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屠海鸣

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早前在港考察6天，共出席了36场活动，“重头戏”是上周六（15日）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2023”开幕典礼。

夏宝龙此行的时间点非常特殊，这是在一国两制香港实践“50年不变”中期的特殊时期、是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3年历史性巨变后的关键之际、是在中共二十大和全国两会确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之后，进行的一次规模空前之考察活动。

夏宝龙此行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覆盖了政治、经济、民生、科技、教育等多个领域，会见了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管治团队、部分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和部分特区全国政协委员、司法法律界人士、纪律部队负责人、立法会议员、工商界领袖、大学校长和科研工作者、基层市民等，囊括了香港治理的方方面面。

探索民主路 “香港治理”惨痛教训

夏宝龙此行的“国安”讲话非常重要，近5,000字的致辞，深刻阐明了国家治理和香港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各界人士的交流互动也释放了大量信息。

夏宝龙最关注的问题是“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之间的衔接”，打通“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据笔者观察，这次考察将推动“香港治理”成熟、完善、定型，为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注入强大动能。

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直支持香港探索民主之路，力求实现基本法所规定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达至普选”的目标。为此，进行了3次努力，第一次是2004年批准对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作出修改；第二次是2007年为实现普选目标定下时间表；第三次是2014年为实现行政长官普选绘制路线图。

在第三次努力中，全国人大做出了“8．31决定”，重申从2017年开始，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明确了普选制度的若干核心要素；在行政长官普选以后，立法会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然而，反对派不要按照基本法“循序渐进”原则确定的选举方案，而是要求“一人一票选特首”，致使政改停步。

此后，香港陷入了“泛政治化”的泥潭，爆发了2014年的非法“占中”、2016年的旺角暴乱、2019年的“修例风波”，由此“港独”势力浮出水面，在外国势力的操纵下，“港版颜色革命”引发社会动荡，“黑暴”持续了7个多月，给国家安全、香港安宁、港人福祉造成严重损害。

惨痛的事实警醒人们，任何不设“围栏”的“民主”，都会扩大分歧，走向政治对抗，导致社会混乱、民生凋敝、民主停滞。

惨痛的事实警醒人们，23条立法问题长期不解决，国家安全的大门洞开，给“港独”势力和外部反华势力可乘之机，内外因素相互作用，令香港社会陷入动乱，香港治理艰难前行。

3年巨变 3重要启示

2019年11月，面对香港严峻局势，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重要指示，此后香港特区政府和警队采取果敢措施，平息了暴乱。

2020年2月，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改组为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夏宝龙，出任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推动港澳系统工作体制机制改革，有力有效地推动“香港治理”。

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实施，街头暴力销声匿迹；此后，新选制下的选委会、立法会、行政长官3场选举顺利举行，“爱国者治港”落到了实处，香港逐步实现了由乱到治。

如今，香港社会聚精会神谋发展、惠民生，破解深层次矛盾。可以说，香港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以诸多启示--

第一，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总开关”。诚如夏宝龙在“国安”致辞中所言：“保国家安全，就是保‘一国两制’，就是保香港繁荣发展，就是保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保香港全体居民的人权和根本福祉，就是保所有外国和内地来香港投资者的利益。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无从谈起。”

第二，“两权”衔接是香港治理的关键。基本法订明了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这个“全面管治权”不仅体现在国防、外交等方面，还包括中央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拥有“监督权”；但回归以来，由于落实基本法的机制不健全，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存在“悬空”现象。

第三，“爱国者治港”是实现良政善治的重点。过往，香港的建制架构内充斥着大批“不爱国者”，挑战“一国”原则、逾越法治底线的事件层出不穷，夏宝龙掌管港澳事务后，为“爱国者”精准画像，提出“五个善于”和“五有”标准，并推动3场选举，把“爱国者治港”落到实处，香港政坛风气焕然一新。

“4对辩证关系” 由治及兴新思路

夏宝龙此次考察，深刻阐释了中央的治港思路，其核心要义主要体现在“国安”致辞中，重点厘清了“4对辩证关系”——

第一，安全和发展的辩证关系。夏宝龙指出：“香港有很多‘金名片’，它们记载着香港的辉煌，但是离开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香港的繁荣和发展难以持续，已经取得的这些‘金名片’也会丧失。”这段话表明，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第二，斗争和团结的辩证关系。夏宝龙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守护香港安宁是需要斗争的、是需要付出的、是需要牺牲的”，又指“香港是一个大家庭，应该形成包容共济、求同存异、理性沟通的浓厚氛围，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这段话表明，既要敢于与破坏香港安宁的行为斗争，又要善于培育香港和谐的氛围。

第三，民主和法治的辩证关系。夏宝龙指出：“有了香港国安法，香港恢复了安宁、恢复了秩序、恢复了以往的活力。实践证明，香港国安法是保香港安全、安定、安宁之法，是香港的‘守护神’。”这段话表明，有序民主需要法治护佑，法治环境有赖于民主进步。

第四，自由和规管的辩证关系。夏宝龙指出：“任何人，不管持何种政治立场、信奉甚么理念，只要遵守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可以在香港自由地生活、工作、学习，都可以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都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情。”这段话表明中央真心呵护香港居民的自由。

夏宝龙又指出：“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方式有很多种，是各种各样的，游行不是表达利益诉求的唯一方式。从过往经验看，环保、民生等利益诉求很容易被骑劫，人们善良的愿望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操纵，甚至民生利益诉求被歪曲为政治问题，进而诱发社会对抗。”这段话表明，香港居民的自由必须保障，别有用心的“政治操纵”必须规管。

以上“4对辩证关系”，为香港实现由治及兴提供了新思路，“香港治理”由此可以进入“精装修”的新阶段。

“打通最后一公里” 3大重点

夏宝龙此行的聚焦点是“打通香港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促使“两权”衔接更到位。从他的言行可以看出，他关注3个重点：

一是23条立法。国安法实施，并不意味着香港可以不再履行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中央和香港特区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才能促使“两权”衔接到位。

二是区议会改革。基本法并没提及区议会，区议会条例也表明，该组织并不具有现代议会最重要的两项权力：立法和审批政府公共开支的权力；但这些年来，区议会偏离了“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之功能定位，必须“去政治化”，回归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的本位上来。

三是有为政府建设。新选制实施后，“行政主导”已经落实，本届政府堪称“回归以来权力最大的政府”。能否用好权力、建成“有为政府”？9个多月来，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本届政府做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事情，夏宝龙在考察中多次给予充分肯定；但必须保持好势头，防止“高开低走”。

经过将近26年的不懈探索，一国两制的香港实践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惨痛教训，夏宝龙此行全面阐述习近平关于一国两制的科学论断和中央的治港理念，将为“香港治理”成熟、完善、定型发挥重要作用。多少年后，当人们回头看，就会发现夏宝龙此次考察的里程碑意义，“香港治理”由此迈上了新征程、步入了新阶段。

（作者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香港新时代发展智库主席、暨南大学“一国两制”与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长、客座教授，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来源：香港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