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任何社会经历一场风波之后,某些势力的“硬对抗”行不通了,但这些势力仍不会立即销声匿迹、偃旗息鼓,还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转为“软对抗”。
香港的现实也告诉人们,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反中乱港势力进行公开、大规模、持续性的“硬对抗”消失了,但仍存在“软对抗”现象。但总有一些人,拿“国安泛化”说事,认为现在国家安全讲得太多了,令人不安;拿“软对抗”说事,认为这个概念指向不明,少用慎用不用,免得造成人心惶惶。更有有心之人,裁剪中央官员和特区政府官员的只言片语,对“软对抗”作出一番解读,混淆视听,甚至危言耸听。
软对抗本质是“抗法” 界限清晰
凡事须看大势、大局、大方向。曲意解读会误入歧途,吹毛求疵则会因小失大。如果无休止地纠缠于“软对抗”,则令人感到是以辩析“软对抗”之名,行“软对抗”之实。
有人认为,中央官员和特区政府官员给“软对抗”的定义有三:其一,潜伏的力量、涌动的暗流,目的在于挑拨矛盾,甚至煽动港人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仇恨;其二,透过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等渠道发生和散播;其三,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所以要依法规管,进行“网上巡逻”。并认为“暗流、涌动、挑拨”等用语的定义比较笼统,对于市民来说,其对象、言论和行为可任人解释。官员如果经常强调警惕“软对抗”,就会令人不敢讲话,风声鹤唳、草木皆“贼”,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以上定义看似有几分道理,却忽视了中央官员和特区官员讲到“软对抗”的语境,因而也没有认识到“软对抗”的本质。“软对抗”的概念是基于“硬对抗”提出来的,本质都是“对抗”。
对抗甚么?对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只是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硬对抗”采取街头暴力、议会揽炒、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宁等违法方式;“软对抗”采取的是看似不违法、实则阻挠法律执行的方式。
比如,香港司法机关透过判例已经厘清《愿荣光归香港》具有明显的“港独”含义,而这首“独歌”在多次国际体育比赛中被当做“香港国歌”错误播放,这是对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的严重挑战,香港特区必须穷尽一切办法禁止“独歌”传播。根据香港国安法,香港司法机构必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但高等法院却拒批“独歌”禁制令,其效果是变相放任、鼓励“独歌”继续传播。这算不算“软对抗”呢?
大声讲国安 并非“政治挂帅”
再比如,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制地位,不可“选择性执行”,而是必须严格执行。但现在仍有人在不同场合反对23条立法。香港是法治社会,难道可以无限期地拒不履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吗?这种反对之声算不算“软对抗”呢?如果把这种反对之声也当作言论自由,那是无法无天。须知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决不包括“反对遵守基本法”的“言论自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保障国家安全,不需要经常高调讲。要平衡处理国家安全与经济民生、民心安稳的关系,避免令人觉得香港很不安全,或是以国家安全为“政治挂帅”的“政治城市”。但试问在香港多讲讲国家安全,就会影响经济民生、令人心不稳了吗?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国安法实施前,香港应该是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对。但事实是,2014年79天的非法“占中”,令香港经济损失逾百亿元;2016年发生的“旺角暴乱”,出现了香港回归以来首次街头暴乱,火光冲天,砖块乱飞,铁枝狂舞,许多人血流披面,给喜庆的新春佳节蒙上了恐怖的气氛;2019年,长达7个多月的“修例风波”中,更是把香港这座城市摧残得遍体鳞伤!
除了那些看得见的“外伤”,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内伤”。在国家安全不设防的时期,反中乱港势力大肆宣扬“拒中抗共”、“中港隔离”,社会对立情绪达到了极致,由于政见不一致,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反目成仇,“黄丝”、“蓝丝”相互争斗,揽炒派议员更是“逢中必反”、“逢特区政府必反”、“为反而反”。那时的香港才是“政治挂帅”,是一座“政治城市”,早就偏离了“商业城市”的定位。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无主之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合法执政的政党,也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维护者、实践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那些“拒中抗共”、“中港隔离”的言论是何等荒唐。这些言论长期在香港喧嚣尘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现在香港恢复了平静,但并非没有潜在危机,特区政府官员、政界人士、立法会议员在不同场合多讲一讲国家安全,是履行国家安全教育之职责,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维护国家安全是正大光明之事,为甚么不能高调的讲呢?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到了别国,也必须遵守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法,难道外国人到了香港,听到讲香港国安法就会被吓跑吗?这显然夸大其词。
再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特别是今年以来,香港与国内国际全面恢复通关后,特区政府在经济民生上出大招、好招,成效有目共睹。维护国家安全是“守底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主旋律”。两手都要抓,岂能偏废!
用“对立思维”解析 意欲何为?
有人在解析“软对抗”时,依然沿用过去某些人“一打一捧”及“一正一反”的手法。比如批评特区政府官员过多使用“软对抗”提法,令市民恐惧落入“软对抗”的网中;赞扬中央官员讲“包容共济,同舟共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激发一切可以激发的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这种是用“对立思维”来解析问题,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特区政府某些官员以延伸“软对抗”的内涵,打压言论自由,而中央官员并不认同“软对抗”。事实是,中央政府官员讲的那段话是新春贺词当中的,热情、团结、祥和、喜庆是新春贺词的主基调。而特区政府官员讲到“软对抗”时,要么是国家安全教育的特殊时间节点,要么其身份是纪律部队首长,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宁。时空、背景、身份的“自由切换”,这种“蒙太奇”给人造成认知错乱,很容易混淆视听。
过往香港“泛政治化”的基本逻辑是“对立思维”,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具有博大的胸怀,这是“一国两制”能够实行的基础。但反中乱港势力却把两种制度对立起来,把“爱国”和“爱港”对立起来,把香港居民和内地民众对立起来,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这种“对立思维”是“香港之乱”的深层次原因,实在害人不浅。香港号称多元社会,却容忍这种对立思维长期存在,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又有人以对立思维解读“软对抗”,反对大声讲国家安全,究竟意欲何为?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年4月15日举行的香港特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致辞中指出,“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特别是一些反中乱港活动打着所谓人权、自由、民主、民生的幌子,极具迷惑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现在细细体会夏宝龙副主席的这段话,讲的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多么到位。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8/14/UMjJZMskRyzfRmVw29BrtRoMPeCAj7HAo6v.jpeg
扫描二维码分享到手机
+关注
文|屠海鸣
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任何社会经历一场风波之后,某些势力的“硬对抗”行不通了,但这些势力仍不会立即销声匿迹、偃旗息鼓,还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转为“软对抗”。
香港的现实也告诉人们,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反中乱港势力进行公开、大规模、持续性的“硬对抗”消失了,但仍存在“软对抗”现象。但总有一些人,拿“国安泛化”说事,认为现在国家安全讲得太多了,令人不安;拿“软对抗”说事,认为这个概念指向不明,少用慎用不用,免得造成人心惶惶。更有有心之人,裁剪中央官员和特区政府官员的只言片语,对“软对抗”作出一番解读,混淆视听,甚至危言耸听。
软对抗本质是“抗法” 界限清晰
凡事须看大势、大局、大方向。曲意解读会误入歧途,吹毛求疵则会因小失大。如果无休止地纠缠于“软对抗”,则令人感到是以辩析“软对抗”之名,行“软对抗”之实。
有人认为,中央官员和特区政府官员给“软对抗”的定义有三:其一,潜伏的力量、涌动的暗流,目的在于挑拨矛盾,甚至煽动港人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仇恨;其二,透过网络、媒体、文化艺术等渠道发生和散播;其三,经常在犯法红线下做,所以要依法规管,进行“网上巡逻”。并认为“暗流、涌动、挑拨”等用语的定义比较笼统,对于市民来说,其对象、言论和行为可任人解释。官员如果经常强调警惕“软对抗”,就会令人不敢讲话,风声鹤唳、草木皆“贼”,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以上定义看似有几分道理,却忽视了中央官员和特区官员讲到“软对抗”的语境,因而也没有认识到“软对抗”的本质。“软对抗”的概念是基于“硬对抗”提出来的,本质都是“对抗”。
对抗甚么?对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只是二者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硬对抗”采取街头暴力、议会揽炒、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宁等违法方式;“软对抗”采取的是看似不违法、实则阻挠法律执行的方式。
比如,香港司法机关透过判例已经厘清《愿荣光归香港》具有明显的“港独”含义,而这首“独歌”在多次国际体育比赛中被当做“香港国歌”错误播放,这是对宪法、基本法和国安法的严重挑战,香港特区必须穷尽一切办法禁止“独歌”传播。根据香港国安法,香港司法机构必须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宪制责任,但高等法院却拒批“独歌”禁制令,其效果是变相放任、鼓励“独歌”继续传播。这算不算“软对抗”呢?
大声讲国安 并非“政治挂帅”
再比如,基本法在香港具有宪制地位,不可“选择性执行”,而是必须严格执行。但现在仍有人在不同场合反对23条立法。香港是法治社会,难道可以无限期地拒不履行基本法规定的宪制责任吗?这种反对之声算不算“软对抗”呢?如果把这种反对之声也当作言论自由,那是无法无天。须知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自由,决不包括“反对遵守基本法”的“言论自由”。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保障国家安全,不需要经常高调讲。要平衡处理国家安全与经济民生、民心安稳的关系,避免令人觉得香港很不安全,或是以国家安全为“政治挂帅”的“政治城市”。但试问在香港多讲讲国家安全,就会影响经济民生、令人心不稳了吗?
如果这个逻辑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国安法实施前,香港应该是一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才对。但事实是,2014年79天的非法“占中”,令香港经济损失逾百亿元;2016年发生的“旺角暴乱”,出现了香港回归以来首次街头暴乱,火光冲天,砖块乱飞,铁枝狂舞,许多人血流披面,给喜庆的新春佳节蒙上了恐怖的气氛;2019年,长达7个多月的“修例风波”中,更是把香港这座城市摧残得遍体鳞伤!
除了那些看得见的“外伤”,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内伤”。在国家安全不设防的时期,反中乱港势力大肆宣扬“拒中抗共”、“中港隔离”,社会对立情绪达到了极致,由于政见不一致,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反目成仇,“黄丝”、“蓝丝”相互争斗,揽炒派议员更是“逢中必反”、“逢特区政府必反”、“为反而反”。那时的香港才是“政治挂帅”,是一座“政治城市”,早就偏离了“商业城市”的定位。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无主之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合法执政的政党,也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维护者、实践者;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就没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那些“拒中抗共”、“中港隔离”的言论是何等荒唐。这些言论长期在香港喧嚣尘上,是极不正常的现象。
现在香港恢复了平静,但并非没有潜在危机,特区政府官员、政界人士、立法会议员在不同场合多讲一讲国家安全,是履行国家安全教育之职责,也是一种善意的提醒。维护国家安全是正大光明之事,为甚么不能高调的讲呢?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主权国家的权利,中国人到了别国,也必须遵守所在国的国家安全法,难道外国人到了香港,听到讲香港国安法就会被吓跑吗?这显然夸大其词。
再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主要官员,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特别是今年以来,香港与国内国际全面恢复通关后,特区政府在经济民生上出大招、好招,成效有目共睹。维护国家安全是“守底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主旋律”。两手都要抓,岂能偏废!
用“对立思维”解析 意欲何为?
有人在解析“软对抗”时,依然沿用过去某些人“一打一捧”及“一正一反”的手法。比如批评特区政府官员过多使用“软对抗”提法,令市民恐惧落入“软对抗”的网中;赞扬中央官员讲“包容共济,同舟共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智慧,激发一切可以激发的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奋力推进香港由治及兴。”
这种是用“对立思维”来解析问题,给人造成的印象是,特区政府某些官员以延伸“软对抗”的内涵,打压言论自由,而中央官员并不认同“软对抗”。事实是,中央政府官员讲的那段话是新春贺词当中的,热情、团结、祥和、喜庆是新春贺词的主基调。而特区政府官员讲到“软对抗”时,要么是国家安全教育的特殊时间节点,要么其身份是纪律部队首长,主要职责就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安宁。时空、背景、身份的“自由切换”,这种“蒙太奇”给人造成认知错乱,很容易混淆视听。
过往香港“泛政治化”的基本逻辑是“对立思维”,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中国共产党具有博大的胸怀,这是“一国两制”能够实行的基础。但反中乱港势力却把两种制度对立起来,把“爱国”和“爱港”对立起来,把香港居民和内地民众对立起来,非黑即白,非友即敌。这种“对立思维”是“香港之乱”的深层次原因,实在害人不浅。香港号称多元社会,却容忍这种对立思维长期存在,是不合逻辑的。
现在,又有人以对立思维解读“软对抗”,反对大声讲国家安全,究竟意欲何为?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央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今年4月15日举行的香港特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致辞中指出,“大家需要时刻警惕街头暴力卷土重来、警惕‘软对抗’暗中作乱、警惕海外乱港活动倒灌香港,特别是一些反中乱港活动打着所谓人权、自由、民主、民生的幌子,极具迷惑性,切不可掉以轻心。”
现在细细体会夏宝龙副主席的这段话,讲的多么精辟、多么深刻、多么到位。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https://res.youuu.com/zjres/2023/8/14/UMjJZMskRyzfRmVw29BrtRoMPeCAj7HAo6v.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