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这四个字代表了法治、威严。而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在一般市民的眼中更是格外神秘、暗夜有声。2019年，外国势力试图挑起“港版颜色革命”，引发香港“黑色暴乱”。中央果断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香港国安法），一法定香江。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国安处）是根据香港国安法“诞生”的维护国家安全部门，首任负责人便是刘赐蕙。

今年4月底，已经上任两年多的刘赐蕙年届退休，完成了这份充满意义的阶段性工作。近日她在接受《紫荆》杂志采访时表示，“我能够出任这样的角色实在是感到无比光荣，很开心为国家出一份力”。当问及下一步有什么计划时？刘赐蕙说,“最想做的是乘坐高铁，到内地各个城市去看望老朋友，去看看祖国的大好风光。”

文｜本刊特约记者 秦玥

第一次见到刘赐蕙是几年前与另一位女性朋友饮茶时相识，虽不在工作时间，但出于记者本能，自然是对“神秘部门”的负责人充满好奇。仍记得她出现时穿著一身深色西装，干练短发，语调低缓，时时挂著笑容，真诚得平易近人。其后几次工作接触下来，谈起底线思维清晰坚定，而说起同事辛苦的她也会真情流露。意志与温柔共存，而维护国安原来也并不神秘，这份责任属于这座城市中的你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取得阶段性进展

反中乱港势力仍伺机暗伏

记者：夏宝龙主任来港考察时提到，游行并非唯一表达利益诉求方式。您怎么解读夏主任这番说法？近年来香港警方审批游行的标准是否有变化？

刘赐蕙：夏主任只是说游行不是唯一的表达方法，他从来没有说过不可以游行。游行可以，只不过是要有规管地游行，这是他释放的主要信息。所以某些人说香港之后不能游行了，其实是歪曲了他的说法。如果回顾2019年的“黑暴”，在开始后差不多半年、大半年的时间里，有很多违法行为例如打砸地铁站、打砸灯柱、甚至是“私了”的伤人事件，全部都是由游行开始的。当时我们发现很多人利用游行的方式“骑劫”整件事情，比如以申请正当游行为名，借此犯下一些违法事件或不正当的事情。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启示：在新常态下处理游行示威申请的时候，要小心审视。一是要依法办事，二是在法律框架下，需要确保游行示威在有序、安全、合法的情况下进行。

记者：提到游行示威，当时国际上一些颜色革命的起头也是从游行示威开始的。夏宝龙主任也特别提到“修例风波”是一场“港版颜色革命”。作为警务处国安负责人，您有没有看到香港仍有这样的苗头风险存在？在执法方面有没有因应当下新形势来作出调整？

刘赐蕙：经历了2019年“黑暴”，我们看的很清楚，这些年来外国势力在香港部署了不少行动，从“反二十三条”、“反国民教育”、非法“占中”，接著是旺角暴乱，直到 2019年的“黑暴”，越演越烈，外国势力完全揭开了它的面具，试图挑起港版的“颜色革命”，图谋拖垮整个香港政府。而如果拖垮整个香港政府，就会危害到“一国两制”。幸好中央很有智慧，很快在2020年出手，给了香港一把“尚方宝剑”——香港国安法。

在此之前，香港针对这些大型暴乱的处理是存在法律漏洞的，有了香港国安法之后，国安处不负所托，马不停蹄尝试用好香港国安法。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已经将大部分反中乱港的头目抓获，有很多已经被告上法庭等待审讯。还有很多大型平台，比如说“民阵”“教协”“支联会”等，在以往引致或是安排组织了一些大型游行，最终演变为暴乱，现在这些平台要么就是自行解散，要么就是因为涉嫌违反了香港国安法，其主要负责人被拘捕。

现在的社会局势相对平静，但我们觉得这个平静并不完全，我们看到一些反中乱港势力还在试图采取一些“软对抗”的方式。譬如他们会利用所谓“黄色经济圈”的方式发布一些煽动性的帖文，有时候利用文化节的电影、书本来宣扬“港独”或反中乱港思想，甚至有些“黄店”的餐厅餐牌都是用一些反中乱港的煽动语句炮制……有了国安法的震慑力，他们不再敢从事十分明显的违法行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会执法。但他们会用“软对抗”的方式经常试探底线，这是其一。

其二，很多我们称之为“汉奸”的逃犯离港外逃，特别是去“五眼联盟”国家，这些人继续被外国势力利用，不时在外国勾结所谓的议员或者外国政治组织，将某些煽动资讯倒灌回来香港，引致一些市民看到这些资讯后，对香港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有误会或者引致某些仇恨。

某些国安案件正在法庭审理当中，有些逃到外国的逃犯“汉奸”要求外国政府制裁特区政府审理案件的法官和检控官，还“起底”这些法官的个人资料和背景。他们向法官施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妨碍司法公正，试图影响国安法案件的审讯过程。我觉得这是非常卑劣的行为，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虽然现在表面上看似平静，但是危机四伏，这些反中乱港人士没有放弃他们的图谋，仍然在等待机会。

国安法实施了两年多，我们取得阶段性的成果——拘捕了一些主要头目，把他们送上法庭。目前送上法庭审结的案件，有百分之百的入罪率。即使这样，我们仍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仍然存在。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法治环境更加稳定

记者：颜色革命的祸因恰恰起于外国势力以及勾结外国势力的那些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都市，在新常态新形势下，有些在港外资企业和外国人也在讨论他们的自由如何受到保障，您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刘赐蕙：自从回归到现在，香港一直在世界上享有国际化都市的盛誉，这证明“一国两制”是成功的。但也有人散布一些居心不良的消息，所谓“国安法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外资对香港的人权情况担心，纷纷离开香港”，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资料。实际上，我看过一些数字，香港特区政府在过去五年做过一份调查，外资母公司驻港机构一共是9,000多间，由2017年至2022年的这五年，该数目没有跌过。调查中也提到这9,000多间公司中的七成左右都表明想继续以香港为基地，甚至想在香港扩展业务。这恰恰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有了国安法之后，香港的治安情况得到了更好保障，法治环境更加稳定。对于一些有赖于法治稳定而在香港做生意的人来说，可能还觉得更有安全感。因为现在的治安情况，相比2019年，起码普通市民上街不需要担心被人袭击，不用担心地铁可能停运，不需要觉得说错一句话就遭人“私了”，不像当时非法“占中”那样差不多整个城市到了交通停顿无法运作的情况。

实施香港国安法这两年多，我们看到普通市民的生活得到了更大的保障。这也恰恰是国安法的精神：保障绝大部分的人身安全自由，针对极少部分的反中乱港分子的不法行为。

特区政府在2022年11月安排了一个国际金融峰会。峰会开始前，也有某些外国政客散播谣言，向一些外国金融领袖施加压力，图谋杯葛香港峰会。但最终我们一共邀请到了90多间全世界顶尖金融公司的高层人士出席了峰会。他们出席峰会后对香港的评价也非常高。此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国际赛事在港成功举行，特别是疫情后马上安排的七人榄球赛成功举办，刚刚安排的第二次赛事也得到世界各地参赛队伍的热烈支持。所以我们很欣慰地看到，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社会真的可以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新常态。

记者：您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上的讲座上说，这两年多来国安处在处理案件时也遇到不少法律挑战甚至法律争议。您遇到特别艰巨的阶段性挑战有哪些？如何迎难而上？

刘赐蕙：每一单涉及国安法的案件都有挑战，不过我认为阶段性的整体挑战是大家在处理涉及国安法案件时，有时需要“摸著石头过河”。因为国安法是新的，每一次我们说到涉及“四大罪行”，针对不同案件，我们都要审慎寻找到足够多的证据，确保处理手法万无一失。

某些案件已经进入审讯阶段，我不可以透露详情，但我可以说，某些案情处理时间比较久，涉及的相关人物、证物比较多，这个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一些挑战。譬如说有些涉及法律专业保密特权，又譬如说外国律师是否可以代表辩方被告？有些争议已经中央释法，指出一条道路，让我们更好落实运用香港国安法中的某些条文。

其他的还包括处理证据上的挑战，甚至是处理被告在担保方面的挑战。终审法院也解释了在处理涉及国安法的担保案件时，与普通刑事程序法下处理担保案件是不同的。普通法下，以往我们沿用香港刑事条例来处理保释案件，一般法官会容许保释。除非控方能够证明被告人被保释出来后会做出一些不理想的行为，这样才不准保释。但香港国安法第42条的情况刚好相反，因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严重，法庭首要的基准是不给予保释，除非被告人可以证明他得到保释后不会做出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这是国安法与香港其他法例不同的地方。香港国安法的凌驾性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先例，以处理以后的类似案件。

务必加强网络安全方面的相关法例

记者：刚才您提到逃到外国的某些人试图将信息倒灌回香港，干扰香港安定秩序。在网络安全方面，国安处近期有没有加强执法？会不会有挑战？会不会考虑修补这些法律漏洞？

刘赐蕙：习近平主席说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至为重要。刚刚我提到某些人在网络上继续煽动制造很多资讯，并由外国倒灌回香港，所以我们一定要提升网络安全的能力。

其中很重要的是，一定要加强相关法例，我知道特区政府正陆续就此展开工作。在执法层面，无论是国安处或者是警务处的网络安全科都加强了这方面的执法，但是我们的确需要一些法律的配合。如我们现在需要法律来对某些网络供应商作出规管，譬如他们要就著某些资讯可能要配合作出一些记录或排查，甚至要储存某些网络足迹。针对某些怀疑是煽动性的、或者有机会违法的资讯，供应商应该作出一些监察甚至追踪。如果真的发觉有违法行为，他们应该马上向警方或者国安处报警。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事，正如夏主任提醒我们的，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一位香港市民都有责任来维护国家安全，不光只是执法部门，所以网络供应商需要相对配合。

记者：除了网络，香港国安法写明特区政府有责任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国安处在监察这些界别方面有没有加大投入？会不会有一个长期的目标？

刘赐蕙：是有长期目标的。国安法第九、第十条要求香港不同界别都要遵从国安法和开展国安教育。其实整个香港政府正在特首带领下在不同界别大力推广国安法，所以现在所有司长、局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推广国安法教育，包括我们国安处，一定不遗余力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

国安案件一定要万无一失

每日都要用到底线思维

记者：如此长期的一个工作和艰巨任务，您作为国安处成立后的首位负责人，家人怎么看您的工作？带领团队在“摸著石头过河”中遇到的挑战和压力该如何化解？您的团队如何看待这份工作？

刘赐蕙：我想整个香港包括我的家人都看到2019年的情况，真的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恰恰是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我能够出任现在的角色，实在是感到无比光荣。在这样的时刻下，我有这样的机会能出一份力，我觉得非常荣幸，也很开心为国家出一份力。我的家人亦都觉得我在这个时刻可以为国家、为香港做这件事情，他们百分百支持，也为我感到光荣、自豪。

压力当然有，尤其是国安处最初成立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很短时间里“埋班”，很多同事来自不同的背景，团队结构方面有一定的压力，大家也有著不同的期望。不过一个好处是所有人的目标都非常清晰，都想做好、落实好国安法，好好地运用国安法这一把“宝剑”，用这把“宝剑”让我们去除魔。有了这个共同目标，所有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把一些私人想法或是对工作很细微的要求和期望放在一边，目标清晰，做好同一件事情。

从最初到现在，同事们的工作时间一直都非常长、压力也一直是这么大，因为需要在很短时间完成很多工作。但他们从来没有半句怨言，全部一心一意，不睡觉、不放假、不吃饭，也要完成该项任务。同事也都非常忠诚、非常坚定。我要强调的是，我很注重同事的斗争精神，不可以放弃斗争精神。就算难，也要迎难而上，我想这个思维是最重要的。

记者：您在4月底退休，国安处的工作阶段性结束了。近期看到您的同事，说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Madam人很好，第二句话就说其实好严厉。国安处同事平时执行工作的情况和部门的管理模式是怎样的？

刘赐蕙：我对工作是有要求的。回想起来，可能我在国安处相对地会对同事再要求多一点、再严厉一点，这是因为我知道所有相关国家安全的案件，一定要万无一失。因为我知道要做好这件事，每日都必须用到底线思维，所有事情都要做最坏的打算；每一个可能性都要形成预案。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处理国安案件时候真的要百分之二百的小心。不过，我想说的是我真的感谢我的团队，我要求得到百分之二百，他们给了我百分之三百。

（作者系凤凰卫视香港采访中心主任、香港台副台长。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3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