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和概括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五个突出特性，即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里，中华民族逐渐形成追求正义、崇尚正义的价值观，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与“中国”“文化”“文明”诸名一样，“正义”一词古今贯通、中西通约，不仅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包容性的典型例证，也是中国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思想根基。

文｜ 武汉 聂长顺

“正义”的古典意涵

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正”即“是”；“是”即“直”，“从日正”；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阐释说：“天下之物莫正于日也”；南唐徐锴将“正”释为“守一以止”。而关于“一”，《说文解字》释曰：“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总之，“正”蕴含著某种依据或参照及人对它的遵循之义；这种依据或参照具有唯一性、本源性、终极性和普遍性。

据《说文解字》，“义”即“己之威仪”；“仪”即“度”；“度”即用于衡量长短的器具，它同时也规定了如分、寸、尺、丈等长度单位及其相互关系；引申为法度等。又“义”“从我羊。”“我”指自身；“羊”谓美善。可见，“义”隐含著己身、法度和美善有机统一。《中庸》曰：“义者，宜也”——“义”就是人及万物各得其宜；包括人及万物更好地成为其自身。此可谓“义”的最高境界。

“正义”一词，早见于《荀子》。其《儒效》篇有云：“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庸俗的人。其《正名》篇有云：“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符合利益就去做，这叫做事业；符合道义就去做，这叫做德行。这里的“正义”指公认的正当的原则或道理，即公理、正理、正道、道义等。这是近现代以“正义”对译西方Justice的理据之所在。

“正义”的现代阐释

在现代汉语中，“正义”指公正的道理，与公平、公道、正直、正当等相联。这既是荀子一脉“正义”词义古今贯通的结果，也是容受西来Justice概念而达成的中西交会的产物。在英文中，Justice一词具有正义、正当、公平、公正等意思。

在中西文化交会过程中，“正义”当然承载了西方界说。如1924年6月6日，广州《苍梧花》第1期醉生的“读书小志”《过德文之正义思想》，译介了英国人过德文（William Godwin）的正义界说：（一）“正义者，人对于人行动之真正标准也。”（二）“正义者，以快乐及幸福之最大多量生产为其自身目的之一原理也。”（三）“凡影响及于人类幸福之一切事件，正义为有最上一般适当性之规则，而关于别事物之处置；又能指示特定之方式者也。”（四）“正义所要求于吾者，为置吾身于人事公平观察者之地位，而判断其是非曲直也。”

在此过程中，近现代中国学人也对“正义”概念做了界说。陆费逵编纂的《伦理学大意讲义》认为，“正义”“博爱”属于重要的“社会的本务”，它们和“诚实”“勤勉”这两种“个人的本务”共同构成人的“实际道德”。其“正义”界说云：“欲计社会之完全者，不可不先期互相不侵害彼此幸福。于是我有不肯侵害人之义务，更有不容人侵害之权利。人能正确守此义务，又能正确主此权利者，乃正义也。”

1925年2月15日，北京《学林》载“蔚才漫录”《何谓正义》界说云：“人心之要素有三：（1）理性，（2）感情，（3）情欲。理性之力充分发挥，支配心之全体，则智明存；感情助之，奋进不怠，则勇气生；情欲屈服于二者之下，不敢恣肆则节制行。这三德并行不悖，谓之‘正义’。”

1926年5月出版的樊炳清编纂《哲学辞典》收录“正义”一条，其界说云：“不侵害他人之利益范围，而使我之利益，亦不为人所侵，是之谓正义。”

1927年11月16日，北京《坦途》杂志刊载的保叔《正义》一文，则将“正义”界说为“真确之是非”“良心之公判”；认为“正义”乃基于公道，而非出于私见，它是社会安宁的保障。

中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将“正义”解释为：对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的是非、善恶做出的肯定判断。作为道德范畴，与“公正”同义，主要指符合一定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看每个人是否得到了应有的权利履行了应有的义务。

依樊炳清《哲学辞典》所述，“权利及人权思想之有无”乃现代“正义”与古典“正义”根本区别之所在。

Justice的中国式界说

除上述突显时代性的“正义”的现代阐释之外，近现代学人还做出了颇具民族性的中国式“Justice”界说。

Justice即庸。1912年12月至1914年6月，梁启超在天津创办政论刊物《庸言》，其英文题名为Justice。可以说，Justice与中华古典“中庸”在此建立起了思想链接。梁启超作题记《庸言》有云：“庸之义有三：一训常，言其无奇也；一训恒，言其不易也；一训用，言其适应也。振奇之论，未尝不可以骤耸天下之观听，而为道每不可久；且按诸实而多阂焉。天下事物，皆有原理、原则。其原理之体常不易，其用之演为原则也，则常以适应于外界为职志。”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庸”概念的解释，也是对西来近代Justice概念的中国式界说。

无独有偶，1926年8月22日，北京《法律评论》杂志刊载署名“一诚”的文章《法律与社会正义》，其中也指出“现代社会正义之观念，要不外中庸持平四字。”1928年7月，童登嵩在其《正义不畏人之攻击论》一文中也指出“事理之适于中外，合乎古今，无偏倚之私，而克尽中庸之道，谓之正义。”

Justice即义。1919年1月15日，上海《时事新报》刊载惕若《正义·人道》一文。惕若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所持之正义人道，与孟子仁义之说若合符节。”他进而明确指出：“正义即义；人道即仁。此等诠释，精确不易。二者相交，并无差别，不过名词有新旧之不同耳。”他痛斥“对旧说则诋为迂腐，闻新说则欣然乐道”的士风，称其“数典忘祖”。

与此相类，1932年9月1日，著名历史学家柳诒征发表《正义之利》一文指出，中国“古先哲教人初未尝误”，如“正德利用厚生”“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等，“皆诏人以规划公利，不专以薄赋省事为重也。”他借用西汉思想家董仲舒的话，将“正义”阐发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Justice即恕。《论语·卫灵公篇》载，孔子的学生子贡请教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1926年，樊炳清在《哲学辞典》中对中国的“恕”和西方的Justice做了比较：“Justice一语，与吾国之‘恕’虽近似，而实不同。恕之为德，因可收人己交利之实，而吾之言恕，乃先责诸在我，与Justice之兼有自守自卫之意，于形式上亦不同。”樊炳清虽然强调了两者的区别，但毕竟发现了两者的可比性，从而为两者共通性的申发提供了原点。

1929年2月，杨草仙在其“台南公会堂共励会讲词”《什么是社会正义》中，将“恕”阐发为“社会正义”的“重心”之一。依其所述，“社会正义”有两个“重心”：一个是“工”，即“有工大家作，有饭大家吃”；一个是“恕”，即“我心如人心，我拿爱己之心去爱人；人心如我心，人拿爱己之心来爱我。”他极力推崇孔子的社会理想：“什么是平等自由？什么是社会正义？任凭怎么的自由平等社会新脑筋，要想新过他，是万难了。孔子脑筋里具体的社会，就是一个‘恕’字。我要自由，先斩除我妨碍人的自由；我要平等，先铲尽我对待人的不平等。”亦即说，所谓社会正义，就是人人自由平等；而这一切都可一言以蔽之曰：恕。

正义的新时代阐扬

社会价值取向。在现代中文语境中，“正义”也称“公正”。“公”与“厶（私）”相对，无偏私，不片面地以个人为中心考虑问题。“正”与“曲”相对，其义有二：一指有以正义为基础的共同的准则；二指能以此端正自己与他人的一切行为，不偏斜，不枉曲。“公正”主要体现为国家、社会有共同的道义和规范，所有人都能以此约束自己并对他人行为正确与否作出判断。在现代社会，公正主要体现在制度公正、法律公正、分配公正、人心公正等方面，被认为是培育美好品德、构建美好社会的核心价值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承载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著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而公正和自由、平等、法治一起构成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公正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从本质上说，它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评价标准，是利益关系的衡量尺码。把公正作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加快建立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正的社会环境，让人民群众公平地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全人类共同价值。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追求本国利益，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新时代中国贡献给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公平、正义与和平、发展、民主、自由一起，亦随之被阐扬为人类共同价值。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两股源头活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与世界先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包容性的彰显，是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