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023年4月25日在京出席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5周年座谈会并讲话。他表示，75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谨以此文回顾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以及父亲连贯和他的战友们在75年前为发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文｜ 北京 连子

“五一口号”发布前

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工作

1946年6月蒋介石军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1月蒋介石集团又召开所谓“国民大会”，坚持独裁统治。在此情况下，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再也无法于蒋管区立足。为了避免他们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示我党在南京、上海、重庆等各地的地下党组织协助民主党派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尽量避开特务的盯梢，秘密转移到香港去，继续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活动。中共中央于1月就决定建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到5月份筹备工作完成后才正式成立。1946年7月，党中央派方方担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到香港全面领导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香港分局副书记是尹林平，委员有潘汉年、章汉夫、连贯、梁广、夏衍。香港分局（1949年4月奉命改为华南分局）下设三个平行的领导机构：香港工作委员会（简称香港工委）、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城委）、农村工作委员会（简称农委）。香港工委的书记是章汉夫，我父亲连贯任副书记，该机构专门负责香港华南以及东南亚公开和半公开的工作，下辖组织部、文委、统委、外委、财经委、报委、群委、新华社香港分社八个机构。其中统委由父亲直接领导，分管华侨和统战工作。

1946年8月18日，周恩来在南京通过延安发来电报：“延转港方林：连贯庄振丰杨琳均盼来宁一行，一切面谈。”该电报所指“方林”是方方和尹林平同志，“宁”是指南京。接到指示，我父亲和杨琳（秦邦礼）从香港赶到南京梅园新村和上海思南路107号周公馆，向董必武和周恩来同志汇报东江纵队的北撤和善后工作。周恩来和董老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说：“蒋介石已经撕毁了和谈的假面具，时局紧张，我们也做好了撤走的准备。我们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还有些干部都要转移到香港和东南亚等地，香港要准备接受这项任务，做好安排。这些人中，能教书的教书，能办报的办报，能做别的事的就帮助他们寻找新的社会职业，对避居到香港的民主党派人士和进步朋友，你们要保持与他们的联系，妥为照顾……香港已成为南京、上海的二线……”周副主席还在沈钧儒、郭沫若等著名人士来周公馆晤谈时特地介绍他们与父亲认识，以便日后去香港便于联系。在上海期间，父亲还先后见到了邓颖超和即将赴香港工作的潘汉年、章汉夫、许涤新、乔冠华、夏衍等同志。这次党中央有关建立“二线”的指示是在中国革命新的历程及重要转折中对形势精确估计后形成的，就这样，一个统观全局、高瞻远瞩的部署及时下达给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周副主席和董老的这次面谕以及他们对革命的高度责任感和苦心孤诣的精神深深地鼓舞并感染著父亲，他满怀战斗的热情和胜利的信心投入到迎接新中国诞生的艰苦斗争中去。

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解放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港的统战工作对象人数不少，需联系的面很广，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民主党派人士思想的变化发展也是异常复杂。为了进一步开展争取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的作用，加紧与他们思想上的联系和交流是十分必要的，这也是香港统委的经常工作。父亲便和同志们研究，除作个别接触联系进行工作外，还采取了一种比较生动活泼的工作形式“双周座谈会”，对外也叫做“聚餐会”，于会上谈论形势任务，议论有关政策和决议。聚餐会是轮流做东的，共产党做东时，多半由父亲主持，就在我们于香港天后庙道4号的家里，也就是统委办公机关举行；民主党派做东时，就在沈钧儒或李济深家里举行。第一次聚餐会是在我们家开的，出席的人有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沈雁冰、彭泽民、邓初民、蔡廷锴、谭平山、柳亚子、马叙伦、章伯钧……济济一堂，中共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和潘汉年同志都参加并讲了话。在这种聚餐会上父亲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他的发言多半是党的政策或对某个决议的解释，他讲起话来具体生动、逻辑清楚、条理分明，在交谈时又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因而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通过座谈会和一系列个别细致的思想工作，各民主党派思想比较一致了，内部团结加强了，组织也进一步巩固，革命主动性也发挥得更好了。1947年底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的重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其他如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和致公党等都在我党的帮助下，在此期间加强了组织建设和领导机构，从而为新政协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了做好工作和保证这些著名民主人士的安全，父亲费了许多心血，绞尽脑汁。比如住房问题，为了安全和方便，许多著名人士必须租用较高级的房子，有的出于多方面考虑，还需同时租用几处住房。尽管当时困难的确不少，党组织还是尽力解决，但是对于自己就不能不精打细算了。香港分局的活动经费主要靠中央支援，另一方面还得靠自己筹措，所以全体工作人员过的还是低水平的生活。父亲出门穿著西服革履，回到家里就全部脱掉换上粗布衣裤。他还诙谐地指著自己的西装对同志们说：“你们看我这套西服，其实它不过是戏台上的道具，是演出时才用的呀！”他经常鼓励辛苦奔波的同志们：“为了革命胜利，我们都必须艰苦奋斗下去！”

1948年，中国总体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美蒋反动派为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前进，开始扶持所谓“新的第三方面”“新的第三势力”，唱“中间路线”的调子，公开鼓吹“曾受教育的爱国人士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取和平的努力”等论调。在港的一些人士中也有人对此存有幻想，父亲旗帜鲜明地通过统委的工作，组织民主人士对所谓“第三势力”进行揭露批判。党的报刊《华商报》《群众》等也先后发表批判文章，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对“中间路线”的幻想，教育和帮助曾一度摇摆不定的民主人士。在港的各党各派纷纷宣布“不搞第三势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战争。著名爱国将领蔡廷锴主动把家乡的全部武装交给当地游击队，支持人民解放战争。

“五一口号”引发的热烈反响

1948年春，随著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在军事上、政治上、 经济上已陷入全面危机。是年4月30 日，中共中央适时地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全国民主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响应和赞同。

5月5日，旅港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农工民主党的彭泽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联名通电全国，热烈响应中共在“五一口号”中提出的倡议，表示“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的决心，并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毛主席，响应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张。5月7日，台湾民主同盟在香港发表《告台湾同胞书》；5月23日，民主建国会驻港代表章乃器、孙起孟受权发表声明均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倡议，支持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接著，旅港各界知名人士柳亚子、茅盾、陈其瑗、翦伯赞等125人，以及妇女代表何香凝、于立群、刘王立明等232人也先后发表声明，热烈响应“五一口号”发出的号召。在海外，“五一口号”同样得到广大华侨华人的支持，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代表在新加坡的120个华侨团体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热诚响应。随后，法国、美国、加拿大、古巴等国的华侨代表也先后拥护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从此，一个以香港为中心包括海内外华侨、爱国人士的新政协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1948年8月，毛主席复电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及著名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希望他们对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研讨。从此时起，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香港分局的重大政治任务。

正当在港民主人士热烈商讨新政协有关事宜的时候，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先生于1948年8月12日在香港建国酒店7楼的航空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对包括国民党中央社在内的香港《华商报》《大公报》《星岛日报》《工商日报》《华侨日报》等十多家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他表示：“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这是司徒老人为躲避美蒋特务隐居多时后的第一次公开发言，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华侨老人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关怀。香港各报以头条新闻争相报道，轰动一时。招待会后父亲即秘密与他交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倾听他对召开新政协的意见、建议等，以便上报党中央。根据中央指示，同年10月，父亲又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公开为司徒美堂先生返美设宴饯行。宴会在沈钧儒先生住所举行，席间宾主谈笑风生，大家憧憬著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以及未来的新中国，为之频频举杯庆贺，气氛十分热烈。司徒先生更是感怀尤深，特授意秘书起草《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特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他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随后，他亲笔书写了该致敬书，郑重地签字盖章。1949年1月，毛主席在百忙中，特对该致敬书作了回复，诚邀他和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莅临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邀请立即又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

“五一口号”得以圆满实现

1948年底到1949年，中共香港分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秘密护送困留在港的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解放区，投入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参加新政协会议。早在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前后，周恩来同志就曾通过有关方面探索顺利进行这项任务的方法和道路，特别派遣钱之光同志负责打通往来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通道。1948年8月初，周副主席致电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香港分局同时接到有关指示，迅速成立了由方方、潘汉年、连贯、夏衍、许涤新、饶彰风等人组成的专门工作领导小组，进行周密研究与仔细巧妙地安排。怎样把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也是一场严酷的斗争。考虑到海上航行要经过台湾海峡，可能会遇到国民党海军的活动，也考虑了香港当时的复杂情况，如何保证安全离港、如何分批行动、利用哪个国家的船只、何时开船谁人护送……都要视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和香港的政治气候等等因素来决定，丝毫出不得半点差错。为保证旅途的安全，领导小组商定，除每批都要有负责同志陪同外，还派出熟悉旅途情况的同志——主要是在港的“华润公司”和在大连的“中华贸易总公司”的人负责护送，党中央指示每一批计划都要报告周恩来同志，得到批准后再付诸实施行动。所有在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知名爱国人士先后分四批北上，父亲是1948年11月23日护送第二批，郭沫若、许广平、翦伯赞、马叙伦、陈其尤、侯外庐等三十多人一起北上的，他们乘的是一艘专门租来的挪威货船。顺利通过台湾海峡进入黄海后，许广平先生的公子周海婴忽然从收音机里听到徐州解放的消息，全船为之欢腾！在郭老的建议和组织下，大家开了庆祝联欢会，载歌载舞，好不兴奋！这条挪威船原定是驶往釜山的，后经父亲同船主反复商量交涉，船直接开到了大连。到达大连不久，马叙伦、许广平等著名人士由东北局的同志接往哈尔滨。父亲此时接到周恩来电示，要他亲自陪同韩练成将军经山东到华北解放区去。因为韩表面上是国民党四十六军的司令，其实他早在1943年就与我党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建议他留在国民党军队中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果不其然，在1945年9月蒋介石派他率四十六军登录海南岛围剿琼崖纵队以及1947年2月我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时，韩练成均以其特殊的身份给我党我军以极大的保护和帮助。可是，到了1948年由于军统特务的监视盯梢告密，蒋介石终于下令军统将他逮捕。韩就在张治中的暗示下避开特务的监视，于10月30日到达香港。经过香港工委五人小组潘汉年、连贯等研究，认为韩练成的出走无异于向国民党摊牌，而香港也不是安全之地，请示周恩来后安排他尽快前往华北解放区。于是，他就随连贯一起坐船从大连到烟台，经济南辗转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1949年3月，父亲参加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便随中央机关人员到了北平。6月15日，他当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紧张地投入了各项筹备工作。9月21日，举世瞩目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父亲被选为华南解放区的代表，光荣地出席了这届盛会，还代表华南解放区人民在大会上发了言。而我和妈妈随同许涤新等人第四批乘船经大连到北京，见到父亲时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前夕了。我们终于看到了新中国诞生的盛况，崭新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蓝天高高飘扬时，父亲的眼睛湿润了……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老一辈革命者的辛勤付出使得“五一口号”终于圆满实现！

（作者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退休干部，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