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为主题的202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原文化部部长、“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王蒙，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文化界人士参加了本届论坛，从不同角度畅谈关于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认识与体会。

文｜ 本刊记者 冯琳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和驱动力

王蒙从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传统视角出发，论述了“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1840年，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陷入了深重的国家、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国人民最后选择通过人民革命改天换地，救国救民。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曾经是一个复杂与艰难的过程，西方的左翼思想、民族主义与工联主义思潮曾对现代化和发展的提法提出过许多的质疑和批评。面对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经济贸易关系的全球化，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是义无反顾的、坚决的。

王蒙指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历史，这表明在走向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的时候，中国的态度是坚决和勇敢的，是善于学习和创造的，善于消化与结合本国的优良传统，和本国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传统以及保持清醒的智慧。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克服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发展中国家的认同危机，能够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保持稳定、保持传统，同时实现本国文化与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在6月2日召开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关键词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出精准提炼和系统总结。在王蒙看来，习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五个方面突出特性的宣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渊源和驱动力所在。

王蒙详细阐释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表现了中华文明的韧性、实践性、有效性与自我修复调整的能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包容性表现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不断更新与发展进步的活力不断迸发。“我们见贤思齐，善于学习，能够接受并消化人类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他举例称，20世纪，西方政要布热津斯基、基辛格、撒切尔夫人对于苏联和东欧改革非常不看好，但是无不看好中国的改革开放，认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适应能力和汲取消化能力，这并非偶然。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表现了中国传统整体性与凝聚力，还体现了中华文明知行合一、天人合一、得民心和得天下的合一。文化的统一性表现为天性、人性、教化、文化、天道、世道的统一，表现为修、齐、治、平及道德自律与家国治理的合一。

和平性是一个现代人类文明的主题与原则，“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王蒙指出，这是一种文化立国的理想主义，“我们可以说中国强调的是权力的合道性，合道性包含了合理性、合礼性，还有合民心性的理论，是民为贵的思想。中国国家观念的文化内涵十分重要，对于中国来说国家不仅仅是一个权力，而且是一种文化。”

道是中国文化中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亦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最具代表性的概念之一。在王蒙的形容下，道是自然与社会六合之内的高度总结与抽象化，是世界的起源与归宿，是终极性的神性概念，是中国的概念之神，是玄而又玄、众妙之门，是定义权威、评价权威的法则和基本规律，即使是被称为天子的封建皇帝，其权威仍然受到道的评估。

从和平性延伸出的合道性，王蒙认为这是中国的一种政治理想主义，是文化与权力的引领。“君子之道是文明之道、礼仪之道，中是准确，庸是正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做事正常准确，小人做事胡闹添乱。”对于人间诸事的具体操作，中国传统提倡的正是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

“我们古代的哲人、圣贤都是反对战争的，但是认为国家不能够不拥有一定的实力。”王蒙说，荀子主张一个诸侯国家必须拥有战备、武备等硬实力，但更重要的是王道、仁政、亲民、重老，珍惜农事、彬彬有礼的软实力；孟子提出“不嗜杀者能一之”；老子认为战争的胜利要用丧礼仪式来处理，还提出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王蒙表示，中国对现代化道路、模式多样性与自主性的理解以及建立合作共赢关系的提出，是面对世界变局的担当与合理的认知，对于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贡献。

文化交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我觉得文化交流，首先就是要走出去，要请进来，人请进来，文化才能交流起来。”莫言以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绘声绘色地讲述起他所感悟的文化交流之旅。

莫言与好友曾一年之内四赴日本，寻访唐代高僧鉴真当年在日本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的丰功伟绩。在京都和奈良，莫言看到了很多仿我国唐朝式建筑，他忆起当年自己曾在浙江一座寺庙里看到过类似建筑。“我问方丈，你们庙里面的建筑怎么这么像日本的建筑？他说，你恰恰说错了，这个建筑确实是我们从日本借鉴过来的，但这个建筑就是当年鉴真东渡时带过去的，当年日本是学习和仿建了我们唐朝的建筑并在日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建筑风格。人家也不是完全照搬，也融入了日本民族很多建筑艺术、文化、审美观念。现在我们再从日本把这个建筑学回来也没有完全照搬，我们又把我们中国当下的一些审美观念和建筑方面的一些艺术融合进去。”莫言感受到，文化交流会在来来往往间产生新的艺术，交流的过程也会创新。

莫言还考察了日本的戏剧，特别是宝冢歌舞剧。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宝冢歌剧团，是在全日本乃至世界都享有盛名的大型舞台表演团体。宝冢歌剧团云集了一批才艺貌出众的年轻女性，大量剧作里面的男性角色也都由女演员来扮演，既有阳刚之气也有女子之柔美，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日本艺术和审美趣味。

“我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是我们感受到了这个舞台的开放性和舞台的活力，感受到了宝冢歌舞是把全世界的歌剧、舞剧、歌舞艺术都拿过来为它所用，然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宝冢风格。”莫言观看了很多场演出，“这个戏剧跟我们中国京剧很相似，而且学习了很多京剧的东西，从服装道具以及舞台上很多东西，都跟我们京剧是相似的，大量道具里直接把我们唐诗宋词作为背景放上去了。”

日本之行令莫言遥想到，早在盛唐时期日本就开始了对中华文明的学习，并且上千年来一直延续不断。当时日本向中国大量派送遣唐使，他们冒著生命危险，跨过惊涛骇浪来到中国，把中国文化带回日本，但是带回去后没有照搬，而是根据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加以改造，最终形成了当今日本艺术文化的诸多特色。反过来看，这两年我们到日本学习，也可以从中寻找到我们的过去。

莫言感慨，文化交流确实是双方的、互相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作为一名作家，他几十年来还亲身经历和感受了中国文学对外输出、翻译交流的过程。

莫言谈到，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外国翻译家对中国文学的关注与政治密切相关。中国哪一部小说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一些批评或者是反映了某些政治运动，往往会最先受到外国汉学家的关注而被翻译过去，这是中国文学对外输出的初始阶段。

下一阶段与电影相关，包括莫言的小说《红高粱》被改编成了电影，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一批作家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在西方上映并获得西方电影节奖项。于是引起了外国翻译家的注意，这才找来原著小说进行翻译。

与之相比，莫言欣喜地看到，最近几十年来，随著一些年轻汉学家的成长，他们对于要翻译的文学作品的判断越来越回归文学的本来意义，已经关注到了文学的品质和共同价值。因此近年来被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除了数量上比过去大大增多，在品质上也有了很大提高。莫言指出，中国当代文学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或者说中国作家的作品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已经有了重要位置。

在莫言看来，文学为什么能够被翻译，是源于它的共同价值，也是基于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础。好比俄罗斯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与苏联时期伟大作家肖洛霍夫所著《静静的顿河》，这两位作者的政治面貌、信仰追求都很不一样，但两部作品都是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也是世界文学的经典。“为什么这样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作家所写的作品都会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就是因为这两部作品里面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什么我们中国的读者读了这样的作品都会被感动？也是因为这个作品包含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的命运、人的情感、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对于邪恶丑陋的仇恨或者是恐惧等等。”莫言认为，只有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走向世界。

莫言表示，作家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首先要坚守的一点是要把作品写好，要向使作品具备被世界认可的一种价值方向努力。“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被翻译而写作，我们也不是为了被其他国家的读者阅读而写作。作家为什么写作有很多答案，但是我想作家为了自己的内心写作是每一个作家都不会反对的。作家为了读者而写作也是大家都认同的，你心里面有读者，然后充分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念，如果你的内心需求、价值观念跟大多数人民的内心需求和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那么你的作品就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广泛传播？被世界所认可？莫言说，毫无疑问是精品，文学创作要有精品意识。不久前，他在莎士比亚的故乡——英国斯特拉特福镇看到了街心公园里伫立著一座由江西省抚州市政府建的牡丹亭，也看到市政厅和莎士比亚旧居里皆立有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汤显祖塑像。

这样一种文化的交流和比较令莫言印象深刻，他说，汤显祖一辈子写下了“临川四梦”，但最出名的还是《牡丹亭》，也就是说汤显祖凭一部《牡丹亭》扬名了四百年。“这对于我们既是鼓励也是启示，我们不要贪多求大，我们还是要写得好一点，写得精一点，为了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能够被更多人所接受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莫言说。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