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的企业家具有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如何正确理解资本？新历史条件下，东北对外开放战略有哪些新思考？近日，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莫干山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联席主任常修泽就近期一些热点话题接受了一乘文化的视频专访，本文为根据视频整理的采访实录。

记者：现在人们都很关心民营经济以及民营企业家的时代特征和命运问题。从学术史料看，您在1991年7月就在报上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的企业家》。请问：中国的企业家应具有哪些特质？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

常修泽：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关于企业家的特质、使命，以及怎样保护与激励企业家精神等一些问题。我分别来谈。

我个人研究中国的企业家起于1988年。通过实际调查，发现当时我们的企业里边存在著一种病，我称之为“企业创新萎缩症”，就是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呈萎缩状态。于是，我带著研究生戈晓宇同学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企业创新论》。这篇论文的重点是探讨“企业创新萎缩症”的深层根源。

企业为什么不创新？根源在于我们中国的企业缺乏一种内在创新的冲动， 这跟企业的体制、结构有关，同时也跟企业家资源的稀缺性有关。

恰好，1988年，正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0周年。那年12月18日至22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宣部、中央党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一个“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我们那篇《企业创新论》有幸入选，我应邀与会，并在讨论中发言。

在这篇文章里，提出第一条建议，就是“中国必须造就一支宏大的社会主义企业家队伍，使企业创新具有内在的推动力量”。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经济研究》杂志第二期全文刊发了这篇论文。

我研究企业家问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年多以后，我在报上发了你关注的那篇访谈，题目就是刚才说那个 ——《中国需要真正的企业家》。

你问企业家的内涵怎么定？很有必要弄清。

企业家这个概念，理论上可以追溯到熊彼特，他是国际上有名的创新专家。他给企业家下的“创新”定义，我理解是“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业绩”。受他的启发，在1994年我主笔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这本书当中，我采用了这个定义，就是“具有创新思想和创新业绩的企业经营管理者”。

这里边要区别两个概念，并不是所有的“企业管理者”都是“企业家”。我反复强调，“企业家”是指那些有创新思维和创新业绩的经营管理者。我们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误解，似乎以为只要是个经理、董事长，是个企业的领导人，就是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太过泛了，这俩不能“划等号”。

现在中国有多少企业？ 5000万家之多。如果把两者简单“划等号”，一个企业一个董事长，那我们有5000万个企业家，如果一个企业再加一个总经理的话，约等于1亿个企业家，——这种理解和认知是不当的。中国没有那么多企业家。

应该说，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中有企业家，但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并不等于企业家，这俩不能划等号。企业家确实有，但他是里边的精英人士。精英在哪？创新思想，创新业绩。这是我在1994年主笔出版的《现代企业创新论》一书，给企业家下的定义。

《现代企业创新论》这本书，到明年就是出版30周年。经过这些年进一步的思考、研究和探索，在我主笔的新书《所有制改革与创新》里，对企业家写了三条特质。刚才您不是问企业家有哪些特质吗？

第一条特质，“创新”。

这是最基本的且无争议的特质定位。要认识到，企业家是“新的体制力量、新的技术力量、新的文化力量产生出来的新人”， 创新是企业家的生命。

但是，对于“创新”不能把它作简单化、狭隘化理解。现在有人一提“创新”，马上想到的好像是技术创新。固然，技术创新是创新之一，但是全面地看，对中国企业来说，创新至少包括四个：首先是制度创新（或者通俗地说体制创新）；第二，技术创新（包括工艺创新）；第三，市场创新（包括市场模式创新）；第四，管理或叫文化创新，即企业管理思想（文化）也要创新。

总之，应该把创新要看作是一个完整体系，而不能“单向度”，也不能“碎片化”，要把握创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书里写了一句：“有创新则有企业家，无创新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一条特质，也是企业家最可宝贵的特质。

第二条特质，“情操”。

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可称“鼻祖”）亚当•斯密，最有名的著作是《国富论》（1774年出版），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是，请注意：在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前十五年，他先写了一本书《道德情操论》（1759年），这是亚当•斯密研究人类行为伦理的著名著作，道德情操这一宝贵思想为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奠定了一个必备的哲学伦理基础。

因为他的《国富论》基本路数是力主“看不见的手”（即整个经济运行不是“看得见的手”，而是依“看不见的手”市场运作），这样的话，必须要建立一个牢靠的“道德情操基础”。所以，他先写《道德情操论》，后写的《国富论》。完整地说，它是一种“基于道德情操的市场经济”。

受此启迪，今天给中国的企业家下定义，我认为第二个特质应该是“情操”。中国不少企业家讲究“义利”，且“义”字当头，这就属于情操范畴。 “有情操则有企业家，无情操则无企业家”，这是第二个特质。

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人”。

这也是我从亚当•斯密那里得到的启发。他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我觉得提“复合型”更好。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书里提出第三个特质，“复合经济人”。

怎么个复合法？企业家办企业，当然要创造利润，“利己”，利自己的企业，投资当然有企业的物质利益追求，这是正常现象，但是不能仅仅“利己”，还要“利他（利于社会）”，是“利己”与“利他”的结合，而且达到一个“相结合”的境界。

总体来说，企业家的特质，我归纳成这么三条，就是创新、情操、复合经济人，三个特质。

记者：从网上看到，2017年1月您曾给决策层提交了一篇《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当前，以您观察，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什么问题？请简单谈谈。

常修泽：当前我们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遇到什么问题？应该说，在这点上，企业界朋友比我感触深得多。 2018年，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写了四个字：“预期”、“信心”（第418页）。

五年过去，我看今天依然是“预期”、“信心”问题，即“预期不佳，信心不足”。而且，这两年（指2021，2022）尤为严重。

是什么导致预期不佳，信心不足呢？

我在《所有制改革与创新》一书分析了五个矛盾：

第一个，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尊重度不够，这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社会的“现代文明度”问题。

第二个，产权保护不到位，一些创新收益，甚至正当利益难以维护。

第三个，对于民企、国企 、外企“一碗水没有端平”，我们常说的“两平一同”并没有实现。

第四个，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商关系没有理顺。

第五个，我们缺乏一个社会的容错机制。就是说，如果企业家在改革或经营当中出现一些失误，我们缺乏一种容错机制，同时企业家本身也缺乏自我纠错的机制。双机制比较缺乏。

这五个问题怎么办？我在2017年的1月，曾经通过国家发改委上报一个研究报告：《关于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的七条意见》。

这《七条意见》在中央文件下达后，已经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公开了，我不再重复。这里结合当前新的情况，简要提出六点：

（一）

从国家战略高度提高对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尊重度。要有升级版的“正其名”，升级版的“复其位”，升级版的“厚其财”。我说的“厚其财”包括：（1）专心创造财富的机制；（2）安心享有财富的机制；（3）遂心支配财富的机制；（4）放心传承财富的机制。通过以上，使其心情舒畅地干事业。

（二）

切实保护企业家的产权。主要有四项：（1）保护企业家的物权、债权、股权等基础性财产权。（2）保护企业家的创新专利。（3）保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产权”。（4）保护企业家自主经营合法权利。

（三）

以“两平一同”为核心，为企业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两平”是，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一同”是，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四）

塑造新型政商关系，在“亲”“清”中建议补充“辅”“扶”内容：要“辅”不要“主”，要“扶”不要袖手旁观。

（五）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特别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企业党组织与公司治理的关系，二是企业家与职工关系。

（六）

建立 “双机制”，一是，社会对企业家的容错机制；二是 ，企业家自我约束、自我净化、自我纠错机制，二者相向而行，“企业家越自觉，社会应该越容错”，相应地“社会越容错，企业家自己越应自觉”。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资本的趋利性成为热议话题，甚至有不少网友把这种资本的趋利性看成是资本的丑陋之处。其实，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方面，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挑战。那么，如何正确地理解资本，特别是资本的趋利性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

常修泽：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深刻，也是当前社会存在争议的问题。怎么看待资本这个范畴？它到底是什么？正如刚才你所说的，不少人把资本看成是一个负面的东西，特别是把资本的趋利性看成是一个丑陋的东西。

我个人对资本的研究是从80年代末期开始的。 1991年我主笔完成了一部专著《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出版）在这本书探讨过“资本”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因为当时，在80年代，人们对资本还看作是一个资本主义的东西。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把它看成是一个流著血和肮脏的东西。针对这样一种思潮，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我在《资产重组》一书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既然商品经济是一个中性的范畴，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范畴（或者说由商品经济所产生的范畴），如工资、利润、企业等，也是中性的。按照这个逻辑，资本范畴也是中性的”。这就是我的“资本中性论”（见《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版，第3页）。

因为此前，谷书堂老师曾带我在《经济研究》发过一篇《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论纲》，提出商品经济“中性范畴论”，即它可以跟资本主义挂钩，也可以跟社会主义挂钩，简称“商品经济中性论”。我这本《资产重组》就是从这个基点进一步推演——既然商品经济是一种中性的范畴，那么植根于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其他范畴，包括资本，也是中性的。根据这种逻辑，我写道“资本范畴的中性表现在，就它本身的属性而言，它只是通过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实现价值增值的一种手段”（见《资产重组——中国企业兼并研究》1992年版，第4页）。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但是，今天，社会对资本的认识依然是比较模糊的，有的地方有误解，把资本范畴看作是一个负面的范畴。

不错，在《资本论》里，马克思确实说过，“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流著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注意，马克思这句话指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不是指的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这是应该区别开的，怎么能把马克思当年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拿到今天中国的社会中来呢？资本是中性的，打个比喻，它相当于一个工具，像个“车厢”一样，看它挂在哪个“火车头”上。

按照“资本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资本可以带来收益。现实可以看到：在中国，凡是资本活跃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经济活力就较强。看看我们现在国内的实际就知道，最活跃的地方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特别是珠三角的广东和长三角里面的浙江，那里资本的活跃度很高，因此经济活力也很强。

中国有个“不容忽视的南北问题”，这个南北问题的差异在哪里？我认为与“是否承认资本的中性认知”有关。

当然，有没有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当然有，这一点我也不否认。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寻求：一方面我们要发挥“资本”其活力性的一面，另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把资本引导到有序竞争这个轨道上来，这就是车厢与车头的关系。但是，不能够一说资本趋利性，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丑恶的范畴。

我们要用事实说话。要知道中国财政税收里边，来源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民营资本。说三个数大家就清楚。

2021年全国的税收是18万亿多（不到19万亿）。这十八九万亿的税收是从哪里来的？分析结果表明，民营资本，其创造并上缴给国家的税收占59.6%，国有资本创造上缴给国家的占24.7%，外商资本占15.7%。不说三资这块，就说国有与民营比较，国有是24.7%，民营是59.6%，两者有较大差距。

现在，一方面民营资本给国家上缴这么多税，一方面又批评它说是丑陋的，这个逻辑不太顺，也有不公道之处。

总之，我们要用一种理性的态度，用事实来说话，根据基本理论和实际情况得出结论。

记者：您在80年代曾提出“四沿开放论”，在《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书中，又提出“中国向北开放战略”。近日，国家海关总署发表一则公告，称“将海参崴作为内贸货物中转口岸”。有人说，这一举措将使得吉林省打通出海口。那么这对于东北振兴以及中国的对外开放有什么影响？

常修泽：我记得前年（2021年）曾与“一乘”讨论过东北战略问题。我那时候刚刚出版《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书中写了我对东北对外开放战略的思考。

中国开放有几个前沿？这有一个阶段性的升级变化。

中国刚一改革开放，党中央就决定把广东、福建作为第一波开放的前沿，特别是开放了四个经济特区，即深圳特区、厦门特区、汕头特区和珠海特区，广东三个，福建一个。

1984年初，我跟著老师谷书堂教授对深圳特区做了调查研究，其中我重点考察的是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在那里搞的，是把蛇口半岛一块按照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来改革。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从蛇口工业区开发得到的启示》。什么启示？就是政治上坚持社会主义，经济上按照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来运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是蛇口开发给我的一个深刻启示。

这篇文章是我1984年春天考察以后完成的。历史的机遇是：恰好1984年9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改革讨论会（也就是著名的“莫干山会议”），我带著这篇《蛇口启示》的文章参加会议，后被这个会议的发表成果选中（在124篇与会论文中选了18篇），登在《经济日报》上。

总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是以沿海开放作为前沿的，这是第一个阶段。

1987年，我参加了贵阳中青年对话会议，并到中国的西部，包括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做了调查。我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变化，感到：如果仅仅搞沿海开放的话，可能会造成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板块碰撞”。为了避免出现东部沿海和西部内陆地区的碰撞，我带著研究生戈晓宇写了一篇研究报告——《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所谓四沿，第一是“沿海”，第二是“沿江”（沿著长江，从上海吴淞口一直到四川、贵州等十几个省市），第三是“沿边境”，指的是陆地边境，从鸭绿江口一直到中国与越南交界的东兴，第四是“沿线”，沿重要的铁路干线，特别是陇海——兰新线（那篇报告里还出现了“丝绸之路”那条线）。

简单来说，就是四沿开放论，沿海、沿江、沿边境、沿铁路干线。这四沿开放完成于1988年初，5月4日，新华社内参《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了这个报告，题目叫做《常修泽等提出“四沿开放”战略》，内参报给中央政治局领导参考，后来这个方略被采纳，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四沿开放”。

东北开放怎么办？按照我的“四沿开放”思路，我认为第一个是沿海，辽宁既沿海又沿边，辽宁应该搞好沿海开放。吉林和黑龙江不沿海，但吉林是“近海省”。我曾到吉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6次考察，重点是珲春。到了珲春前沿防川村，那是个“一眼望三国”的地方，沿著图们江往东，三国交界，呈这么一个“锥子形状”。北边是俄罗斯，南边是朝鲜，这边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经过实地考察，我和戈晓宇合写了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济特区”》，在1989年的5月7日香港《经济导报》发表。

最近，这篇文章被“挖”了出来。因为俄乌冲突后，远东开发问题引国际关注，这篇《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济特区”》，被人们翻了出来。

吉林的开放重点放在哪里？我建议放在图们江口。因为中国的边界线距日本海只有十几公里（涨潮的时候约15公里左右）。虽然我们没有出海口，但是当初中国与苏联有协定，允许中国的船可以从图们江出去，但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出海口”这段通航问题没有解决。实地考察之后，我在《积极创建“远东跨国经济特区”》一文提出，吉林可沿著图们江东航，打通出海口。这涉及到多方的磋商问题。

你刚才提到关于东北的开放战略，并说拙著《中国东北转型通论》一书中写了“中国向北开放战略”。确实，对东北对外开放战略应该有新的思考。

最近，随著俄乌冲突以及整个世界局势的变化，经过研究论证后，中国国家海关总署下达文件，可用俄罗斯的海参崴这个地方，作为中国内贸货物中转的口岸，注意是“中国内贸货物”。

2014年，我曾从珲春离境，乘坐大巴车，前往海参崴。当时坐在汽车里，内心五味杂陈，因为自古以来那是中国的领土，但是后来被俄占领。我到了海参崴一看，满街几乎是俄罗斯人，城市建筑也都是东正文化，包括东正教的教堂以及其他俄式建筑，中华文化的痕迹在海参崴已经不复存在。那里是个不冻港，有一个俄海军潜艇基地，我参观了这个基地，大体了解了港口情况。

现在回到你问的这个新情况。国家海关总署下达相关文件，显然是经过跟俄罗斯磋商定的。以海参崴作为一个中国内贸货物中转口岸，我觉得是一个有力的措施，它与远东格局的变化显然有关。有了这个文件以后，我们可以将海参崴作为一个中国内贸货物中转的口岸。

先走陆路：我们中国的货物可以从珲春口岸或者黑龙江的绥芬河口岸出发，到达海参崴（俄罗斯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然后走海路，那就可以直接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

眼下，东北走向大海甚至太平洋的通道是什么？主要是辽宁南边有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葫芦岛港和丹东港等。从鸭绿江口到山海关老龙头，辽宁海岸线有1443公里。据此，当年李克强同志在辽宁搞了“五点一线”。这是一个以大连港为主的一个开放的口岸体系，是东北发展内贸外贸的窗口。

随著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特别是东北的对外开放的需要，仅仅以大连港为主体的辽宁几个港口是不够的，辽宁的货走大连比较方便，但吉林呢？黑龙江呢？这就意味著吉林应该有自己的出海口子，黑龙江也应该有出海口子。在这样一个大格局当中，用好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这个口岸，吉林和黑龙江的商品可以从大连口岸分流出一部分来，到哪去呢？到海参崴，从那个地方出海。有人计算过这样走后成本降低、时间缩短等经济效应，我就不重复了。这对于打通东北货物的出海通道，使货物更加畅通颇有意义，有助于形成东北一个更新的开放格局。

但我要说，把海参威作为内贸的一个中转基地，虽然迈出了可喜一步，但还是不够的。前面我讲过，我们在图们江口有15公里的近海通道。鉴于有关协定上，写有中国图们江航行出海权。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中朝可以商谈，落实中国航船经图们江口出海的权利。

当然，从技术上来讲，需要疏通图们江的河道，要建设相应的码头等等。如果这个地方能够打通，那就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出海口，这需要国际间来协调。这对于东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会带来更大的便利，我对这个事情给予高度期待。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来源：学习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