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昆

近期社会舆论聚焦于民主党未获提名出战区议会选举一事，社会就此出现两极声音。一种声音是揭露民主党多年来政治计算的恶行，未获提名“入闸”实属咎由自取，此一观点实属正确，笔者毋须重复相同观点；另一种声音是指控北京乃至爱国阵营，在2010年民主党与中联办开启沟通会面以促成民主进程之路后，接连受到本土激进派的连番攻击，北京及建制派未有施以“缓手”，导致温和民主派“和理非”路线受到排斥，引发激进思潮在后来的急速膨胀。故此，北京有道义上的责任“照顾”民主党的政治利益。

笔者对于后者的意见颇有一番感受，这是由于2010年可算是香港政局的关键转捩点。当年1月，时任立法会财委会主席兼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决定订立表决“死线”，限制议员发言以阻止拉布，而她所属的民主党是支持通过高铁拨款，在大是大非的关键节点上就事论事，未有与本土激进派合流“为否决而否决”。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政治气候绝对是“立场先行”，民主党未有以政治利益为挂帅，当时勇气实属可嘉。

直至当年的6月，政改方案获得民主党的支持，得以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才可使香港政制有循序渐进迈向普选的空间，当时是香港整体社会乐见的结果。事实上，笔者当年是身在遮打花园现场（注：旧立法会大楼旁），作为“政制向前走大联盟”的参与人，亲眼目睹刘慧卿走出立法会并向爱国阵营请愿区的支持者挥手，表示未来民主党与爱国阵营是可以有更多合作的空间，而爱国阵营支持者当时亦以掌声回应并肯定刘慧卿的善意举动（注：当时为政改方案表决前夕）。当年这两大政治事件，促使社会大众的主流意见认为，“和理非”的民主路线是阻止社会分化并走向政局大和解的唯一方式。

可以说，民主党当时是可以借由向北京释出更多诚意，引导泛民主派走向和平、理性、务实的民主道路，推动香港社会向前走。但后来的政局发展出现急剧变化，问题关键在于民主党未有“释出更多”诚意，才导致其党走到今天的恶果。

政党的影响力以至“生死存亡”，是与议席（立法会及区议会）的多寡有不可或缺的必然关系。由于当年民主党支持高铁拨款，以及政改方案得以通过，民主党受到本土激进派的连番追击，“和理非”路线受到泛民主派普遍质疑，导致2012年民主党的立法会选举受到拙败，失却泛民主派的统领地位。更甚者，民主党于选举结果后，多次高调表示当年与中联办的会面是错误的判断，后来的局面更是演变为民主党走上两面不是人的尴尬路线。

不过，一切皆是民主党咎由自取，怪不得人。必须指出的是，不仅是在2010年政改方案提出的关键之年，北京其实早在回归以来，多次向民主党释出善意，或明或暗地指出民主党必须与支联会“割席”，这是构成双方信任的基本条件。

这里必须严肃地指出，这一基本条件是与政党的行动纲领以至香港社会的整体繁荣与稳定有高度必然的关系。支联会每年的“六四晚会”是作为统领本地以至海外华人民主力量的大型集会，在一定程度上与海外的分离势力有特定的内在联系，因而受到全球媒体的注视，民众亦注意到支联会的其中一条行动网领为“结束一党专政”。对于北京来说，这不仅是在威胁全国政局的稳定，稍一不慎更会助大国内分离主义的势力，危害社会大众的生命安全。

我们不能看轻一个政党或组织所倡议的行动纲领，而行动纲领可以指是政党或组织在一定的时期内，按照其规定的目标或愿景而须落实的行动。简单地说，结束一党专政绝对是支联会要“履行”的行动目标。按照现今政局的结果倒推来看，支联会过去高呼的行动纲领口号，是不断地向社会大众以至青年学子描绘“终结政权”后的美丽新世界图像，如果我们只是轻描淡写地认为“口号只是口号”，并不构成实际影响，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

2009年始起反高铁运动，2010年违法公投运动、2012年反国教运动，以至2014年违法占中运动等等，无一不是泛民主派在学界号召青年学子执行其运动目标，以达到其政治目的。说白了，当口号落实成为行动纲领，是很容易在社会大众当中形成一鼓作气的政治风潮，风潮构成行动，从而引爆一次又一次的大型社会运动。

对于北京以至本地的爱国者来说，民主党即使在其宣言、政纲以及行动纲领上表达了“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从未公开表示过“割断”与支联会的密切关系，不仅未曾严肃指正支联会其行动纲领的错误示范。更甚者，过去民主党更是倾全党之力参与支联会的年度集会，以行动支持其所倡议的行动纲领。

进一步说，从民主党整体的路线演变来看，可以指出其党格一直在作出政治利益的算计。首先是怯于选举错败后失却统领民主派的地位，继而主动截断与北京更进一步的沟通渠道；其次又怕得失本土激进势力的支持，容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参与2019年“黑暴”运动（注：早于2009年反高铁运动，民主党已默许党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运动）；最后就是今天想在选举留存政治影响力，多次表达民主党的“和理非”路线却未能“入闸”的无奈。因而，社会大众是有合理质疑民主党参与选举的诚意与正当性。

说实话，2010年北京容许中联办与民主党进行会面，是未曾设定会面的先决条件，包括民主党必须与支联会割席，这充分显示北京一直释出最大程度的善意，希望香港有稳定向前的民主进程。惟民主党最终未有依社会大众利益为依归，主导泛民主派抗拒与激进势力的合流，更未有对个别党员的过激言行与荒腔走板的行径作出谴责或予以追究。这不仅失去民心，更失去政党应有的党格。

历史没有如果，但假如历史可以重来，只要民主党坚持肯定2010年政改方案与中联办会面的成果，紧扣与北京的沟通路线，激进主义势必未能形成后来一发不可收拾的势力。所以，一直算计政治得失的民主党，面对今天自身的困局，是过去历史对其进行公允的清算。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秘书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