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身基层的经济及教育政策学者，周文港议员基于过去两年政策研究成果，在立法会积极倡议和推动事关人口及人才、北部都会区、建造专才供应、通过放宽居屋二手市场的按揭保证期来促进向上流动、打造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等多项重要措施，为落实国家对香港定位、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献计献策。

文｜周文港

二十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去年“七一”视察香港重要讲话，既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亦指引了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的工作路向，可谓高屋建瓴、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就香港开创新局面、实现新飞跃提出四点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切实排解民生忧难、共同维护和谐稳定，这足见国家对现届特区政府和立法会寄予厚望，一方面期盼消除香港长久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另一方面坚定不移支持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促使香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下，找准自身的定位。笔者就此提出多个想法和意见，本文特别分享三项可以立竿见影、对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排解民生忧难的建议。

放宽二手居屋按揭保证期

盘活居屋交易市场

4月下旬，房屋局回复笔者有关“活化居者有其屋计划第二市场”书面质询并提供数据，显示近年“白居二”（即“白表居屋第二市场计划”，房委会允许申请者以“白表资格”及免补地价方式买入较私楼便宜的免补地价二手居屋，帮助中低收入家庭置业）的申请宗数甚高，但成功交易个案极低，引证“居屋第二市场计划”及其供应显然出现结构性收缩问题，亟需及时改善。倘若任由当前情况持续下去，随着大量居屋单位日渐老化，不少未补地价的二手居屋单位将会、甚至已经无法在市场上售出，“居屋第二市场”俨如冰封，几乎形同虚设。

笔者认为，“白居二”市场成交持续不振的核心原因，在于现行房委会为居屋单位所提供的“30年按揭还款保证期”（房委会就居屋单位提供的按揭贷款保证期，由首次转让起计最长为30年），确实约束了居屋、尤其是楼龄较高的居屋单位的转让机会。纵使特区政府屡次重申，房委会并无规定有关还款期必须与贷款保证期同时结束，惟理想与现实相反，有关措施已直接影响买家向银行或财务机构申请“白居二”的按揭年期和比率，以致“楼龄愈高，供款期愈短”，又或“拉长供款期，又通过不了压力测试”，同样情况亦适用于一般“绿表”买家（公屋居民申请买居屋，没有入息限额，但成功申请后需将现居公屋交还给房署）。

目前市场上约九成居屋单位已超过20年楼龄，再细分的话，在35.2万个居屋单位中，有31.3万个（89%）楼龄达20年以上，当中31年或以上的更占4成。举例来说，心仪居屋的楼龄已经高达或超过20、甚或是30年，银行几乎甚至根本不可能批出合理的按揭年期（只得10年以下），结果严重影响二手居屋交易。

笔者建议，将未补地价二手居屋按揭保证期，由“30年减楼龄”（即“30年按揭还款保证期”）放宽至“60年减楼龄”，释放二手居屋资源，促使更多“白居二”青年准买家和公屋“绿表”户免去财务压力测试，协助他们在合理的财政负担下成功“上车”，一圆置业梦，提升整体的生活质素。根据推算，如果11.7万个“白居二”申请人或者每次新居屋申请者当中的大约两成都获得“60年减楼龄”的按揭保证期的话，至少2.34万个相关公屋单位将获得释放。若然这样，将会间接协助最基层市民尽快入住公屋，减少公营房屋建屋成本，并同时增加“居屋第二市场”交易所衍生的印花税收入。

事实上，香港长期未偿还按揭贷款的拖欠比率，根据金管局资料显示，仅有0.05%至0.07%的极低水平，过去12个月的银行按揭贷款撇账率更为0；加上楼价已进入整固期，“60年减楼龄”措施虽延长政府担保期，惟相信对公共财政的影响极低，不会因为延长按揭保证期而影响公共财政健康发展。反而维持现有做法，即大幅锁死二手居屋及公屋流转，只会令觅地建屋的成本大增。

撤销资助院校非本地学生限额

有效吸纳留学生生源

香港正遭遇少子化危机，惟现时本地的高等教育体制，受制于早年港英殖民思维和民粹主义的影响，对吸引外来青年来港就读职业专才和高等教育课程，设下了重重壁垒与限制。举例来说，8所教资会资助大学可透过超额收生形式录取非本地学生，但相关非本地学生人数总数就不能超过核准公帑资助学士学额总数的额外20% ；自资专上院校开设的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本地副学位、学士学位和研究院修课及研究课程取录海外学生不设限制，但取录副学位及学士学位（包括衔接学位）课程的内地、澳门、台湾学生人数，则不能多于上学年相关课程总学生人数的额外10%。

虽然教育局今年较早时间放宽其中3所自资大学的限额，惟这次只是惠及个别院校，且杯水车薪，以一所约1,000人的院校为例，增加额外一成，只涉及每年额外增收约100名内地生；何况，只给3所院校额外增拨一成的比例，恐怕加剧行业内汰弱留强，压缩业界发展，并不符合香港整体经济和人口发展的大趋势所需。

其实，境外自资学生来港就读，因他们需自费修读课程，且往往比本地生的学费高出许多，如果计及留学生在香港的其他消费开支等间接的经济贡献，不但不会对政府的公帑开支造成影响，对政府财政收入、乃至香港整体经济的影响绝对是正面的；而且，当愈来愈多境外学生来港学习和定居，正好与香港生活服务、文艺、消闲娱乐等经济活动相辅相成，彼此间产生协同效应，有利于增强发展动能。

面对人口和生源大幅度下降，而且可见的未来20年（从现时低出生人口数字可以看到）均会一直减少的情况下，在不影响本地学生修读公帑资助学士学位的情况下，笔者认为特区政府、教育局尤其需要切实摒除过去受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牵制，尽快容许非本地学生（尤其内地、澳门及台湾学生）自费来港就学，善用香港国际化、现代化的高质素高等教育资源，持续强化本地教育生态环境，补足香港人才及人力资源配备，亦同时能够全面落实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科教兴国”、“人才支撑”等总体教育战略，贡献“中国式现代化”总目标，值得特区政府付诸实行。

采取“先货后人”形式

逐步落实“两地一检”措施

6月上旬，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众“G19”议员（“G19”为第七届立法会18位议员组成的议员协作平台，成员包括9位功能界别议员及9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召集人为谢伟铨议员，两名副召集人为姚柏良议员及简慧敏议员）同事出访澳门，亲身体验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亦称为“两地一检”）的高效和便捷。根据当时经历，笔者由澳门经青茂口岸前往珠海，只须在一个大厅、排一次队、用一张证件、集中接受一次检查，便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人均通关时间约20至30秒，可同时疏导通关人流和提升口岸运作效率，更会大大节省两地通关公务员数目，带来无可估量的机遇。

根据特区政府规划，现时正积极研究于新皇岗口岸等推行“两地一检”。但是笔者认为，如果特区政府能够从现成、而且疫情过后客流量不断增加的高铁西九龙站，以及诸如港珠澳大桥口岸、香园围口岸入手，继而再将成功经验辐射开去，相信届时带来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更大。

更何况，长期以来，香港是内地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来源地和境外融资平台，亦是内地最大的境外投资目的地，担当起国家“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向服务平台。有研究指出，港珠澳大桥建成后，香港与珠江西岸之间的距离平均缩短41%，两地运输时间和成本平均分别减少39%和34%；同时，珠海正积极打造物流园区，位于珠海机场侧的“珠海空港国际智慧物流园”和位于港珠澳大桥珠海延长线末端的“粤港澳物流园”，各占地超过10万平方米，全面投入运作后，预计每年可分别处理数十万吨的进出口货物，可作为香港物流的后勤用地，纾缓香港货仓租金高昂和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特区政府应加强与珠海在发展跨境电商及物流上的合作，利用好港珠澳大桥开通所带来的契机，争取中央同意逐步落实“两地一检”，并采取“先货后人”的形式推行，共同打造跨境电商的产业链和生态圈，产生协同效应，巩固甚至扩大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和物流枢纽地位。

以上建议，笔者希望能协助特区政府密切掌握社会脉搏，攻坚克难，共同开辟香港更美好未来，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正面回应香港市民的所思所盼。

（作者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紫荆研究院副院长、香港教育大学协理副校长，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