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黄钰洁

48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项目，集中在这片110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其中20项被列入香港非遗代表作名录，粤剧、凉茶、长洲太平清醮、大澳端午龙舟游涌、香港潮人盂兰胜会、中秋节——大坑舞火龙、古琴艺术（斲琴技艺）、全真道堂科仪音乐、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黄大仙信俗、香港天后诞和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共12项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2009年，粤剧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若将每个非遗项目都看做是一颗星，香港的这片星空格外璀璨闪耀。

快节奏的香港，大厦林立，在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中，却惊人地完整保存著这样高密度的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如何做到的？藏身于水泥森林之间的一栋古屋博物馆——三栋屋博物馆，或许能为我们解开答案。

从荃湾地铁站甫一出站，便被商场高楼层层包围，是典型的现代大都市景象。可只要再往前行进一段距离，便能发现一个古树参天、草木繁盛的城市花园，一旦步入其中，不绝于耳的城市喧嚣便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取而代之的是阵阵悦耳鸟鸣。小花园中间，是被称为“三栋屋”的古建筑，这座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客家围村，于1981年被列为法定古迹，1987年重修成三栋屋博物馆后，正式开放予市民参观。白墙黑瓦，叩开渗透著历史的门扉，其中自成一派天地。

与其他博物馆不同的是，三栋屋博物馆不仅承担著展览功能，更是香港非遗的“大本营”，是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其建立的过程，正是香港非遗保护的历史缩影：

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旨在保护以传统、口头表述、节庆礼仪、手工技能、音乐、舞蹈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著《公约》于2006年4月正式生效，香港特区政府便于同年在康乐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的香港文化博物馆内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遗) 组，并筹划进行全港性非遗普查，以搜集研究数据，用以编制香港首份非遗清单。2008年，香港非遗咨询委员会成立，以督导全港性非遗普查的工作。2009年8月，特区政府委聘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进行全港性非遗普查。华南研究中心就接近800个本地个案进行了广泛研究和实地考察，经过三年多的时间，整项普查工作于2013年年中完成。经非遗咨询委员会详细审议有关研究资料，并咨询公众对草拟清单的意见后，政府于2014年6月17日公布了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涵盖480个项目。

2015年5月，康文署将非遗组升格为非遗办事处。2016年6月，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在三栋屋博物馆设立“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作为其展示和教育中心，透过多元化的教育和推广活动，包括举办展览、讲座、研讨会、传承人示范和工作坊等，提升公众对非遗的认识和了解。

2020年，位于三栋屋博物馆的香港非遗中心展出“循声觅道——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展览，共设置三大主题展览，分别为 “香港节庆与民间工艺” ，“日常•非常”和“三栋屋与传统乡村文化”，邀请了超过35位非遗传承人或团体参与展览制作，展示多项本地传统文化和技艺，包括花牌、狮头、神像雕刻、香港中式长衫、广彩、潮州糖塔、麻雀牌、白铁器具、点心及蒸笼等制作技艺，以及手托木偶粤剧、八音、舞麒麟等传统表演。

借助建筑本身有如棋盘的布局，游客在穿梭于不同展厅的过程中，一步一换景、一厅一世界。展厅内，在分解式展出非遗项目制作技艺、使观众可以直观参与和感受非遗项目全流程的同时，更特别以非遗项目相关的声音作为引子，例如庆典中的喧闹声、制作长衫时的衣车声等，让参观者仿如身临其境。

非遗是什么？香港都有哪些非遗？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非遗？香港特区政府在保护非遗的过程中，都做了什么工作？大众如何保护非遗？香港在保护非遗上，有何独特优势？在三栋屋博物馆中，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麦劲生教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总监何惠仪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

香港非遗咨委会主席麦劲生：

非遗的价值在于社会文化的传承

保育非遗，是在保护什么？

作为确定保护非遗项目的重要机构，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发挥著重要作用。如何从数量众多的非遗项目中，确定最先保育的项目？麦劲生提到，主要考虑因素有二：

“我们考虑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叫做‘传承’，意思是说，这个项目一定能够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有人继续学、有人继续去教、亦都有人继续去执行。

其次则是在整个社群里面，这一非遗项目所发挥的是什么作用？比如说，在香港的不同社群中，它是不是真的提高了或者维持了这个社群的认同感？大家在共同去实践这一项非遗项目的过程中，人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一项目来达到文化上的传承？会不会建立起一种社区关系？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十分看重的。

综合来看，我们把这种特质叫做‘活态’，意思是，我现在仍可以看到这些非遗项目在日常生活里面发挥出它在文化依存、社群凝聚上的作用，有足够的人能够和愿意来执行非遗相关的保护、推广等事项，以上这些因素不仅是我们在确定保育非遗项目的首要考虑因素，也是我们实际开展非遗保护工作中的重点。”

他特别提到，保护非遗其实就是在探讨人们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社会是非遗进行的实际场景，而文化常常通过大家共同参与的特殊仪式、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人们执行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来，这些特殊仪式常常就是非遗。非遗正是这一场景和执行的结合与体现，是人们可以以小见大、通过观察一物而得以探索不同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格的具体载体。

而其他方面，例如有没有香港的独特性、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文件等，也是非遗咨询委员会考虑的因素。

保育非遗，是在与时间赛跑

“其实对好多香港人来说，非遗是一件新生事物，但实际上香港保护非遗的历程已经有十七年了。”在保育本地非遗项目时，遇到了哪些困难？麦劲生认为，近年来非遗保护面临的两个最大困难，一是寻找传承人，二是新冠疫情导致的工作滞后：

当年迈的传承人逐渐握不住斲琴的刻刀、肩膀渐渐难以扛起插满线香的长龙，他们在渐渐老去，而我们要如何尽快找到愿意接过这份重担的新人？“在保育非遗的过程里，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寻找传承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比如有些项目虽然我们认为急需保护，但具体到真正找到一个传承人仍要面临许多难题。例如，尽管有时候可以网罗的人才范围确实看起来很广阔，但这些人是否真的可以承担起这份传承人的工作？能力足够的话，他自身愿不愿意做这件事呢？未来又要怎么继续下去呢？这些都是我们要考虑的东西，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很大的挑战。”

“另外，我们近期面临的实际困难，则是过去几年因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我们曾经希望部署的多项工作都暂时停止了。例如国际交流工作和社区工作，因为考虑到之前的种种社交隔离、社交限制等，许多非遗仪式与活动停办，我们也难以推广；此外，一些针对非遗项目的研究工作，也都因为需要深入社群进行调研，而大家的活动受到限制，因此被迫延期。这其实导致了我们很多准备开展或正在开展的工作难以进行。

当然，随著疫情后生活复常，我们也重新恢复了多项工作的开展。最近的一个例子则是香港的两项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和天后诞被列入了国家级非遗代表作名录中。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其实非遗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

具体而言，我们又应如何保护非遗呢？在麦劲生看来，非遗工作的展开，离不开社会的参与。

“其实非遗一直都在我们的生活里。但就像我先前提到的，大家对于非遗的认识仍然像看待一件新生事物。政府的推动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但社区的参与在我们看来也十分重要。如何让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在每天都享受这些非遗产物的同时，形成一个共同的保育意识、体会到非遗对人们的深刻意义呢？关于非遗的教育与推广工作，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大重点。

在非遗工作中，有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叫‘社会参与’或‘社群参与’，如果可以鼓动到不同的社群，使人们可以一起投入其中，非遗保护在推展上就能够事半功倍。”

他提到，潮州人的盂兰节是社会参与的一个很好例子。这一节日基于潮州人的共同民俗信仰，依托潮州人的共同组织，不仅实现了习俗的良好传承，更是起到了凝聚潮州人社群的重要作用。

更深一步讲，要如何使大众认识到非遗的意义呢？

麦劲生认为：“如果我们单独讲文化的话，是很抽象的。但实际上文化的进行，是需要通过很多的活动来体现的，也才能真正被人们看到。因此我们要谈非遗的意义，一定不能抽象地去讲、去肯定它的意义，而是要具体地探索它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挥作用的。”

他以香港的“食盆”（进食盆菜宴）这一非遗项目为例。香港人吃盆菜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其最初起源于新界地区的不少宗族与族人围坐吃盆菜的习俗，是一种特定的社群活动，延续至今，则形成了过节一起“食盆”的独特饮食文化习俗。可是，“食盆”背后的深刻意涵是什么呢？过去大家为什么要聚在一起享用大盆盛载的不同食物呢？现在的人们每逢佳节为何依然选择用盆菜这一形式来聚餐？背后有没有更多的文化内涵呢？他认为，这是因为“食盆”能够发挥社区共融的作用。它最初帮助了一个社群的凝聚，又通过人们在“食盆”过程中感受到的“团圆”意涵，得以延续下来。

而使人们透过非遗来了解香港的社群是怎样形成的、不同社群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延续的、社群独特习俗背后的文化意涵是什么，在他看来也是非遗未来的发展重点。如果只是通过图像图画向大众简单地介绍盆菜的意义，可能人们听完就不会再记起。但如果可以给一个体验活动的机会，使人们真正聚在一起体验“食盆”，通过实物和互动，切身感受一番，那么大家对于这些非遗项目背后文化内涵的感受会更深，也就能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了解到，这一项目从何处而来、今天演变成何种模样、我们未来又应该如何好好传承，以真正保护好这些项目背后最核心的文化内核。

“在如今生活不断前进、现代元素增加的情况下，非遗虽看似只是历史遗留的产物，但其实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们有没有以一个共同的意识去欣赏它、彰显它呢？作为一个机构，我们希望可以给大众提供不同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这些来源于我们生活的非遗项目，重新去认识、肯定他们的价值，这是我们非遗咨询委员会也好、非遗办也好，希望尽量可以做到、也一直在努力的事情。”

保育非遗，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多

未来香港在继续发展自身优势保育非遗上，还有哪些是可以不断改进的？麦劲生认为，首先从香港自身的非遗保育环境出发，如当前正在推进的教育推广以提高大众保护机会非遗的共同意识、为大众提供参与非遗保护的活动、已有的保育非遗工作等，会继续深化推进。非遗咨询委员会会继续将其保护提高至香港代表作名录中，甚至是更高层次里。

其次，香港的很多非遗项目与整个珠三角，乃至华南地区的关系十分密切。他提到：“我们经常说，希望未来可以与这些地区一齐开发更多有价值的非遗项目，推动大家的进一步合作，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好这些遗产，同时也可以更好地表达香港与内地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这是我们未来可能发展的下一步工作。”

最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中西文化在这里互动了很长一段时间，有很多新的、外来的文化因素，已经深入到香港人生活的各种细节里。传统的非遗本身在这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之下，有哪些转化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好地研究并表达出来这些香港的独特魅力与特色，也就能够探索到香港自身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一种新的互动方式，有助于香港更好地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示给世界。”麦劲生这样回答。

香港非遗办事处总监何惠仪：

非遗背后的文化属于每一位年轻人

“不要弄丢了非遗背后最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

在保护、推广非遗项目的过程中，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既是保育与发展计划的统筹人，也是实际开展保护推广举措的执行者。如何平衡好非遗的保育和发展工作？何惠仪认为，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是关键。

她认为，非遗中的一些传统文化因素正因我们当前生活环境的变化而面对著一系列挑战，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人们在传承非遗的过程中不得不作出一些调节，但是否能再适应社会环境而有所创新改变的同时，保留好非遗背后的核心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是保护和发展非遗的关键。

“当前文化产业化发展迅速，文化旅游势头正盛，引起人们对于非遗项目的广泛关注、吸引不少市民参与至其中，这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在当前的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人们会不会只将非遗的特质视作商品和消费品，而没有真正理解这项项目背后的核心社会价值与文化意涵，例如没有理解它对这一社区的意义？我们希望可以通过文化旅游来使大家认识非遗、提高大家的共同保护意识，也希望它不过度商品化或产业化，使人们反而丢失了它最核心的社会价值。”

她认为，大坑舞火龙是一个正面例子。复常以后，阔别三年的中秋节大坑舞火龙今年中秋节复办，在吸引香港本地市民的同时，也吸引了许多内地和世界各地的游客一同观赏。这一仪式主要由大坑本地的社区组织大坑坊众福利会来筹办策划，真正能够体现到社区市民的一呼百应。舞火龙的筹办由福利会中的老一辈牵头、组织训练，即便是搬离社区的年轻人也主动返回大坑参与其中，更有许多小朋友也加入莲花灯队里，贡献力量。此外，社区里还建有一栋大坑火龙文化馆，在将大坑舞火龙这一非遗项目做成文化产品、在馆内摆放出售纪念品的同时，也注重向游客通过视频、文字、展览等形式，向大众介绍每一样以大坑舞火龙为灵感的纪念品背后代表著怎样的意涵，使市民在街道上欣赏完舞火龙之后，也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这一非遗背后的社区历史，以及它对于大坑民众希望通过舞龙来祈求来年平安健康、以及中秋家人团聚的独特意义——大坑舞火龙对于自身社区的凝聚作用由此体现。

而这一社区的凝聚作用也对于它的传承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上一代总指挥传承人陈德辉先生虽于去年去世，但大坑舞火龙的传承未断，正代代相传。她解释，“年轻人因大坑舞火龙成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而引以为傲、积极参与其中并产生归属感，而更加愿意为社区出力、为文化的传承出力，今年的舞火龙虽是新一代总指挥的首秀，依然办得有声有色。这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保护非遗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然而，并非每一项非遗项目的保护都像大坑舞火龙一样顺利。

在被问及保护推广非遗过程中曾遇到过什么困难时，何惠仪笑道：“其实在香港保护非遗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当然，不是每一个困难都可以被完美地解决，但我们也在不断按照实际情况作出了调节，希望可以将困难程度尽量降低。”

最困难的一件事，是许多的传承人与保护团体里的长辈“年事已高”了。这就带来第一个问题，传承人要怎么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他人呢？非遗的许多项目以传统方式呈现，而这些手艺是十分依赖于传承人的言传身教、口传心授的。但这些老人家并不一定有足够的精力和条理将自己的手艺用文字记录下来、用视频保留下来，这就导致了许多手工技艺、仪式的组织、表演技艺等的完整传承十分困难。

因此，非遗办通过与专家学者合作，为非遗项目开展研究、出版专著。“这些老师傅、老人家他们做不到的文字记录，就由我们帮忙去记；他们不会拍的视频，我们来拍。”“我们邀请了许多专家学者、大学团体，先由香港的20项代表作名录项目做起，不断深入去调查、记录、研究并出版专著。我们也在网上设立了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将非遗项目的历史沿革、活动内容、具体流程等，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尽力保留下来。”

“妙想非遗”计划，则是在协助传承人保育非遗项目的基础上，更有效地向公众推广非遗。“妙想非遗”计划下，非遗办希望组织一群活动策划能力、理解能力、沟通能力较强的年轻人，成为“非遗领袖生”，为这些难有精力组织宣传活动的非遗老一辈传承人组织活动、策划展览，成为了保护和推广非遗项目的重要力量。

其次，是有没有人愿意去学习非遗技艺的问题，这就先要解决如何吸引更多年轻人认识并参与到非遗保护当中的问题。

教育，是何惠仪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她生动地比喻：“教育其实并不只局限于使人们知道和认识非遗。如果人们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无关，大家很快就会将这些知识丢去。那怎样才能让大家不把它丢去，而是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件所有物呢？”

“我们希望可以令年轻人知道，这个社会、这些核心价值、这些文化，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何惠仪介绍，非遗办在教育方面有三大策略。首先是邀请中小学生“进来”，走近非遗。2022至2024年，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于三栋屋博物馆举行“非遗大本营”计划，与教师、非牟利组织共同举办一系列多元学习的教育活动，通过参观展览，以导赏形式为中小学生们系统性地介绍非遗，配合一系列工作坊，使他们能够体验部分非遗工艺，让他们在切身体会中真正“走近”非遗。

其次是将非遗“带出去”，通过“移动非遗”专车计划，在十六吨的卡车里设置微型非遗展览，将展览车开入校园，因应教师的课程需求、邀请非遗师傅，走到校园里为学生教授相关课程。活动很受学生欢迎，预约已爆满至2024年2月。学校里也出现了“非遗小小馆长”，在老师们教给学生非遗知识后，他们也会教给学校里的其他孩子。而在学校的假期，这些非遗专车也会开入不同社区，开放给市民参观。除了向中小学生推广非遗外，非遗办也与香港教育大学开展合作，开展“非遗入校园”这一先导计划，研究如何配合学校课程、培养教师，并协助老师设计教材，以更好地向学生讲述非遗背后的社会与文化价值。

最后则是通过学校活动，在孩子心里播下的保护非遗的种子。非遗办从不同年龄的孩子视角出发，预计出版3套非遗主题绘本，其中以香港文化故事、香港传统节庆为主题的2套绘本已经出版，并针对每一个系列设计木偶戏，将木偶戏带入校园表演，使学生在看完木偶戏表演留有印象的同时，再通过绘本强化理解知识。

怎样真正吸引到年轻人来了解非遗的魅力呢？何惠仪认为，创新非遗自身、创新非遗的推广都方法十分重要。她认为香港中式长衫技艺的传承，是个很好的例子。

香港中式长衫技艺最早可以追溯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那时结合中西特色的独特样式，在如今却会被许多年轻人觉得老土。那要怎样让年轻人愿意去学习香港中式长衫的制作技艺呢？她提到，非遗办与大专学校合作开设了一项传承训练班，由师傅带领学生从头开始制作一件长衫。在长衫的布料挑选上，不一定非要挑选传统的绣花、丝织等传统布料花式，而是可以由学生自己选择创新布料和图样，做出全新的长衫，并为学生举办成品展览、出版专著来介绍自己作品中的理念。在实践中，长衫自身的样式不断创新、学生也收获了极强的满足感和光荣感，从而愿意投入和参与其中。例如香港中式长衫技艺的保护单位——长衫协会里，青年一代的中式长衫技艺工作者也正发挥著十分重要的力量。此外，今年的维园中秋彩灯会，也是一个正面案例。非遗办与扎作师傅合作，不仅扎作巨型香港传统彩兔灯，唤起香港人的共同记忆，也邀请师傅扎作更具现代感的白色玉兔花灯，使人们认识到传统扎作的艺术价值。通过提高人们对于扎作花灯的认识，其市场价值和市场地位重又提高。

另外，非遗办也致力创新推广非遗的方法。非遗办一方面以年轻人容易接受的手法，如360度虚拟实境影片、沉浸式展品等多媒体形式演绎非遗特质，消除年轻人对非遗的抗拒感；同时也寻找年轻的非遗工作者参与展览制作，从年轻人视角了解非遗、解读非遗；除了目标观众为家庭的三栋屋博物馆外，非遗办也在闹市九龙核心区旺角的中电钟楼文化馆中以年轻人为目标群体，邀请年轻设计师策展、邀请年轻非遗工作者进行创作，从而引发年轻人的兴趣。

最后，则是资金与场地的问题。何惠仪提到，复常以后，许多保护团体都希望可以有场地重新举办非遗活动，或是开展传承培训班、培养传承人。然而不论是人力成本或是物资成本，均比过去高出不少，甚至于地区性的一些活动，需要老人家们自掏腰包来撑起一场活动。早于2018年，特区政府拨款3亿元予康文署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助计划”，2019年，非遗办立刻推出首轮非遗资助计划，至今已开展4轮，透过资助帮助社区团体、保护单位和传承人开展非遗的推广、保育和传承工作。

“香港的小，反倒正是它的优势”

2023年中秋国庆假期，维多利亚公园上演了一场非遗盛会。起于大坑浣纱街的大坑舞火龙，在中秋节当夜一路舞进维多利亚公园彩灯会，与市民同乐。维园内，以传统戏棚搭建技艺建成的“太平处处是优场——维园粤剧戏棚汇演”重现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市区举行戏棚演出的盛景，戏棚外，传统花牌成为旅客必备打卡点，主展场大屏幕上播放的蒲台岛戏棚搭建缩时摄影视频引发游客阵阵惊叹，转身漫步，扎作而成的兔子花灯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小小的维园里，热闹得令人目不暇接。而在何惠仪看来，“非遗从来就不是单独的一个项目”，也无法独立去看、独立成为一个项目，“每个非遗项目之间都有著紧密的关系”。除了中秋节展示的粤剧、戏棚与花灯等以节庆串联起来的项目外，香港的春祭秋祭、长衫、食盆之间也有紧密的联系。穿著中式的长衫是香港新界宗族长老在进行春祭秋祭时地位身份的彰显，而食盆的由来也正是在春秋二祭时宗族聚餐的具体形式。正是基于这一宗族团聚背景，食盆也才慢慢与家族团圆挂钩，具有了家庭和社群团结、平安的社会文化象征意义。理解这些非遗项目之间的密切联系，正是理解非遗背后香港社会价值、文化意涵的关键。

或许正是与维园的非遗盛会一脉相传，在何惠仪看来，香港保护和发展非遗的优势，恰恰在于香港的“小”：“我觉得香港地方小，其实反而是香港最独特的优势。因为你可以在这里集中地看到许多不同的文化成果。”她又介绍，内地地大物博，香港每两年会与内地的不同省份进行一次非遗交流展览，这正是对外集中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好机会。而香港中西文化交流之地的独特优势、与内地文化同根同源的优势，不仅能够与内地的非遗保护相互补足，更有利于香港成为中西文化桥梁，将中华文化带给世界。

（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