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美芬

立法会不是某间大学的橡皮图章，中文大学相对其它大学在管治架构改革上已“大落后”。立法会亦不会被动等待中文大学校董会提出意见再做事，立法会与大学属监督关系。

各大学的修例均增加校董会校外成员的比例，就是因为在2002年时，我执教的城市大学出现了严重的管治问题。经过详细分析后，各界发现大学一旦出现管治问题的时候，校外校董相较于校内校董来说，更能够站在公众利益发表意见。

中文大学作为使用公帑的公营大学，用的是纳税人的钱。而立法会对使用公帑的大学是有责任监督的，应持续跟进中大的财务和管治状况。立法会代表的是公众的利益，改组校董会不是立法会和中文大学校董会自行解决的事，而是涉及公众利益。坊间的所谓“共赢”方案，并没有考虑到公众利益，及如何有效监督公帑大学。

此外，立法会完全是基于宪制责任、基本法及议事规则行事，有权有责，跟足法例和议事程序。

大学不是法外之地，2019年“修例风波”期间，我作为城市大学的教授，在城市大学发现过千汽油弹，第一时间要求校董会报警，最后城大避过一劫。相比之下，中文大学阻挠执法人员进入校园，以致出现“二号桥”事件及严重保安和安全问题。中大医院的财政困局、中大校长续任和最近期的校徽风波，桩桩件件都表现出中大的管治存在了问题。我认为，三位议员校董的修例非常温柔，绝对是合情合理，刻不容缓！

（作者系香港立法会议员，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