评价。“新的突破”说明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已经破题。比如华为在芯片领域实现突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明年科技创新怎么干?此次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这句话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重点发展甚么产业?必须围绕科技创新来确定。在哪些领域有创新成果,就在哪些领域布局产业,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迅速产业化,抢先机、见效益。其二,供应链和产业链要做强。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后,一些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到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生产基地可以迁走,但供应链产业链不能断链。只要供应链和产业链仍在中国,核心技术仍在中国,“中国制造”的优势仍在,迁走组装生产线不会“伤筋动骨”。
由此可以,中央站得高、看得远,推动“中国制造”升级抓住了关键环节。
促进消费投资 持续良性循环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著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们再看今年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两次会议表述的区别是,上次主要说消费,没提投资;这一次提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一方面,居民消费意愿强烈、消费层次提升,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带来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令居民有能力消费。如此,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从今年前3季度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说明,消费功不可没,但由于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低迷,今年投资整体上不理想,明年将在投资驱动上发力。
不久前,央行提到为“三大工程”建设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三大工程”建设是指: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预计3个方面是明年投资的重点。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定不移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上,而且愈开愈大,开放的领域会愈来愈多,开放的层次会愈来愈深。此次会议再次明确和释放了这一重要国策。3年疫情结束后,中国的进出口暂时没有很快复苏。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了今年10月份,进出口终于“由负转正”。11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2%,增速比10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中国外贸开始回暖,但这还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
贸易的持续增长,依靠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息,预示著明年中央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还会持续用力。比如,把自贸区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复制到全国其0他地区,推动制度型开放走实走深。又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要提速,在推进规则、规制、标准对接上实现突破。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将有利于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平等竞争的环境。制度具有刚性的特点,制度型开放也是最靠得住的开放。从此次会议可以看出,中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中央政治局会议涉及的以上内容,都瞄准“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落脚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香港正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脚步,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重磅信息,读出“香港感悟”,找到“香港机遇”,是香港管治团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必修课,应认真研修、全面对照、深刻领悟。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原刊于香港《经济日报》,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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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屠海鸣
又到年关,世界舆论对中国经济体格外关注。按照惯例,每年12月份举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的经济工作做出全面系统部署。而之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则是一个“定调会”,会释放许多重要信息。
上周五(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对2024年经济工作做出部署。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愈来愈紧密,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号,值得香港密切关注、认真分析和深入研究。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个字值得细细品味。我们看2023年中国经济总基调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而2024年的基调没有提“稳字当头”,而是多了两句话“以进促稳,先立后破”。这12个字的关键其实是3个字:稳、进、立。
明年发展定调 “求进”大于“求稳”
“稳”,意味著保大盘稳定,仍是必须坚守的底线。中国经济规模大,外部发展环境并不乐观,特别是美西方近年来接连不断地对华施压,令中国面临的风险居高不下。因此,中国经济不能有任何闪失,特别是内部不能出问题,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不能爆发系统性风险。
“进”,意味著中国经济在经历启动后,将更加积极进取。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也是落实“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可以理解为“经济启动年”。就像开车一样,刚刚启动时,速度并不稳定,对路况也不适应,会出现忽快忽慢、左右摇摆的现象,“求稳”大于“求进”。但随著对情况认识和把握到位,“求进”大于“求稳”。
“立”,意味著改革的节奏会加快。这次会议强调“先立后破”有两层含义。其一,明年改革的力度会加大;其二,明确了改革的顺序。先立新规矩,再破旧规矩,这样推进改革会更加稳妥。
“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句话,与今年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的表述有变化。当时的提法是“加强逆周期调节和政策储备”,并没有提及“跨周期”。
一个经济周期会呈现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4个阶段。所谓“逆周期调节”,可以简单理解是经济处于下行周期的时候,推出更多的宽松性政策,比如降准、降息、增发国债等,实现经济的企稳回升。所谓“跨周期调节”,可以理解为政策考虑长期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调整过大在后期会产生副作用。
由此可见,中央对明年经济工作的定调,更加积极进取。
财政拿出更多钱 投钱要见实效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短短两句话有两个“效”字:增效、有效。
日前,财政部新任部长蓝佛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财政部将继续贯彻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著力在提效上下更大工夫,更好发挥财政政策效能。加快推进新增国债的发行使用,用好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保持合理支出强度。
结合以上两个信息,可以看出两层含义。一是中央财政明年将会拿出更多的钱支持发展,这些钱投下去,必须产生比较大的效益。二是中央财政的库存不够用,将新增国债。
为了对冲经济下行,通常做法是通过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扩大投资,助推经济增长。10月份以来,内地财政赤字率已经达到3.8%(赤字率是指财政赤字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于普通年份,预计2024年赤字率不会低于这个水平。
财政支出更多了,但不会“大水漫灌”,而是投放更加精准。比如今年中央财政即将增发1万亿元人民币国债,全部给地方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弥补防灾、减灾、救灾短板,明年也会延续这一做法。同样,货币政策紧跟财政政策,在“适度灵活”的同时,也要见到实效。
按照以上思路,经济增长有了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强力支撑,明年经济增长保持在5%左右,应该很有把握。
瞄准关键环节 促“中国制造”升级
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提及今年的科技创新时,用“科技创新实现新的突破”来评价。“新的突破”说明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已经破题。比如华为在芯片领域实现突破,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明年科技创新怎么干?此次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这句话内涵丰富,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重点发展甚么产业?必须围绕科技创新来确定。在哪些领域有创新成果,就在哪些领域布局产业,确保科技创新成果迅速产业化,抢先机、见效益。其二,供应链和产业链要做强。美国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后,一些企业把生产基地从中国搬迁到越南、印尼等东盟国家,生产基地可以迁走,但供应链产业链不能断链。只要供应链和产业链仍在中国,核心技术仍在中国,“中国制造”的优势仍在,迁走组装生产线不会“伤筋动骨”。
由此可以,中央站得高、看得远,推动“中国制造”升级抓住了关键环节。
促进消费投资 持续良性循环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著力扩大国内需求,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我们再看今年7月24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发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两次会议表述的区别是,上次主要说消费,没提投资;这一次提出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一方面,居民消费意愿强烈、消费层次提升,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另一方面,投资带来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令居民有能力消费。如此,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从今年前3季度看,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2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8%,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是83.2%,拉动GDP增长4.4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说明,消费功不可没,但由于今年房地产行业整体低迷,今年投资整体上不理想,明年将在投资驱动上发力。
不久前,央行提到为“三大工程”建设提供中长期低成本资金支持。“三大工程”建设是指: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预计3个方面是明年投资的重点。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定不移
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仅不会关上,而且愈开愈大,开放的领域会愈来愈多,开放的层次会愈来愈深。此次会议再次明确和释放了这一重要国策。3年疫情结束后,中国的进出口暂时没有很快复苏。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到了今年10月份,进出口终于“由负转正”。11月份,中国进出口同比增长1.2%,增速比10月扩大0.3个百分点。中国外贸开始回暖,但这还没有恢复到理想状态。
贸易的持续增长,依靠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信息,预示著明年中央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还会持续用力。比如,把自贸区形成的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复制到全国其0他地区,推动制度型开放走实走深。又比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创新要提速,在推进规则、规制、标准对接上实现突破。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开放,将有利于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平等竞争的环境。制度具有刚性的特点,制度型开放也是最靠得住的开放。从此次会议可以看出,中央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坚定,中央政治局会议涉及的以上内容,都瞄准“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落脚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香港正在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脚步,内地经济对香港经济的影响也愈来愈大。从中央政治局会议释放的重磅信息,读出“香港感悟”,找到“香港机遇”,是香港管治团队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必修课,应认真研修、全面对照、深刻领悟。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原刊于香港《经济日报》,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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