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 齐学理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史前史的第一篇章；距今一万年左右，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文明如何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一直是考古学和人类学界长期不懈探索的重要课题。“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河北尚义县四台遗址，是近年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它不仅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而且通过丰富多元的文化遗存鲜活还原出远古人类的生活图景，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

从流动性栖居到定居村落形成

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2千米山坡上，地属蒙古高原南缘地带，已探明面积约15万平方米，是近年来河北省西北地区所挖掘发现的面积最大且出土文物保存完整的大型遗址。

四台遗址于2004年被发现，2015-2018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取得重要收获。2020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尚义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等单位对四台遗址持续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发掘。四台遗址目前已发掘面积1,700平方米，发掘房址40余座，出土了陶、石、骨、贝类遗物800余件。依据地层关系、出土遗物特征、测年数据，考古人员将四台遗址文化遗存划分为五组。

第一组文化遗存，距今10,400—10,000年左右。发现6座聚集而居的半地穴式房址，面积7—10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低。灶多为偏向房址一侧的地面灰烬堆积。柱洞大多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打制石器有锯齿刃刮削器、石球、舌型器、石钻等。细石器多为锥状细石核、细石叶，少量楔形石核，原料多为燧石、玛瑙、石英岩等。磨制石器主要为研磨器，包括磨盘、磨棒(杵)等。陶器多为残片，火候低、多夹砂或石英，陶色灰黑或灰褐色，纹饰有戳印的圆圈纹、折线纹、网格纹。骨器发现有骨管、骨针、骨簪、勺形器、骨角锥等。

第二组文化遗存，距今9,200—9,000年左右。发现4座半地穴式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平面近方形或长方形，穴壁不规则，西北部深，东南部浅。地面四周高、中间低。灶多为浅坑灶，位于房址中部。柱洞围绕穴壁分布。未发现门道。房址内出土细石器、磨制石器、陶、骨、角器以及动物骨骼等。细石器多为锥形石核、楔形石核与石叶，偶见铅笔头石核。磨制石器仍主要为磨盘、磨棒组合成的研磨器，另发现有石球与石钻。陶器主要为板状器，可分为带花边和素面两大类。另有较多的骨针、骨锥、骨簪、勺形器、骨管等。

第三组文化遗存，距今7,600—7,400年左右。主要发现17座半地穴房址，面积8—12平方米，大体西北—东南向成排分布，平面近方形、长方形或圆角方形，形制规整，房间开始出现门道，房间中部分布有灶，灶内存在红烧土堆积。有5座房址埋藏有人骨，多葬石铲或石磨盘随葬。其中，2020F2中发现埋藏在壁龛内的陶罐、6件石铲及毛坯半成品、4件石磨盘及毛坯半成品以及大量与毛坯半成品岩性相同的碎石块，表明该房址除了居住功能外，可能还存在石器工具加工和储藏的功用。第三组房址内发现的陶器以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大口筒形罐为主；石器以石铲、穿孔器、磨盘和磨棒（部分为头部存在砸击痕迹的哑铃形磨棒）为代表的磨制石器为主，细石器和打制石器的数量在这一阶段大大下降；石刃骨刀、玉玦、玛瑙珠、贝饰也是这一时期所新发现的重要遗物。

第四组文化遗存，距今7,300—7,100年。发现房址10余座半地穴式房址，房址面积开始增大，多为10—16平方米，平面近方形，形制规整，柱洞分布在四周，灶位于房址中央。房址内主要发现以石铲、磨盘和磨棒为代表的磨制石器、麻点陶罐、制作精良的骨器和动物骨骼，细石器极少。从小平底筒形罐为代表的陶器上可以看出，四台遗址在这一时期已经与内蒙古东南部地区的裕民文化和兴隆文化有了明显交流。

第五组文化遗存，距今6,800—6,400年左右。目前尚未发现明确的遗迹。主要发现尖圜底罐，鱼鳞纹、竖向长附加堆纹筒形罐等遗物。该类陶罐在国内的发现尚属于首次，体现了与盛行在北方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家河口尖圜底陶罐存在明显的联系。

明确的半地穴性房屋、摆放有序的器物，表明北方的人类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已经开始创造宜居的生活。这些成组房址也是北方地区最早定居村落的实证，展现出人类生存方式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流动性栖居到新石器时代早期逐渐定居的发展转变。

从狩猎采集经济到旱作农业起源

考古人员对四台遗址遗迹中出土的木炭、动物骨骼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了15个万年左右和10余个9,000多年的系列测年数据，进一步推动遗址的精准测年、勾勒先民的生活细节。

在动物考古研究方面，四台遗址的动物骨骼初步鉴定有蚌、螺、蛙、鱼、雉、鸟、鼢鼠、田鼠、野兔、刺猬、犬、狼、熊、小型猫科、黄鼬、獾、梅花鹿、马鹿、麅子、麂、野马、野牛、野猪等，犬可能存在家养。这表明遗址周边古环境为适宜野生动物生存的山地草原环境，有一定的河湖等水源，提示四台先民的生业模式以狩猎经济为主，肉食来源主要为野鹿、野猪、野马、野牛等大中型哺乳类动物，鱼类、鸟类和淡水贝类等也是其补充性肉食资源。

在植物考古研究上，通过对遗址地层剖面的花粉组合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距今10,500—10,200年之间，四台遗址周边发育以蒿属为主的草原植被，气候相对乾旱，先民可能采集苔蒿属、草属、蓼属、禾本科等种子；而距今8,000—7,000年之间，栎属等乔木花粉含量最高，气候温暖湿润，发育森林—草原植被，先民采集一些乔木类果实。特别是在第三组遗存中发现了数量较多的橡子皮壳，并且发现有碳化的粟与黍，结合另发现了大量的石磨盘、磨棒等加工类和石铲等翻土类工具，器物上残留的淀粉粒，说明了驯化粟、黍的存在，表明距今7,600年前后，该地的古人已经开始驯化农业，是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最新实证。

考古人员综合动植物考古和石器工具研究成果，推测四台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情况为：四台先民在第一组和第二组遗存阶段是以狩猎采集经济为主；第三组时期虽然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粟黍利用比重上升，植食性食物加工行为频繁；到了第四、五组时期，粟黍在食物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肉类食物在日常生活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旧石器时代的人们依赖狩猎为生，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生存方式逐渐转向开发利用原来没有或忽视的植物资源。四台遗址中粟、黍碳化颗粒及陶器、碾磨石器等的发现，说明在这一时期，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已认识到粟黍类等农作物具有种植、储藏和食用价值，粟黍类等农业种植或已趋于成熟。这是人类对植物资源强化利用的体现，也是先民不断调整技术形态适应农业新环境的体现。出土的陶器，还意味著蒸煮食物出现，除烧烤熟食制品外，还增加了熟食物品的种类，说明人类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同样促进了农业的产生和发展。

在温润的气候与多样的动植物资源环境下，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基本掌握日常的劳作生活以及基本的生产方式，过著朴素怡然的生活……四台遗址的先民们敬畏自然、顽强生活，这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踔厉奋进的精神特质，这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发展壮大的文化基因。在四台遗址抽丝剥茧的考古旅程中，他们曾经生活、劳作的场景徐徐呈现，也令今人得以踏寻先民历史足迹、探索中华文明源流。

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

四台遗址文化遗存文化特征明确、文化面貌独特，地层关系清晰、测年数据连续，房址结构和出土陶器、石器特征也都体现出连续发展的过程。它们与周边发现的同时期文化遗存考古学文化内涵明显不同。考古人员推断此为本地区前所未见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初步判定为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四台文化，为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中期考古学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元素。遗址不同时期的多文化交流与互动，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重要基因，更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体现。

房址中发现的舌形两面器、楔形细石核、锥状细石核以及大量细石叶与工具，继承发展自泥河湾盆地一万余年的楔形细石核技术传统，表现出文化与人群的连续性，为我国北方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研究提供了非常典型而且最直接的证据。

陶器压印纹饰中的类“之”字纹、网格纹、窝点纹等文化因素，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太行山东麓易水流域的北福地一期文化中均得到延续和发展相似的文化因素，可能是“之”字纹等纹饰的源头之一。这一发现突破了以往我国北方区域考古学文化的认识，为燕山南北和西辽河流域找到了共同的文化根源，将两大区域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更加全面和深入理解该地区后续考古学文化谱系即史前社会发展演变奠定了基础。

出土的尖圜底罐，在国内目前已知的材料中仅此一件，但其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卡林加河口、叶尼塞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大口圜底罐器形、纹饰、制法十分相似，显示出四台先民与更远的北方文化互动与交流，对早期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研究提供了新证据。

内蒙古高原位于阴山山脉之北、大兴安岭以西，与河北毗邻，南缘已到达张家口坝上地区。历史上，张家口是东部沿海文化和西部内陆文化、北方草原文化与南部农耕文化交汇之处，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称之为文化交汇的“三岔口”。著名的万里茶路中，张家口以北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从张家口出发，远可抵乌兰巴托、西伯利亚。清代李桂仁在《明清时代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中说：“这条商道作为贸易之途，大约在汉唐时代已经开始。出现茶的贸易，大约不晚于宋元时代。”从张家口阳原泥河湾盆地和内蒙古高原考古调查及考古发现看，张家口以北地区这条人类通道，可以追溯到万年前或者更早。透过四台遗址的尖圜底罐，足以想见来自于贝加尔湖的一些民族不断沿著这条通道南下，抵达内蒙古高原地区，与生活在附近的人们交流融合，留下了独具特色的生活遗迹遗物。

总而言之，四台遗址考古发现填补了燕辽考古文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研究空白，为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农业起源、文化谱系、人类群体从流动性向定居形态转变、草原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和实物证据，是我国北方地区万年文化史的实证，为探讨中华文明的起源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下一步，考古人员将继续对四台遗址本体进行发掘，开展聚落结构、年代分期、文化面貌、动物、植物、环境、地学等考古研究，进而持续开展华北北部农业起源研究以及旧—新石器时期过渡动力机制研究，解锁更多文明的秘密。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文中图片均由国家文物局提供，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