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至22日，第14届海峡两岸暨港澳地区艺术论坛在港举行，延安革命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妮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演讲全文如下：

在近现代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延安时期（1935年10月-1948年3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变，走向胜利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民族遭遇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使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和思想创新，吸引广大青年接近马克思主义，走上追求真理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立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等艺术教育机构，重视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培育了一大批坚持守正创新的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党的任务、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经典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来自于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成为新中国文艺的班底，他们带着深厚的延安情怀和延安红色艺术的靓丽底色，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文艺传统，继续用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服务社会主义建设，依然发挥服务时代，引领时代的典范示范角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探索新时代艺术教育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如何走好长征路，延安时期红色艺术教育的成功实践和积累的经验值得认真回顾与总结，在延安道路中寻找答案，砥砺艺术初心，赓续红色血脉，让艺术教育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旅程中续写新篇章。

一、赓续为民族复兴的艺术理想

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觉醒的时代。列强入侵，山河破碎，一批年轻的被称为“人类上层”的知识分子首先觉醒，发出时代的啼声，用艺术作为武器唤醒中国。蔡元培、萧友梅等仁人志士远赴西方寻求文化救国的真谛，期望属于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早日到来。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在《呐喊·自序》中呼喊“拯救国人的精神，首推文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左翼文艺运动领袖，影响了一代文艺新青年的成长，发挥了唤醒中国的旗帜作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志青年集体为时代呐喊。

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但是却遇到了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的更大困难。1936年11月，四面处敌的中共中央在陕北的窑洞里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发出“文武都来”的民族复兴号角。以理论的思考、文艺实践的顶层设计，开启了用文艺组织中国的新的伟大历程。作家丁玲一篇《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恰似“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笔杆子锋芒毕露，革命文艺初显光彩。 埃德加·斯诺，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记者，用实事求是的报道精神，写成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让代表中国未来的正义之声首次走向世界，有志青年的目光被吸引在中国的大西北。

七七事变爆发后，延安再次吸引世界。延安不仅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挥中心，更是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四万多怀抱救国理想的进步青年齐聚延安，建立百余个文化单位、艺术教育机构。开放的视角，抗日的激情，民主的圣地，延安成为新文化的殿堂，抗日的歌声响彻寰宇。

1938年，身为全中国唯一，也是同时期全世界唯一的文学、艺术综合艺术教育机构——鲁艺，在延安创立。鲁艺的创立，让世界为之一振，延安迅速成为中国青年，全世界文艺青年的古城，大批来自于海内外的成名的诗人、剧作家、诗人、漫画家、木刻家、雕塑家，以及爱国青年云集在延安为民族救亡发声，《抗大校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白毛女》等无数传达着争取民族解放的主旋律佳作，从延安传向大江南北。经典作品大多透过香港这文化枢纽走向世界，为中国凝聚精神、汇聚力量。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明确指出：“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恩格斯曾说，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1942年，在那个风云激荡，青春淬炼的红色五月，毛泽东以高超的理论智慧，高瞻远瞩地厘清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文艺与时代”等科学逻辑关系，首次提出了文艺为人民的划时代科学论断，为新中国文艺奠定了不朽的基石。凭藉着这种来自于人民，还给人民的人民文艺精神，来自于延安的文艺力量将千疮百孔的旧中国唱出了一个新中国，并继续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耕耘着一座又一座的艺术高峰。

二、赓续艺术与政治统一的教育方针

抗战时期的延安，是培育新时代人才的大熔炉。高等教育、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本着教育为长期的战争服务、教育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实施了广泛而深入的全局教育运动。鲁艺作为延安建立的50余所中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之所以成为艺术经典的殿堂和培育艺术家的摇篮，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实施了艺术教育与政治教育相统一的教育方针。1939年经中宣部草拟，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鲁艺教育方针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新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鲁艺的艺术人才培养，要使学员从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中 获得正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树立具有远大理想，具有丰富生活经验和良好艺术技巧的一派工作者为目标，使他们具有坚定不移，刻苦奋斗的品质。1940年毛泽东主席为鲁艺题写“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进一步鼓励艺术家将来自于抗战现实生活的感动，融入到艺术创作中，进一步倡导艺术创作与政治需要相统一的艺术风尚。1941年，鲁艺推出十条《艺术工作公约》，注重艺术家作风、品德的修养教育，将人文精神的培育作为培育艺术家的首要目的，实现以艺传道，以美化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具体实践。《艺术工作公约》同期发表于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内容如下：

一、不违反新民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

二、不违反民族的大众的立场。

三、不违反艺术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

四、不对黑暗宽容；对新社会之弱点，须加积极批评与匡正。

五、不流于轻浮作风，低级趣味。

六、不间断创作与研究的工作。

七、不轻视艺术的组织工作。

八、不满足自己的即使是最大的成功；不轻视别人的即使最小的努力。

九、不报宗派之见；不作无原则的意气之争。

十、不放松艺术中一切不良倾向的批判。

缘此，鲁艺在课程配备上也是艺术与政治教育并重，但不主张将政治教育机械地、呆板地、生硬地套在艺术领域中，而是透过学习使学员懂得政治与艺术的关系。艺术家可以不是政治家，但必须具有政治的修养，即从艺术上培养人才，从政治上提升人才，这是延安红色艺术教育成功的命脉。

留法归国的音乐家冼星海在延安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现了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政治修养。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等问题”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理论，也鼓励学生学习。1940年他在赴莫斯科途中致信妻子，也是他的学生钱韵玲：“政治的基础是每个艺术人才必须具备的”“一切学习都先以政治课为基础，尤其是要热心于马列主义，不要嫌它乏味。假如你不弄通马列主义，你的艺术造诣就是有限的，请你接受我的忠告话”。1939年春天，在中华民族生死涂炭的关键时期，代表全民族怒吼的时代最强音《黄河大合唱》在延安横空出世，广为传唱，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华夏青年加入民族抗战的洪流，也影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伟大胜利进程。一曲《黄河》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也是冼星海为中华民族复兴，用音符写下的信念、信仰和信心。冼星海谱写经典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创作之后，他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朋友成为党的一员，并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所以，是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迎来了他音乐人生的巅峰。“抗战时期，全世界的艺术界都注意中国，尤其在新音乐发展方面。他们称我们的民族是‘歌咏民族‘，因为根据我们抗战歌咏的普遍和发生了作用的原故”大凡来到延安的成名大家和艺术青年都在延安找到了艺术的航向，一个个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喷涌而出，成就了留史存世的经典作品。

如今，翻开近现代艺术百科全书，那些光彪史册的无数经典和经典的创作者，大都出自同一个地方——延安。延安时期的艺术教育与创作关乎“技”，更关乎于“道”。蔡若虹先生在晚年回顾鲁艺的艺术教育时曾说：“鲁艺从来不出废品！”

三、赓续贯穿始终的艺术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会议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两个结合’是我们成功的最大法宝。”延安道路成功地实践了“两个结合”。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个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圣地，她集纳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进程中，树立起耀眼的丰碑，一系列历史性的开拓与创新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全会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革命走入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指导下，艺术教育与创作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坚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使延安浩瀚如烟的艺术创作族谱中，几乎找不到雷同的美术构图、雷同的音乐旋律和雷同的文学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有不同的处理，展现出创作者善于发挥和创造的才能，每一件作品都在超越以往。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1941年春，他在莫斯科将延安创作的简谱《黄河大合唱》，用了欧洲最先进的配器法谱成交响大合唱《黄河》，面对国际社会对《黄河》这一骄世的成绩时，他说“我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东西，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以冼星海为首，后来延安出现了无数个“冼星海”，西方话剧中国化、莎士比亚戏剧中国化，马雅可夫斯基诗风民族化，在传统与现代、国际与民族相互碰撞中，也走了同样的艺术创新之路。

1945年，鲁艺创作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开山之作《白毛女》，以莎士比亚西洋戏剧形式，提取中国民间戏曲、民歌、小调等元素并加以创新。一上演，不仅由艺术作品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而且其强烈的民族艺术风格与思想性，迅速走后红，被改编成不同的艺术形式在世界各个国家上演、出版，成为中外文艺史上罕见的艺术创新。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团就率先上演芭蕾版《白毛女》，至今还是保留的经典剧目。

鲁艺师生从学习西方到摆脱西方，鲁艺木刻版画也秉承鲁迅先生的“让木刻回国”的文化情怀，在延安的土地上实现了从阴刻到阳刻、从国际化到民族化、大众化的根本转变。这些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学术高度，写满了中国精彩的作品，篇幅随小，但其高度集中的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至今占据世界艺术巅峰，熠熠生辉。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陕西延安，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延安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延安时期形成的红色艺术经典不仅是革命史诗的恢弘篇章，也是凝结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艺术载体。

综述，延安时期，为民族复兴而努力的艺术教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外来先进文化不留痕迹，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深度结合，进行创造性发展和创造性转换，以抗战和建国为需要，以立德树人、振奋与组织国民精神为目标，发挥了以艺传道、以文化人的先锋作用，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国精神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历史轨迹中总结历史规律，坚定肩负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使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旅程上，延安模版、延安经验意义犹在。

延安时期的红色艺术教育及其产生的红色经典，正如列宁所说的：“托尔斯泰去世了，但是在他的遗产里，都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属于未来的东西”。新时代、新任务、新使命，让我们肩负伟大文化使命，把《黄河大合唱》唱进新时代！为新时代谱出《黄河大合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