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超 I 澳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法学博士 

赖冠儒 I 澳门大学法学院研究助理教授、澳门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心研究员、澳门大学法学博士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其终极价值追求必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国家统一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澳门特区政府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持续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确保澳门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为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作出新的贡献。  

一、不忘初心：

「一国两制」的意义与价值  

三十年前的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历经整整五年的起草历程，终于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并颁布。回首三十年，今天我们追忆和缅怀「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提出者邓小平先生，纪念澳门基本法的制定与颁布，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现实的需要。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距离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刚刚过去了十年，起草基本法是当时我们面对的一个全新的重大课题。鲁平先生曾经对参与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同事说，「你们不要害怕犯错误，如果犯错误，第一个去坐牢的会是我」。所以，当年所有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人士，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毫不计较个人安危与得失，参与了这件对国家、对民族有著巨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事情。回首三十年，我们首先要致敬那个时代，致敬当年所有参与基本法起草的前辈们。 

「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这八个字是邓小平先生提出的。1990年，邓小平在接会见出席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那么，基本法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基本法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来自于「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基本法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但是在三十年前，在距离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仅十年的时候，参与基本法起草的前辈们，他们将「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付诸实践，用基本法这种法律的形式将这个伟大构想制度化、法律化。基本法所固定下来的，不仅是「一国两制」这一构想，同时也是香港和澳门广大同胞对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信心和信仰。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伟大意义简而言之有三：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示范，祖国和平统一的路径，以及不同文化、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共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第三点尤为重要。如何在一个国家这一前提和基础上，使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制度可以共存，事实上也是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理念的核心命题。 

上述不同文化、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共存这一理论命题，事实上需要「一国两制」的具体实践作为对该理论的检验。「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是前无古人，无先例可寻的，只能摸著石头过河，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回顾香港和澳门回归二十多年来「一国两制」具体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如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保持初心和信心、继续探索「一国两制」具有重要意义。

二、「两制」的根本目的：

巩固「一国」和改善民生  

「一国」是「两制」的基础，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多年来的经验总结。香港回归至今，尤其是香港国安法实施前后的对比，证明了「一国」是「一国两制」的基础。有宪法而有国家，有国家而有特区，因而守护宪法、基本法和国家政权，是保障「两制」实施的基础和前提。回归后，中央和香港特区政府严格依照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办事，谨守「两制」的界限不越界，却发现事实上意识形态对立的少数「反对派」并不愿相向而行，相互礼让，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和共存，相反却是步步紧逼，挟洋自重，亲手破坏了中央实施「一国两制」的美好愿望和善意，「把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克制忍让当作软弱可欺」，到最后自己沦为美西方反华势力的炮灰，同时也严重伤害了许许多多身处香港、身处内地和身处海外的人们对「一国两制」的信心。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探索「一国两制」的道路上需要始终保持初心。「一国两制」本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因而「一国两制」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那就是实现国家统一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归以来，我们坚守「两制」底线。这一「两制」底线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管就是管好」这一尊重「两制」的善意和美好愿望，二是尊重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声音，三是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在现实中，尊重「两制」和尊重不同声音的善意面对的是处心积虑要将香港从一个经济中心变为一个政治城市和「反中」桥头堡的政治势力。这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一国」的「两制」会伤害到作为基础和前提的「一国」，而这违背了实行「一国两制」的初心。

 「一国两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其终极价值追求必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致的，那就是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民生问题。 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坚守「两制」底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其经济自由度甚至远远超过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很多福利国家，这种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在现今世界上的很多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香港也饱受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影响，导致房价高企和贫富悬殊，使香港成为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巅峰」。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香港社会不稳定的根本之源。鲁平先生生前曾不止一次提到他对于香港社会问题的看法，他认为香港问题归根结底是民生问题。笔者认同他的判断：香港本地和境外政治势力的煽动是外在因素，而香港的内在根本性问题是民生问题。当然，香港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不止于此，身份认同和文化碰撞等问题同样深刻而复杂。

澳门常被视为「一国两制」的典范，除了相较于香港最突出的两大民生问题，即高房价和贫富悬殊在澳门并不突出外，澳门居民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爱澳价值观不仅深入人心，并且做到世代传承。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深刻总结了澳门成功实践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华彩篇章的四点重要经验，指出最重要是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弘扬爱国传统，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在澳门社会居于主导地位。最关键就是将宪法与澳门基本法为基础的宪制秩序的牢固确立，故为了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教育在澳门很早就已朝向全覆盖重点学科规划。澳门特区政府于2015年即将宪法与澳门基本法全面落实于澳门中小学教育阶段（品德与公民课程），并且在2018年由当时的高等教育局（已与教育暨青年局合并为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调各高校开展为必修课，并以《澳门高校宪法与基本法课程（非法律专业）教学示范大纲》统一教学方向。从2022学年最新的国情教育水平评估，澳门本地高中毕业生的整体国情教育水平表现属于「中等偏高」水平（7.2分）。其中对于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重视程度（8.6分）、爱国情感（8.2分）和平时的报国行为频率的表现（7.7分）都属于「高」水平，对于学习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感兴趣程度（6.3分）为「中等偏高」水平，对于宪法和澳门基本法的知识掌握（5.4分）为「中等」水平。相较于2015年之前接受正规教育的群体，在各项评估指标中，除了「爱国情感」外，其他各项指标都有显著的成长。而根据「系统化」后的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教育工作，以及高校开展宪法与澳门基本法必修课成效，不仅能有效提升整体两法知识水平由原先「中等」水平（5.4分）至「高」水平（8.2分），针对正规教育阶段的开展成效，澳门特区政府也能够有效的掌握各校情况和制定有效的优化方案。  

三、回归初心，面向未来：

群众路线与改善民生  

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直到建设时期取得胜利的法宝。2014年爆发的香港「占中」事件，引发了鲁平先生对于群众路线和青年问题的思考。鲁平先生早年毕业于著名的上海圣约翰大学。他在读书时即加入了地下党。他经常提起当时在学校是如何组织学生运动，也因此曾经被校长开除过。然而学生们却为此罢课，迫使校长最终让他复学。这些经历使他对于学生运动有著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后，他谈及了一些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其中包括香港的青年问题。他认为：「青年一般比较激进，但可塑性也比较大，加以正面引导，是可以团结的……」。他曾不止一次提到，「我们这些地下党员当时群众基础非常好，因为我们都能和其他同学打成一片」。最近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香港和澳门亦应如此。在香港和澳门，爱国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商界人士和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人士，更应尽量了解和照顾到港澳社会基层同胞的声音和需要。 

澳门特区在开展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于青少年意见的收集等附加价值工作的开展。澳门大学具备三个条件开展此类工作，包含：（1）样本充足。澳门高中毕业生继续在澳门就读学士学位者中约有四成六选择就读澳门大学，也就是澳门大学的一年级生的本地生样本占澳门该届高三毕业生约三成，就叙述统计研究的需求（样本数占母群体10%，母群较小，则抽选需提升至20%）已相当足够评估澳门青年整体情况；（2）制度完备。宪法与澳门基本法已是澳门大学学生的必修课；（3）系统有效。澳门大学法学院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中心于2019年初设计并完成「澳门大学宪法与基本法系统化教学方案」，并于该年年中投入全校运作。因此，除了透过统考系统评估教师教学是否符合「准确」原则和「全面」原则，更关键是透过问卷系统开展附加价值工作，除先前提到评估正规教育阶段的国情教育水平，也能借由课前评估和统考结果及课后问卷的数据进行进阶分析，除了解宪法与澳门基本法教学成效外，还能藉问卷即时和长期追踪以了解澳门青少年对于一些热点时事看法、关注议题类型、经济评估、政府信任度等附加价值工作。这也是澳门特区政府在开展青年工作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掌握青年动态，根据青年偏好与意愿协助青少年对接参与社团活动等，真正为扩大社会政治基础做工作。 

国家安全和民生问题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基础和最经典的论述。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解决房屋问题和其它民生问题。澳门行政长官贺一诚也表示，改善民生始终是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特区政府将采取有效措施回应广大居民的诉求。笔者相信，夯实「一国两制」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必然能够使「一国两制」这一基本国策行稳致远，永远具有生命力。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3年3-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