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社会科学家，应当做群众和政策之间的一个纽带，从实际情形里边去发现问题，再反映到党的路线和政策上去。

——费孝通

文｜丁凯

我想从方法的角度，谈谈常修泽老师的思想。常师是制度经济学家，但他超越学科的局限。常师治学，一直主张博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西方经济学所长，“中马西，三合一”，以哲学的智慧洞见经济转型和改革中的问题，以理性的表达记录伟大复兴进程中的变迁。他的丰宏著述可供读者披览，他的创新观点也有学者评述，我无须画蛇添足。在这篇有限的文字里面，我想结合自己这15年来，追随常师闻道求知的经历，管窥所体认到的常师思想方法。 《道德经》第一章，开头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是万物本原，无从命名，无从言说，语言也做不到。我们仅仅是为了表达，才把它称之为“道”。常师之道，“博学而无所成名”，我也仅仅是为了论述言说的方便，把常师之道简称为“常道”。分三个层面：何谓常道？如何知常道？常道中的非常道。读者诸君，请听我道来。

一、以人为本：常道之谓

我一直认为，“以人为本”是常师学术思想的原点。 常师一直主张“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 2009年，常师在探讨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价值时，鲜明地主张：“改革的实质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把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作为改革的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最早见于《管子》。管子在淄博，紧靠著常师家乡滨州市惠民县，常师幼承庭训村学，我想，村里先生上课时，不可能不提及这位近在咫尺的先贤。以人为本是中华传统价值观，尤其是儒家治国思想的首要价值。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

常师的“以人为本”，突破了儒家和诸子的定义，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在内涵上，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拓展了“人”的含义。

第一层含义，从横向分析，不是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是指多数人，而是指“全体人民”。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著眼于部分人”的观念。近年来，情况有所变化，出现“让多数人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提法。从实际内容看，“多数人”比“一部分人”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提法依然是不周严、不科学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应该有博大的胸怀。国家采用的“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的提法，是对“一部分人”或“多数人共享”观点的矫正，这是意味深长的。

第二层含义，从纵向分析，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讲分配和公平，除了“当代人之间的分配及公平”以外，还应考虑“跨代分配”和“代际公平”问题。从全国看，如果把资源耗尽了，把环境污染了，社会不能持续发展，这对子孙后代公平吗？

第三层含义，从内核分析，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所谓“多需”，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和生命安全，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需求。现在有些论者讲 “小康社会”，存在著某些 “单边物质倾向”，与完整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有很大差距。

第二、从人与体制的关系上，提出要破除三重奴役。

第一重是“权力奴役”。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集权所压制，每个人都成了一个附属物。

第二重是“金钱奴役”。在原教旨的市场经济模式下，人的主体性被金钱所侵蚀，或者说物质的奴役：丧失信仰，追逐金钱。

第三重是“浮名奴役”。 2015年夏季，我们随常师在长白山，常师提到林彪生前讲过一段话：“诱以官禄德”。诱以官者，权力奴役也：诱以禄者，金钱奴役也：诱以德者，浮名奴役也。 “浮名奴役”主要是对读书人说的。

这是常师的“七十感悟”：人，倘若能摆脱此“三重奴役”，就自由了，就活得像个洒脱的自己了！他说：“我现在最想探求的是，在21世纪的中国，如何建立无愧于人自身解放和发展的新体制。”

第三、从人的发展历史角度，提出人道的方向。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饱受磨难，其迈向文明和进步的每一个步伐都是极为沈重和艰难的。更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却逐渐被“物”消磨了人本身固有的自主性，尤其是随著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性在经济中被侵蚀，“天道远，人道尔”的关系被扭曲了。

常师回顾了恩格斯1839年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提到的伍珀河谷人的情况，认为很值得同情；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所做的辩论中，把“捡拾枯树枝”看成是自然界对于人的“怜悯”。这可以说是马氏的人道主义，是19世纪的人道主义。常师认为，到了21世纪的中国，人道主义应有新的更深广的内涵。 2013年，常师在《包容性改革论》中，针对中国的现实，提出了一个称为“社会共生”的观点，并具体化为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既反对权贵主义，又防止民粹主义，其用心就是追求21世纪的人道主义。

人本的思想内化于常师的精神，成为常师之道的精髓。立足于“人本+”，常师的理论体系不断延展出去。讨论“十三五”增长时，他提出“人本城镇化”；讨论体制改革时，他提出“人本体制论”；讨论东北转型处置僵尸企业时，他提出“保人不保企”、 “淘企不淘人”；谈论需求结构时，他提出增加居民消费率；讨论供给结构时，他提出发展与人相关的服务业；讨论要素结构时，他提出充分释放人的创新能力……

改革，是人本的改革；开放，是人本的开放；转型，是人本的转型，种种思路的背后，都是因为常师始终以“人本”的勇气，坚守真理的底线，40年一以贯之，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成为劈开现实困境的利斧！

二、三源六法：如何知常道

《道德经》第16章说：“知常曰明”。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左右事物变化的法则，称之为“常”。如何“知常道”？既能知道事物变化的常理，又能透过现象把握背后变化的法则。在不同场合，常师曾或零星或片段地表达，我整合综述起来，就是“三源六法”。

（1）“三源”之一：“经典”。常师说，“论道”的根本是“求道”。大家要紧紧抓住这一根本。常师启发说，真正经典的东西是有极强的思想穿透力的，它能够穿透岩石，把源头泉水导引出来。

（2）“三源”之二：“实践”。常师说，“行而论道”不同于 “坐而论道”，关键在 “实践”。这里讲的实践，不是简单的个人琐碎实践，而是指“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环顾天下，中美安纳伯格庄园的交流，“金砖”、“上合”、“一带一路”的推进，乃至于信息革命浪潮的兴起（包括互联网＋），等等，都是当代的社会实践。有著如此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源头”，该有多少“清如许”的活水奔流不息。

（3）“三源”之三：“心思”。常师强调，读典和实践，必须自已“心思”，这样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读经典也好，参与实践也好，怎样变成“活水”呢？教授认为关键是一个字：思。

为什么读同样的“经”，参与同样的“实践”，思想之水差距如此之大呢？从“心学”角度研究，“思”的角度、广度、深度不同耳。 1964年，常师读南开区业余大学时候一位老师，夏康达教授，在教写作课时说，写作的根本问题，是思想的开掘问题，而思想的深度取决于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程度，语言不过是一个表达工具。要学会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想别人之所未想，言别人之所未言”，关键是“想”。

所谓的治学“六法”如下：

第一个方法，“建坐标”。常师说，观察问题要建立横向、纵向甚至三维坐标， “横向”要“到边”，要放眼全国，了解全国大势，放眼全球，了解世界大势，在全球视野中分析问题，从当代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立意。比如国内分析，不是“就结构论结构”，要把结构放在“中国第三波历史大转型”的广阔背景下分析。 “纵向”要“到底”，要了解历史，掌握趋势，在大历史视野中考察问题，所谓“纵横捭阖”也。比如说，看近年东北的经济数据，会感到沮丧，但在全国改革发展的大局中审视东北，战略地位突出，常师阐述了三个观点：“从发展看东北，东北是短板”；“从改革看东北，东北是重点”；“从开放看东北，东北是前沿”。东北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时候，这句话背后的内涵就是经济增长是最大的政治；东北的制造业优势不能丢。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和中国制造的产业集群地，同时具有丰富的工业自动化人才技术积淀，从沈阳与德国在工业机械方面的合作进展来看，东北可望成为中国版工业4.0的首要受益地区。

第二个方法，“找联系”。现今的研究，成也分工之细，败也分工过细。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提高了研究的效率，另一方面，知识系统的联系被割裂了。因此，做研究要有纵向的历史观和横向的全球观，要善于挖掘事务背后的“联系”。比如研究产权问题，“天、地、人”看似不相干，但是一旦找到二者联系，“天地人”产权也，则豁然开朗了，一下子就突破了狭隘的“企业产权”的窠臼了。我在几次陪同常师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面对陌生的调研对象，常师问：“您老家哪里？”“主要做什么行业？”“情况怎么样？”常师会从对方的回答中找到与自己的联系，一下子拉近与调研对象之间的距离，让对方打开心扉，说出真实的情况。常师打过一个比喻，“涟漪效应”，就是往水里面扔一块石头，整个水面都出现涟漪。在宏观院的岗位上，常师尤其注重在宏观层面挖掘事物内在的联系。 2009年，他在探讨中国下一个30年改革若干理论问题时候，指出中国改革下一个30年，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种“五环”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他进而找出了“五环”每个“环心”，必须抓住“五环”的“交扣性”，使之一体化；增强动力，尤其是注意防止“权贵”和“民粹”两种现象。

第三个方法，“找矛盾”。 1974年，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教《社会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私下跟常师说起他长期思考的“一根两苗”：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谋生手段性质，既可以生出按劳分配，又可以产生商品经济（“两苗”），但为什么马克思只承认按劳分配，而坚定地否定商品经济呢？这是一个矛盾。

夏康达教授曾提到，有一个故事“孟母三迁”。孟母的三迁，迁出一个大问题。因为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既然你是“上智”“不移”，那你为什么要迁移呢？这也是一个矛盾！如果说谷老师找出的是学说内部矛盾的话，夏老师找的则是学说与史实之间的矛盾。常师经常鼓励，要成为找矛盾的专家！一定要找出深刻的矛盾，这样才能写出好的研究报告和著作来。

第四个方法，“砸核桃”。常师经常引用这个方法，他搞宏观经济研究时候就感到，有些成果是囫囵个的，尚没有打开事物的“黑箱”。这个核桃还是骨碌碌一整个，没有打开。他说，你一定要把核桃砸开，看看里面到底有几个仁。砸开后，再把核桃仁当作下一级核桃，再往下砸。你砸得越深，这个问题研究的质量就越高。我在读“有名，万物之母”时候就经常想起这个“砸核桃”，万物各从其类，各有其名，砸核桃，就是不断地找出事物的特点，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常老师不断追问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在不断地作区别啊！

第五个方法，“二元平衡法”。 《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常师在《人本产权共进论》一书的题记中，谈到“老子论道：既讲'抱阳'，又讲'负阴' ；斯密论经济：既有《国富论》，又有《情操论》。笔者论改革：一则讲'产'，一则讲'人'”。常师经常强调，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二元的国家，应该用二元分析法，把握这个二元结构，切不可一元论。

第六个办法，“行行重行行”。常师一直坚持在一线调研，哪怕近年常师已届70高龄，我们依然看到他去基层，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同基层的干部群众企业家接触。不管是东部沿海产业园区，还是西北边疆穷乡僻壤，常师都用耳朵听，用眼睛看，行行重行行，一步一个脚印，一个地方一篇文章，祖国南北都留下了他寻计问策的身影。常师说，探讨改革战略，要“见天光”、“接地气”，必须立足于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对中国的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有深刻的洞察，尤其是要把握“国情”与“民意”。像东北问题，1979年10月到12月，常师即在冰天雪地中调研了70多天，之后多次赴东北，仅2016-2017年，就赴东北5次调查。我曾工作的广东省中山市，常师就来了13次。我们常说，坐在办公室都是难题，下到基层都是办法，但真正做的又有多少呢？费孝通教授曾经发明了“脚勤”一词，说的是东西漫行，南北穿梭，双脚不曾歇息，真知亦自足底功夫，这恰恰也正是常师的真实写照啊！

三、唯清静方能致远：常道中的非常道

比较七十二弟子围绕的仁者孔子，我们如果要给老子画一幅画像，眼前呈现出来的，可能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孤独智者。 《道德经》第16章的话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极力使心灵做到虚静澄明，努力使心灵坚持清净无为。万物蓬勃生长，我就可以凭藉虚静的本性看出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纷纭纭，但最终各自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就叫做虚静，虚静就叫做复归本性。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懂得了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明智。不懂得万物变化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我想到，常师一直强调要保持独立的研究态度，在学术生涯中，他曾遇到数次去海南、去宁夏等地担任重要行政领导职务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因为学问之道来源于致虚守静，让自己的心灵达到虚静的状态，常师深知其中之味。他强调，治学要有三个“不等式”：

第一、研究不等于宣传。宣传部门的工作和科研工作不同，前者是“宣传已知”，如党中央、国务院已定的政策路线，去宣传，很重要。后者是“探索未知”，不能以宣传的模式去做。能谢绝就谢绝，不太好谢绝，也要掌握度。

第二、研究不等于普通教学。普通教学是把人类的真理或者至少是大多数的看法，传授给学生，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也”。虽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更多是共同的看法。

第三、研究不等于方案的制定。具体方案的制定也很重要，但研究是方案的上游产业，如同研发一样。

这几年，常师每年都抽出一两个月时间，远离媒体和学术圈，潜住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静心著述，那该是《道德经》第20章说的：“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离，以及孤独和清醒。老子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热闹，在热闹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所以需要隔离，隔离产生清静，清静产生智慧。

2015年7月8日清晨，常师在微信群里面分享过一段文字：“我来长白山小镇已经十天了。相对那个躁动的京城，这里最大的好处是安静。我体会，当今之世，安静是人生最可宝贵的稀缺的资源之一。安静不仅指客观环境，更指主观心态也称心境。马克思有一句人们不太熟悉的话：只有从安静中才能产生出伟大壮丽的事业，安静是唯一能生长出成熟果实的土壤。请注意，马克思讲的是唯一，不是之一。我们安静吗？有一颗安静之心吗？希望群内各位，尤其是其中以治学为职业者，务必保安静心态。唯安静方能致远。唯安静方能做大学问。各位共勉。”

当老子选择放弃王官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士的时候，他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隔离。常师在人生旅途中，不断放弃类似的仕途机会，不同样也是一种自我隔离吗？

在这里，我还想补记一点题外话，常师对学生特别“重情义”，这在当前社会的师生关系中殊为可贵。 2015年夏季，常师一位弟子不幸罹遇车祸，卧病在床，当时我们正好和常师一起，常师带著我们录了小视频，致以康复的祝福，通过微信特地转给这位同学。读书时关心学业，毕业后挂念生活，常师对他的每一位学生都倾注了心血和情感。这是每一位从常师读书的同学共有的感受。常师的学生分布在北京、天津、辽宁、广东、海南各地，分别毕业于常师担任导师的南开、清华、中改院不同单位，因为有常师，众多学生像亲人一样，情同手足。而在二道白河那一次，正好常师生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著买个蛋糕庆祝一下，却被老师婉言谢绝，他不希望突出自己。

“大道不器”，从我的观察来看，常师不仅在追寻经世济民的知识，在更大的范围内直面问题，用历史的眼光观照众生，他甚而还培养了一种悲悯的情怀，用“海纳百川”的气度，在与各种思想的广泛碰撞对话中不断更新自己，日新日新又日新。在这70多年的求索与叩问中，就纯粹的知识来说，我们把常师看作制度经济学家，但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来说，常师的经济学知识和推己及人的品德又是密不可分的。常师很像苏格拉底，把哲学、伦理、反思和知识都融为一体了，他是在用生命去实践这个自身的经济哲学，按照所信奉的哲学信念去生活，他终身持久不懈地操练自己，超越了自己和自我中心，以求与时代合一，与历史合一，与天合一，与道合一。常师是一本书，一本大书，读常师这部大书，言有尽而意无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