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教育水平的改善和女权观念的引入,让香港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各界出现了不少举足轻重的女性领导者。然而以“男主外、女主内”为首的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依然根深柢固;男女天生的差异性,例如女性才能生育等先天因素,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均造成不少影响。
社会上一些固有的性别定型观念引致的性别失衡,不但使女性面对著不公平竞争和一定程度上的压迫,更为整体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令妇女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运用。
根据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消除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保障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5月初, 日内瓦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晓薇率领由中央政府及港澳代表团出席会议,审议中国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次报告,一起讲好香港妇女故事及真实发展情况。因此,笔者希望抛砖引玉,就4方面提出建议,协助特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投放社会资源,尊重男女差异,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机会。
一、推动妇女参与,建设美丽香港
提高本港女性的参政和议政比例,不仅能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而且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制度的完善有著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妇女的政治參与情况,成绩可喜。现时公务员级别最高的18位常任秘书长当中,超过六成为女性;特区政府委任的咨询及法定组织非官方成员的女性比例也从20年前的26%提高至36%。同时,香港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备受本届特区政府肯定,新的管治班子中有六位女性主要官员,占团队近四分之一,比例创新高;本会的女性议员比例提高至18%,对于女性和家庭发展的推动可起正面作用;最新一份《预算案》预留了一亿元成立“妇女自强基金”,更彰显了本届特区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
不过,要全面促进妇女发展、实现男女平等仍然任重道远,女性在维权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现时有妇女事务委员会和平等机会委员会两大主要机构负责处理妇女和性别歧视等事务,但前者无实权,后者只能够基于现有的4条反歧视条例采取法律行动。期望妇女政策自去年7月1日起由女性局长(麦美娟局长)带领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负责统筹后,可督促特区政府检视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否与时俱进,进一步激发女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让更多女性在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落实后能尽展所长、发挥领导作用,为女性的全面发展带来新机遇。
二、推行公众教育,提升性别意识
特区政府应从增强法例认知和改革教育课程两大方面,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板印象。
虽然香港现时有《性别歧视条例》和《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但大众对此的认知度明显不足。据平机会在2018年的调查中发现,只有3成雇员和不足2成雇主知悉《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无家庭岗位及需要照顾子女的女性分别只有38.9%和16.7%雇主愿意聘用。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加强相关条例和意识教育,从文化意识上消除一切对女性的定型、工作表现和岗位歧视,保障妇女权益。
在教育方面,教育局早年将1997年制定的《学校性教育指引》下架,至今仍未有新指引,性别教育未能与香港的社会发展与时并进。教育局实是有必要改革课程架构,在中小学的课程中加入性别主流化元素,促进性别角色的平等观念,加强性别认知和对两性的尊重;更可在教材中引用更多成功的女性领袖作为案例,为年轻的女性树立良好的榜样,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激励作用。
三、正视女性潜能,打破职场瓶颈
平机会在2022年出版的《香港的性别平等概况》中指出:“尽管过去数十年香港的教育和升学机会已大大提升,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仍然落后于男性,两性收入差距持续;女性无论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抑或担任高级管理阶层及专业职位的比例亦较男性为低。”可见,虽然截至2023年1月至3月期间,女性在整体劳动人口比例已超过50%,在职场上仍然存在著“玻璃天花板”的问题,窒碍她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尽展所长。
事实上,港大经管学院房育辉教授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多样性溢价(Diversity Premium)现象在职场中确实存在;而且已有广泛研究证明,企业高管团队及董事会的女性越多,公司绩效越好,由此反映了企业缺乏性别多样性的团队可能错失更多商机。然而,香港企业在性别多样化方面明显落后于区内其他市场。香港会计师公会在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恒指成份股中,董事会的女性比例为14.8%,远低于更开放国家常见的30%标准。
其实,越来越多国际和机构投资者在决定IPO保荐与投资时,会把董事会的多元化水平纳入考虑。高盛在2020年就宣布,不受理女性董事或多样化董事不足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提出的IPO,并会随著时间推移扩大政策范围。可见,如果作为全球领先集资地的香港继续墨守成规,对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城市竞争力将会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特区政府应督促港交所持续检视和强化IPO申请人和上市公司的多样性披露和良好作业,并参考内地和海外在这方面的发展,为本港制订适切的指引,降低男女主管失衡的状态。这不但可以为更多女性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有助提升女性主管比例,长远看来,可以让企业的整体管理风格变得更多元化,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进而为香港的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打造友善职场,缓解家庭压力
对于不少已婚女性而言,“事业”与“家庭”双重负担的问题常常迫使她们在“留在职场”和“回归家庭”之间作取舍。
根据2021年的研究显示,本港25-54岁的妇女劳动人口参与率只有72.7%,远较澳洲的82.4%和新加坡的86.2%为低。可见,有颇大比例的女性选择了“家庭”,而放弃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了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责任,释放妇女劳动力,充实本港的人才库,特区政府必须制订“家庭友善政策”及与之相配合的外藉家佣政策,让女性能获得“家庭事业兼得”的支援。
首先,特区政府应加强妇女服务措施,例如增加托儿和长者照顾等社区支援服务,扩大“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的涵盖范围,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
其次,特区政府要带头营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制定相关措施,例如研究引入弹性工时、设立生理假和照顾假期等安排,为妇女提供适切的支援。
在改善生育率方面,除了笔者早前倡议的递进式子女免税额外,设立母乳喂哺间、延长育儿假期、鼓励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庭责任等措施,均能有助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推动社会“优生优育优养”。
我国最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在今年1月1日生效,为妇女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期待本港跟随著国家的发展步伐,尽快制定“妇女自强基金”的细节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女性全面发展,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贡献巾帼力量。
https://minio.bau.com.hk/zjsp/7H8vH1559OR4XFmII0VLeEGZfNe8MfUV.jp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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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教育水平的改善和女权观念的引入,让香港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升,各界出现了不少举足轻重的女性领导者。然而以“男主外、女主内”为首的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依然根深柢固;男女天生的差异性,例如女性才能生育等先天因素,对女性的家庭角色、发展机会和社会地位均造成不少影响。
社会上一些固有的性别定型观念引致的性别失衡,不但使女性面对著不公平竞争和一定程度上的压迫,更为整体社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令妇女劳动力无法得到有效运用。
根据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消除各方面对妇女的歧视,保障妇女权益,推动男女平等。5月初, 日内瓦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黄晓薇率领由中央政府及港澳代表团出席会议,审议中国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情况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次报告,一起讲好香港妇女故事及真实发展情况。因此,笔者希望抛砖引玉,就4方面提出建议,协助特区政府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投放社会资源,尊重男女差异,为女性提供平等的机会。
一、推动妇女参与,建设美丽香港
提高本港女性的参政和议政比例,不仅能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而且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民主制度的完善有著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特区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妇女的政治參与情况,成绩可喜。现时公务员级别最高的18位常任秘书长当中,超过六成为女性;特区政府委任的咨询及法定组织非官方成员的女性比例也从20年前的26%提高至36%。同时,香港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贡献备受本届特区政府肯定,新的管治班子中有六位女性主要官员,占团队近四分之一,比例创新高;本会的女性议员比例提高至18%,对于女性和家庭发展的推动可起正面作用;最新一份《预算案》预留了一亿元成立“妇女自强基金”,更彰显了本届特区政府对妇女工作的重视。
不过,要全面促进妇女发展、实现男女平等仍然任重道远,女性在维权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现时有妇女事务委员会和平等机会委员会两大主要机构负责处理妇女和性别歧视等事务,但前者无实权,后者只能够基于现有的4条反歧视条例采取法律行动。期望妇女政策自去年7月1日起由女性局长(麦美娟局长)带领的民政及青年事务局负责统筹后,可督促特区政府检视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是否与时俱进,进一步激发女性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让更多女性在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落实后能尽展所长、发挥领导作用,为女性的全面发展带来新机遇。
二、推行公众教育,提升性别意识
特区政府应从增强法例认知和改革教育课程两大方面,打破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刻板印象。
虽然香港现时有《性别歧视条例》和《家庭岗位歧视条例》,但大众对此的认知度明显不足。据平机会在2018年的调查中发现,只有3成雇员和不足2成雇主知悉《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无家庭岗位及需要照顾子女的女性分别只有38.9%和16.7%雇主愿意聘用。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加强相关条例和意识教育,从文化意识上消除一切对女性的定型、工作表现和岗位歧视,保障妇女权益。
在教育方面,教育局早年将1997年制定的《学校性教育指引》下架,至今仍未有新指引,性别教育未能与香港的社会发展与时并进。教育局实是有必要改革课程架构,在中小学的课程中加入性别主流化元素,促进性别角色的平等观念,加强性别认知和对两性的尊重;更可在教材中引用更多成功的女性领袖作为案例,为年轻的女性树立良好的榜样,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起到激励作用。
三、正视女性潜能,打破职场瓶颈
平机会在2022年出版的《香港的性别平等概况》中指出:“尽管过去数十年香港的教育和升学机会已大大提升,但女性参与经济活动的比率仍然落后于男性,两性收入差距持续;女性无论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抑或担任高级管理阶层及专业职位的比例亦较男性为低。”可见,虽然截至2023年1月至3月期间,女性在整体劳动人口比例已超过50%,在职场上仍然存在著“玻璃天花板”的问题,窒碍她们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尽展所长。
事实上,港大经管学院房育辉教授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出,多样性溢价(Diversity Premium)现象在职场中确实存在;而且已有广泛研究证明,企业高管团队及董事会的女性越多,公司绩效越好,由此反映了企业缺乏性别多样性的团队可能错失更多商机。然而,香港企业在性别多样化方面明显落后于区内其他市场。香港会计师公会在去年的一项调查发现,恒指成份股中,董事会的女性比例为14.8%,远低于更开放国家常见的30%标准。
其实,越来越多国际和机构投资者在决定IPO保荐与投资时,会把董事会的多元化水平纳入考虑。高盛在2020年就宣布,不受理女性董事或多样化董事不足的美国和欧洲公司提出的IPO,并会随著时间推移扩大政策范围。可见,如果作为全球领先集资地的香港继续墨守成规,对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城市竞争力将会造成不利影响。
因此,特区政府应督促港交所持续检视和强化IPO申请人和上市公司的多样性披露和良好作业,并参考内地和海外在这方面的发展,为本港制订适切的指引,降低男女主管失衡的状态。这不但可以为更多女性提供施展抱负的机会,也有助提升女性主管比例,长远看来,可以让企业的整体管理风格变得更多元化,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进而为香港的经济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打造友善职场,缓解家庭压力
对于不少已婚女性而言,“事业”与“家庭”双重负担的问题常常迫使她们在“留在职场”和“回归家庭”之间作取舍。
根据2021年的研究显示,本港25-54岁的妇女劳动人口参与率只有72.7%,远较澳洲的82.4%和新加坡的86.2%为低。可见,有颇大比例的女性选择了“家庭”,而放弃发展自己的事业。
为了帮助职业女性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责任,释放妇女劳动力,充实本港的人才库,特区政府必须制订“家庭友善政策”及与之相配合的外藉家佣政策,让女性能获得“家庭事业兼得”的支援。
首先,特区政府应加强妇女服务措施,例如增加托儿和长者照顾等社区支援服务,扩大“邻里支援幼儿照顾计划”的涵盖范围,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
其次,特区政府要带头营造家庭友善的工作环境,并制定相关措施,例如研究引入弹性工时、设立生理假和照顾假期等安排,为妇女提供适切的支援。
在改善生育率方面,除了笔者早前倡议的递进式子女免税额外,设立母乳喂哺间、延长育儿假期、鼓励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庭责任等措施,均能有助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推动社会“优生优育优养”。
我国最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已在今年1月1日生效,为妇女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期待本港跟随著国家的发展步伐,尽快制定“妇女自强基金”的细节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女性全面发展,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贡献巾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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