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全国两会即将在下个月初召开，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日前接受中评社记者专访，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访问过程中，梁美芬详细解答了一系列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包括香港应如何为国家开拓国际关系、如何向全球说好中国司法改革故事、国际调解院在香港落地可能性、香港如何帮助大湾区走向国际化、对过去一年立法会的观察、香港如何“及兴”、香港如何留住人才等等。梁美芬表示，当前香港已经恢复了法治社会和行政主导，真正做到了“治”，但要“及兴”则不简单，需要更大的视野。她认为，香港不应该只是考虑生存的问题，而是要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从而有更大的发展。她也指出，要真心留住人才的话，就不应该拘于小节，而是要有做大事的格局。

梁美芬法学博士，1960年出生于香港，先后于香港圣保罗男女中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及香港大学完成中学、大学、硕士、博士及法律专业学位课程。梁代表自2008年起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现为香港经济民生联盟副主席、香港城市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香港执业大律师以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委员、香港基本法教育委员会会长，回归前已在法律界开办了多个推广中国法律的课程，自1989年开始在香港城巿大学法律学院任教，曾任副院长，专长于中国法律、香港基本法，中国内地、香港及台湾的法律冲突。她于2000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以推动中港法律交流工作的杰出表现而获奖）。

香港要努力为国家开拓国际关系 

向全球说好中国司法改革故事

记者：首先祝贺您成功当选第十四届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首次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您期待能够在国家平台参政议政过程中做些什么？

梁美芬：我在香港当立法会议员已有14年了，过去一年转到选委会界别，主要是希望能够腾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关注全国性问题，特别是如何发挥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作用协助国家发展大局。当前香港局面已经稳定，下一步要为由治及兴的“兴”增加能量并且大步走。我认为，香港大步走必须要在全国层面和大局接轨，而不是只停留在香港层面。因此，我很荣幸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我相信，无论从经济、社会、文化、法律等领域，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发挥作用。

首先，香港应该如何为国家发挥开拓国际关系的作用？当前国际形势对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关键时期，有危也有机，包括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一带一路”等。香港在亚太地区具有非常中心的地位，在国家的整盘棋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必须要为国家交更多的国际朋友。一方面是政府官员去处理好政府层面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民间力量处理好民间层面的关系，包括智库应该广纳西方国家很熟悉中国的人才；同时，也要发动香港同胞及海外侨胞的力量一起去开拓、交朋友。

我认为，人民是最重要的，因为人民可以影响他们的政府。如果一些国家政府存在很多的偏见，甚至是不好的政治动机，必须要将其和人民分开，而不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比如，最近美国一些企业负责人就说了很多对香港及我们国家友好的话。事实上，其他国家里也有不少专家，不愿意他们的政府把世界秩序搞到如此对立。但因为中间通过一些传媒的炒作，也有可能心生误解。因此，我们必须对话，把真正的情况传播出去。实际上，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标，都希望和平、希望发展，也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有助他们改善民生，大家都很希望恢复以前那种非常和谐共同发展的状态。因此，我们不要被个别政客的节奏带著走。欧洲有很多朋友对我们很友好，我们应该把他们团结起来。要排开对立浪潮，反潮流而动，这实际上也是贡献全球。

说好中国故事，不只是传媒的工作。我希望香港能够配合国家大局，先启动侨胞联系国际朋友。因为，侨胞与我们血溶于水，我们的国家是他们很多人的故乡，同时他们也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这些特点都是他们能够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桥梁。和侨胞以及当地朋友维持原有的友谊，先打动他们的社会让他们真正了解中国。所以，香港侨务委员的定位不能只是如何招商引资，而是要站在国家大局的视角，积极启动民间交流往来。不论对方政府对我们有多大敌意，我们都要在民间继续多交朋友，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事实上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很多的朋友。

我是“一带一路”研究院的创办人，也是香港世贸组织的创办人。2001年国家加入世贸组织，香港世界贸易组织就和几十个世界各地的专家一起守护多边经济、公平公正。这么多年来，我们国家一直非常遵守和守护世界多边经济规则，我们也不容其他国家歪曲和双重标准。作为香港的大学教授、国际法专家，以及有著丰富政治经验的议员，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经验进一步扩大、贡献给国家。我相信，在国际关系开拓方面，香港的经验一定能够帮助他们。这三年因为疫情全球都很辛苦，我们必须要大度、大格局。我认为，香港守住“一国两制”是我们的基本责任，但香港应该为国家做更多贡献，现在香港已经安定下来了，应该开始做大事了。

其次，香港应该向全球说好中国司法改革的故事。我个人参与中国法律改革已经有30年了，早期致力于推动中国仲裁、法律全球英文化，1994年就与两岸法律学者共同编写了有关书籍。我一直主张我们要用中文讲普通法，普通法除了在香港以外，还要介绍给内地的法律界和司法界。普通法是和西方沟通的重要法律桥梁，也是香港的优势，过去十几年我们也一直在推动中国司法界与西方在国际法、普通法方面的沟通。同时，我们也用英文去讲中国法律，因为全球有约14亿人用英文，也有14亿人用中文，中国实行成文法体系，我们必须要更加有信心。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司法已经追上来了，特别是在科技方面，比如我们可以直播法庭审讯。这些都需要让西方知道，不单是让他们来到北京访问最高人民法院时才知道，而是要懂得如何用软性的方法包括教学、基层、法院交流等。事实上，欧洲也是用成文法，这方面我们可以分享经验。

我认为，内地在法律方面推广的很好，有很多的电视机、法律方面的节目，但这个仅局限在内地，我们现在必须要向外推广，而香港恰好有与外国专家、人民打交道的丰富经验。西方总是说我们国家没有法治，这个太不公道了，我们应该去说好中国的司法和法律改革故事。香港是国家司法改革的中心，我们对此也有著较多的贡献，我们有责任让世界感知到我们可爱的中国、自信的中国、法治的中国。因此，今年我也将会在提案中就如何在全球格局下说好中国司法改革故事提出具体建议。

国际调解院可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新平台 

在香港筹备应感到骄傲

记者：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将设于香港，并且将在今年开展和组织相关工作。您如何看待这项工作为香港带来的重要机遇？您认为，最终国际调解院在香港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梁美芬：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选址在香港，香港能够有此殊荣，协助成立国际调解院，实乃中央对香港特区充分肯定，是给香港最高的荣誉。这类似于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WTO总部坐落于海牙。国际调解院所鼓励的调解，是指在不公开、良好的气氛下，由一名公正和受过训练的第三方，即调解员，协助各方当事人，不用对簿公堂，双方的名望也不会受损。这在国际间也一样，平时大家公开坐在谈判桌上谈论问题，最后可能会因为选举等因素考虑而谈不拢，而国际调解院则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我们也觉得应该有自己发起的，以和平方式去解决国际间就条约引起的争端的组织，这也是除了诉诸国际法庭外解决国际争议的一个更为和平的选择。

简单来说，就是本来两个国家都想友好解决纷争，比如中国和印度实际上不想产生很大的争议，如果一定要公开处理争端可能效果并不好，但在调解的机制下，大家可以保留国家的体面，更好地进行谈判。这就需要国际级的平台和有崇高地位的调解员进行裁决，比如来自尼泊尔、曼加拉、非洲等大家都认可的一批专家组成组织来调解。WTO以前是在国际经济法领域有崇高声望的组织，但是美国自特朗普政府开始推动逆全球化，WTO的地位一再受到挑战，很多条约的规矩也被打破，我们希望维护国际秩序，这就需要组织有国际威望的团队。比如，最近我们国家就有两个法官能够去联合国担任法官。因此，国际调解院是一个非常崇高、有威望和国际影响力的机构，能够对国际间的争议解决发挥很大的作用。

至于国际调解院最终在香港落地的可能性，我认为机会应该是很大的。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选址在香港，本身主要是因为国家考虑到香港成熟的法律体系，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与西方丰富的打交道经验等。因此，我相信国际调解院最后应该会落地香港。香港立法会目前已经通过了相关法例，授权特首及特区政府去组织国际调解院的筹备工作。

记者：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国安法第十四条和第四十七条作出了释法。您如何看待全国人大释法对香港法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梁美芬：我认为，此次释法充分反应了中央对香港无限的信任和尊重，也可以看出中央对现任特首非常信任。“一国两制”的高度自治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一直在说香港能够得到中央越多的信任，香港的发展空间就会越大。这次释法的最大信号就是，中央相信特首的领导，尤其是在保护国家安全方面绝对信任特首。

香港应做更大贡献 

帮助大湾区引入国际企业

记者：过去三年，大湾区发展建设受到疫情影响有所停滞。随著两地通关日渐复常，香港在帮助大湾区走向国际化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梁美芬：发展一个国际化的大湾区是我们的目标，香港对大湾区也是很有经验的。香港的商人从80年代开始遍布大湾区，而外国大企业除了深圳以外，在其他城市比较少。因此，也希望香港能够作为龙头带动整个大湾区的发展，而大湾区也可以成为香港10倍的市场，这个市场也是外国企业非常看重的。我们经常同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特别是新加坡，谈到我们之间不单是竞争关系，实际上也可以是双赢关系。为什么呢？香港以前在美国、欧洲的生意很多，在东南亚还相对小一点；而新加坡在东南亚根基很深，它的贸易国家组成包括马来西亚、印度等。但是它门在大湾区没有根基，必须依靠香港。大湾区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特色定位，连最远的肇庆市都有其角色。因此，我们应该吸引国际龙头企业，不仅让他们在香港成立总部，还要和这些国际企业手牵手一起到大湾区发展，把制造业、高端产业等好的龙头项目落地到大湾区每个城市。

国际企业在寻找市场，同时内地也希望引进更多的国际资金、技术和人才，国际龙头企业的进入也将让整个大湾区都受惠。在这方面上，香港有真正的软实力，可以发挥很大的优势作用：一是由于语言等方面的优势，外国企业和香港做生意和代理的专业人士比较容易沟通合作，可以帮助他们进入内地发展；二是国家对香港企业很信任，内地企业也比较容易和我们合作。如果外国企业自己到内地，可能会拿不到项目，因为他可能看不明白人家的想法，也不了解有关情况。因此，我建议由香港出发。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希望一些国际龙头企业到香港设立总部的做法是正确的，但我还看到更远的一步，在香港设总部只是其中一步，主要目标还是要带外国企业到大湾区发展。假如只靠香港自己，对大湾区还是不具足够吸引力的，但如果有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大湾区也会欢迎我们。

对于香港而言，我们的视野不单单只是继续生存。因为香港一定会好的，这一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毕竟香港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支援和人才，而且国家还这么大力地支持我们。但我认为，香港应该做更大的贡献，并且有更大的发展。这样，我们的人才才会更加国际化，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到国际企业工作，可以走出去，也可以走进来。这样就可以把人才、资源、产品都带动起来。

香港可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挥软实力作用

记者：我们看到，新一届特区政府特别成立了“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并且由特首亲自担任组长，如今两地也已恢复通关，您认为应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推动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梁美芬：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有很多方面。一是在金融方面，香港是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必须要把这个做好。二是在电子货币方面，香港应该在法律制度各方面配合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可以配合国家发展大局需要，在虚拟货币方面先做试点。三是在航运方面，希望国家能够帮助带动香港的发展。香港虽然有维多利亚港，但我们在智能化方面还没有发挥最大作用，而上海、青岛、福建厦门等都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也希望能够借鉴国家的发展经验，推动香港的发展。

记者：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您认为，香港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可以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

梁美芬：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从软和硬两个方面来著手，目前硬件方面国家已经做得很好。在软件方面尤其是文化素养方面，我们确实需要有民族复兴的胸怀。我认为，在软件方面重点是现代化内涵，要保留住中国人优良的传统文化，同时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香港是一个中西汇合的文化中心，我们应该向世界传播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实际上，外国也有很多人是中国迷，他们有时候也觉得西方文化有些部分太过。我们既懂得欣赏西方的文化，但也不会盲目地跟著他们走的完全趋同。

要受惠于RCEP机遇 

香港法律人才应做好准备

记者：上个月，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透露，香港有望获批成为RCEP的首个加盟新成员，最快将于今年年中实现。您认为加入RCEP可以为香港带来哪些重要机遇？香港在提供法律专业服务方面有哪些独特优势？

梁美芬：我认为，不单单是给香港带来很大的机遇，也会给国家带来很大的机遇。实际上，香港法律人才真的很多。但要在未来把握抓住这样的机遇，香港的法律人才必须预先准备好。一是要熟悉西方的法律制度，香港要受惠于加入RCEP，法律、保险等各方面软性服务人才都应该做好准备，尤其是法律人才既要懂内地的成文法，也要懂普通法和国际法，否则就难以抓住宝贵的机遇。举个简单的例子，要谈成生意合作，律师之间首先要能沟通，如果无法沟通的话，就难以产生信心。未来香港也会和内地律师一起并肩合作接大生意，因此一定要既懂得我方，也懂得你方，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行政立法关系改善有助香港做实事 

香港“及兴”需要更宽的视野

记者：当前，香港正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您从2008年开始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也见证了香港立法会“由乱到治”的过程。能否请您谈谈过去一年作为香港立法会议员履职的体会和感受？您认为，要实现香港的由治及兴，新一届特区政府在治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努力去突破？您对此有何建议？

梁美芬：这一年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表现确实令我非常满意。一开始还想著先等一等、看一看，现在看来真的是稳扎稳打、稳中求进。这一点真的要赞一赞特首李家超，他非常能够团结人，也能够带领香港从危机中走出来向前。对过去一年的立法会工作，我有两点深刻的感受：

一是行政立法关系有明显的改善。立法会最大的变化是从过去的对立性、斗争性的文化变成了真正做事的文化。当政府推出一个很好政策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很开心，同时也有责任就有漏洞进行提点、监督和补漏；同时，我们提出推动一个政策建议时，政府真的会认真研究参考，并且如果可行就会接纳推动。行政和立法之间有沟通，而不是在作秀。因此，不同于以前的对立性政治，今天，行政立法并并肩作战的关系，实在多了很多的时间能做事。

二是感受到了共同的责任。大家都感受到是行政立法都是香港治理团队的组成部分，都是同一条船上的。特首李家超经常和我们说，我们是同一个团队。因此，虽然岗位不同，但我们也需要各司其职，共同把香港治理好。尤其是国家已经帮助清除了政治障碍，作为立法会议员就更加有责任做好。虽然是行政主导，立法会亦有责任。

记者：立法会前厅会议也是这一届特区政府才推出的，您参加后感受如何？

梁美芬：我觉得都很有诚意。当然，因为大家的经验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懂。所以，有时候议员能看到的问题，特区政府官员不一定能看到。作为治理团队的一部分，同在一条船上，香港如果搞不好，政府及立法会均有责任。因此，我们议员也很积极考虑如何可以帮到政府及配合政府依法施政，如果政府推出的政策没有考虑到受众，我们就责任提醒他们，这个非常重要。

我认为，目前行政立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关系，同时大家也都愿意积极提建议了。可以说，已经恢复了法治社会和行政主导，现在已经真正做到了“治”，至于要“及兴”就不简单了。要走到“兴”这一步，就要更宽的视野，利用国家的大市场一起走出去，世界也需要带他们进入中国市场。“兴”是真的兴旺，不祇是生存，包括年轻人也要“兴”，有好的发展。我们90位议员都有不同的专长，如果大家能够把各自的专长都贡献出来，就会产生很好的“交响”作用。我非常同意郑雁雄主任说的，只要路走对了，香港肯定好！

要吸引人才就要大步走 

不应拘泥于小节

记者：新一届特区政府去年为了吸引留住外来人才，推出了“外来人才置业退税”政策。这是特区政府在人才政策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有声音认为如果能够更“接地气”会更好，因为对于许多工作没几年的青年人才要一次性拿出三四百万交付首付和印花税不太现实，您认为下一步还可以如何来完善此项政策？是否有可能从“先征后免”进一步调整为“先免后征”？

梁美芬：要吸引人才，就要大步走，不应该计较这些小的问题。实际上，好的人才，只要是我们想留下的人才，就不用他们先缴这个税。如果他到时候不留在香港，再补缴即可。因为，置业对人才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必须更加方便他们置业，让他们愿意留在香港。因此，我认为，要真心留住人才的话，就不应该拘于小节，而是要有做大事的格局。年轻人确实都比较困难，一下子让年轻人缴几百万的印花税不现实，真的没必要让年轻人一开始就缴这额外30%得印花税，因为不管怎么样，在香港买了房子，这个房子也是走不掉的。有房子押在香港，还怕什么呢？如果真的要离开香港或是卖房子，再追缴都能追的。所以，我觉得，是有条件可以把“先征后免”调整为“先免后征”的。但我明白，香港特区政府的苦衷，房屋税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可以从长计议。大家再慢慢谈，日后可能会有转机。

来源：中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