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安志（Laurence J. Brahm） I 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美国学者、作家

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区，在「一国两制」下享有不少优势。在与国家一体，同时兼有其自身的经济、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同时，香港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中心、国际投资贸易中心、物流与航运中心和专业服务中心。随著「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推进全球经济发展新平衡，香港应利用好自身优势，成为蓬勃发展的全球新范式下的世界金融中心。

「一带一路」构筑全球新范式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价值观下，通过发展金融和生态文明，从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倡议。它所创造的巨大的趋势性变化，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一种全球新范式。「一带一路」将会为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的地区带来实际经济效益，从而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并维护整体安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在引领改变传统发展模式的前进道路。中国的角色从追随者快速转变为领导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成功实施将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而香港则将在其中扮演全球金融中心的关键角色。

「一带一路」不仅有望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秩序，也有可能重新绘制政治版图。在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实现的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之下，中国不会被动接受西方强加的游戏规则，而是成为新规则的缔造者。

在中国，经济学家们观察到「一带一路」正在实现「全球化再平衡」。他们认为，传统全球化模式是以沿海地区为重心，使拥有海运通道的国家从中受益。此种发展模式导致国家之间贫富差距过大，造成内陆国家发展落后。

中国将重心放在新丝绸之路国家（其中包括绝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上，注重发展内陆沿线，打通自古丝绸之路时代起未曾启用的新通道。然而，二者的重大区别在于古丝绸之路是一条贸易之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条经济走廊之「带」不仅仅是一条贸易路线，更是一整个经济发展区。

传统的全球化始于欧洲，却因美国跨国公司而瓦解。全球化原则构成了当今的国际秩序，这个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以西方为中心，且多以理论为基础。

在过去，众人皆认为东方应该追随西方的脚步前进；农民应该放弃农耕转而进入城市，成为消费者；内陆地区应效仿沿海地区的模式发展。但这种模式造成的后果是发展不均衡，且无法有效解决贫困问题。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创造了不平等和不平衡。

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得以专注于金融市场及互联网证券交易，改变了国际经济版图的结构。约80%的美国金融财富来自于套利，即债务交易，而非来自实际贸易、投资和服务。美国城市不具备真正的生产产业或生产能力。中国不打算采用这种模式，而是基于对基础设施、制造、加工、贸易和服务产业的实际投资，建立「一带一路」模式。

此外，「一带一路」提供的新方法是首先发展内陆，以「一带一路」建立新的内陆基础设施，连接内陆城市和地区矩阵，带动西亚和中亚，连同蒙古等国和俄罗斯中西部地区协同发展。

其倡议愿景为，基础设施加上经济发展走廊构成的矩阵（「路」与「带」将通过经济发展带来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对于「一带一路」的成功至关重要。

因此，为确保当地发展，「一带一路」各类项目必须对当地条件、文化和环境保持敏感。保证必要的稳定，是「一带一路」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两者相辅相成。这正是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一带一路」是具有「包容性」的全球化新模式，而非他们眼中具有「排他性」的西方旧模式的原因所在。「一带一路」是为了重新平衡发展，提倡一种具有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新型全球化模式。

「一带一路」令参与国家受益 

「一带一路」的影响力规模前所未见。时至今日，已有65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一带一路」多边进程中的合作伙伴。这些国家的总人口达4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62.55%；总GDP为21万亿美元，占世界总GDP的28.6%。

中国力求通过铁路、公路、贸易，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实际项目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信任关系，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此外，经历共同发展的过程，人们才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好处。平衡发展将带来更多教育和商业领域的机遇。心怀希望，人们才能够积极地建设和拥护一项倡议，而非抵制它。

基于自身过往的发展经验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需求，中国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中国将提供自身的制造能力、技术能力、项目管理经验及资金，帮助其他国家摆脱欠发达境地。这种模式基于商业合作，而非单纯的援助。融资将成为该政策整体部署的关键，而香港将成为全球融资的关键。

「一带一路」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是通过融资来整合并合理应用中国对外提供基础设施、电信通讯、生产制造及资源外推的能力。倡议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充分满足发展中国家需求的金融结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现有的金融结构一直是围绕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搭建的金融体系，并得到诸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华盛顿）、英国国际发展部（伦敦）或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斯德哥尔摩）等援助机构的支持。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为本国关键基础设施与能源项目获取资金支持时，常常会受制于一些政策和流程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他们所认为的需求，无法反映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需求。

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来改变这一局面。中国自身也经历过发展的阵痛，对于摆脱贫困、步入发展轨道所需的条件有著清楚认知：其核心在于「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也是发展的重要基石。例如，在告诉人们应当拥有投票选举权之前，首先要保证家家户户都能通上电，方便人民了解投票及选举的相关内容。这听上去可能有些滑稽，但这正是问题和挑战所在。

因此，如果没有建立好发展的基础，人民也无法拥有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所有发展的动力来自于有意愿提供贷款和进行投资的金融机构。发展中国家需要新型的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能够敏锐感知到需要摆脱不发达困境的人们的实际需求。

许多欠发达国家对西方多边援助和发展机构采取的政策感到失望。因此，他们欢迎中国支持建立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想法。虽然中国将率先成为这些新金融机构的捐助者，但印度和俄罗斯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其中的创始成员和捐助者。因此，这些多边开发银行的借贷和担保政策将遵循从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中得出的实际需求。

至今为止，「一带一路」框架内已成立三家重要多边开发银行和一只中国专项援助基金，其中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新开发银行（前称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非多边机构，完全由中国出资和管理）和上海合作组织基金。每家机构均按计划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起到特定作用。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所有上述机构的纽带。

至少对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来说，将人民币作为下一个全球储备货币，是中国扩大全球影响力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措施，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战略。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对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保持警惕。鉴于全球社会的权力转移，人们不应该对中国正在创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全球金融体系感到意外。「一带一路」正是实施这一体系的重要倡议。

但这并非一蹴而就。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在寻求扩大自身货币政策影响力的手段，以此来降低与全球货币和市场波动相关的风险。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2008年金融危机和危机后管理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想法。

这些机构的创立也反映出，尽管中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做出过巨额资金承诺，但中国在这两个组织内部仍未能获得更大的政策影响力，因此倍感失望。地缘政治利益限制了中国的影响力，也限制了中国进入发达国家决策俱乐部的机会。那么，为什么不自力更生，创建新的多边开发银行，并通过发展中国家俱乐部建立新的金融架构呢？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对亚洲经济体面临全球货币和市场波动中的整体风险感到担忧。中国很早就认识到，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即使不能控制全球金融，也会给美国带来巨大优势，因此中国一直希望发展自己的金融架构。

这一进程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清迈倡议。当时，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建立了一个货币稳定基金，中国是该基金的主要捐赠国。参与该基金的亚洲国家很清楚，中国具备带头建立亚洲抵御全球市场波动的能力。

建立以亚洲为中心、由亚洲融资的多边开发银行的想法的快速推进，为通过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等机构建立平行的全球金融架构提供了手段和机会。问题是，下一个全球储备货币将是什么，人民币有朝一日能在「一带一路」愿景的整体范围内发挥这一作用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对欠发达或封闭经济体的标准建议是立即放开外汇交易，这带来了中国不愿承担的风险。相反，中国采取邓小平所说的「摸著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且有效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将越来越多地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跨境交易，其影响力也将日益强大，直至成为「一带一路」储备货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以及「一带一路」的融资纽带，在未来将发挥比过往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7-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