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昆
今天的话题有点严肃，希望读者有所明白。
最近，舆论场上议论的话题无不涉及今日（10月6日）将会公布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注：笔者执笔时仍未得悉结果），当中备受社会各界争议并获“提名”角逐其奖的黎智英，可以说是话题讨论的焦点。
尤其过去一段时间，有不少95后、2000后出生的青年朋友与笔者进行多次讨论，无不是站在“自居国际格局”的视野，语带肯定并向笔者提出疑问、质疑，甚至乎是轻蔑的态度，指出国际社会有之所以能提名相关人士就是“肯定”其所倡议、推动或有待完成的运动，是合乎普世价值与人道主义的原则，是值得推崇的。反之，青年朋友更要笔者“反思”为何爱国者总是与其奖项的价值观相距甚远。
笔者的个性是外在情绪表现与内在真情实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的人，对于青年朋友一连串的问题，笔者总是简单总结回应：“系啰！咪就系咁啰！”其实，笔者并非不喜欢把话题进行深入讨论，也并非刻意迎合对方的观点而避重就轻，反而是为了自身的身体健康，避免行为表现受到情绪上的波动。不过，笔者确实有作出不少反思。
必须指出的是，笔者反思的是黎智英（下称：黎）的确有其本领可以影响一代青年人，特别是80、9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我们这代人是经历由传统报章到当今新媒体作为吸收社会资讯或可以说是深受其过程转变而影响的一代人。当中黎的传媒集团，特别是以偏颇及带有浪漫主义式的角度强调“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至“割裂中国”等关键词，尤其自回归以后，长期利用其媒体上的舆论影响，向社会大众鼓吹要“身体力行”参与“社会运动”去改变香港、削弱中央管治权威等这样的讯息。
社会运动的形成，从来都是“易放难收”。尤其香港历年来的大型社会运动，不断造就更多年轻人站在“沟通、协调、妥协”等关键词句或意识形态上的概念的“对立面”。这是非常危险的思想引导，把一代青年人推向热衷参与错误运动的黑暗深渊。
2009年“反高铁”，否定香港与内地两地融合的步伐；2012 年“反国教”，否定国民身份认同的进展；2014年“占中”，否定民主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以至后来2019年的“反修例”，更是摧毁一代青年人的大好前途，社会大众负上沉重代价。简单来说，黎的社会影响，代表了部分人的思想行为就是“你不给，我就反”“你不全盘接受，我就行动升级”。
回顾过去历史，黎的传媒集团利用高举“一步到位”的夸张政治诉求作为其舆论传播的方式，抹煞中央过去曾经释出沟通与妥协的管治善意。不能否认的是，一步到位的政治诉求，确实易于鼓动青年人认同参与运动的价值，认为能够将个人参与的经历写入历史，有其“浪漫式革命”的情怀。
但同一时间，黎亦是把许多青年人的个人大好前途与社会整体的繁荣稳定全盘摧毁，做到所谓“写入历史”。
这是笔者反思后得出黎对一代青年人的影响力，也是笔者唯一“肯定”黎的地方。
最后，笔者想指出，本人曾有过八年走访基层社区工作的经验，而基层是占有社会上绝大比例的阶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体社会上的社情民意，也使笔者从中深刻明白并且体会到何谓社区治理。笔者不敢以偏盖全地指出爱国者前辈在以往的基层工作全是做得落实到位，毕竟任何阶段总会有未尽完善的时候，但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标记，笔者有幸亲身参与其中并一同建设。
爱国者最为原实的社区治理的确是逐家逐户了解家庭单位的生活状况，不仅在节日及选举期间，更会在每个季度甚或至每个月的平凡日子，定期关怀社区内各联系家庭住户的生活日常，走访家庭、深入群众，近乎是每天必须重视的工作，我们谈的不只是有国家大事，更多的是贴近大家天天生活上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话题，做到把对人的关怀、重视人的价值、以及彼此似是家人的关系落实在对方的心坎里。
那个年代的爱国者是近乎所向披靡地深入人心，每当问及普罗大众如何看待爱国阵营的社区工作者，反应无不表示能够贴心关注并解决社会问题，且是可靠的、稳定社会的建设力量。
爱国者从来都不善于制造舆论导向，也不懂善用媒体去放大自身社区工作的有效治理，故此我们的爱国工作，价值与理念不易被放大，反之更易被扭曲、抹黑。但是，这并非代表笔者回避这方面工作的必要性。
事实上，青年朋友的关注点，尤其在奖项花落谁家的讨论上，的确是建基于这一时代的真实写照，当今社会大众是透过媒体舆论去认识爱国工作者，细思后也觉得毋须与其激烈争辩。
那一代的爱国人、爱国者，未曾利用群众斗群众，也不会制造阶级对立、社会内耗的分化情绪。毕竟，政治利益只是一时，社会上的群众、家与国及繁荣安定，才是那代爱国人一直重视的价值观，长久推动并落实人民幸福是其终身的事业。
若然奖项归于黎，国际社会亦需要深刻反思，一名利用群众斗群众，长期制造社会分化并只计算舆论效益的政客，是否代表了人类要有的共同价值观。当然，笔者想借此事件肯定一代爱国人的贡献，也藉由此文章作为印证，让一批又一批的“后浪”爱国者，明白那一代爱国人的理念，不能够用现今的视角否定过去的根基。
（作者系香港青年时事评论员协会秘书长，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