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黎光

“中国乐派”自2015年我出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之初提出以来，历经萌芽与建设，如今已走过七个年头。一方面，中国乐派国家社科艺术学重大课题进入结项，另一方面，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的全部教材即将出版。无论从目标、方向、进程的确定与推动来看，还是从课纲、课标、教材等各个方面的撰写与建设而论，2022年已呈现出阶段性成果。

一所大学，要有近期、中期、长期的建设目标，中国音乐学院以“承国学、扬国韵、育国器、强国音”为办学理念，以“中国乐派”为办学定位，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办学类型，以世界一流大学为办学目标，历经“十三五”期间的努力奋斗，初步完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基础建设。从倡导中国乐派到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设置，再到中国音乐教学法建设的启动，推进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越来越清晰。

一是中国乐派的历史承当。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种类繁多、形式各异、风格不一的音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承载著中华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核和气质。我们以“中国乐派”的名义，对这些给予理论性的统称概括，使大家可以感知其体裁形式、丰富内涵、历史积淀和风格特色等，其目的在于让大家有一个抓手，通过音乐教材、音乐作品、音乐表演、音乐研究等具象事物把握中华文化汇集在一个音乐话语体系或音乐学术共同体中进行交流对话。这就是建设“中国乐派”的意义所在。

在提倡“中国乐派”建设之初，我便提出了“大国崛起需要中国音乐重塑自信，中华文化需要中国音乐奋发有为，美育教育需要中国音乐有所担当”的理念。这个理念的指向，有著深层的历史根源和现实依据：其一，中华民族虽然拥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创造了光彩夺目的音乐文化，但是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年殖民的屈辱历史；其二，一个现实问题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音乐，其发展还远远没有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与大国崛起的实力和形像还完全不匹配。 “中国乐派”是需要通过音乐创作、表演、教育、研究和传播等来实现的。顺应历史发展线索来看：从具有教化性的古代封建王朝的礼仪用乐，到具有“挣扎式音乐启蒙”性的近代鸦片战争以来民间掀起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创作的学堂乐歌，再到中国共产党时期的革命歌曲、新歌剧，最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百花齐放式的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等。这些不同时期的音乐，都是“中国乐派”建设的历史养料，他们具有“继承性”“中国性”，但因不具有“普世性”“世界性”而无法走向世界为人们所接受。以贝多芬为例，贝多芬已然不是只属于德国的贝多芬，而是属于全世界的贝多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贝多芬的作品，首先是具有“继承性”和“德国性”，同时它也具有“普世性”和“世界性”，它能够满足人类审美情趣共享和喜怒哀乐同感，所以最终走向世界。对“中国乐派”而言，即要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深厚的文化土壤，还要充分提炼和继承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并给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新时代发展，最终在包罗多元性的文化格局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世情怀，展示独特的中国音乐发展成就和文明成果。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建设，以教材切入，为创作出满足人类审美情趣共享和喜怒哀乐同感的音乐作品提供教育支撑，肩负起中国乐派走向世界的使命。

二是中国教学法的亟待创立。

教学相长指教与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多表示师生双方都可以得到提高。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的过程中，同样是教学相长的道理，没有谁绝对优势于谁，正可谓文明有先后，文化无高低。学习、借鉴西方的优秀文化是好事，但盲目崇拜甚至是照搬西方就非常不可取。

在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编撰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反思了音乐教学法的建设问题。中国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是教条主义，引进、吸收国外教育思潮，尤以奥尔夫音乐教学法、柯达伊音乐教学法、达尔克罗兹三大音乐教学法为代表；另一方面是拿来主义，以欧洲音乐学为主要，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学模式为主流。品读鲁迅《拿来主义》杂文中对全盘否定的“左”倾错误，拜倒在洋人脚下主张全盘吸收的右倾错误等段落，其登峰造极的语言艺术好似对我们高等音乐学府全面复制西方音乐理论与技术有著对号入座的讽刺。东施效颦式的效仿先进文化而没有吸取精髓为我所用，最终很难形成中华文化特色的先进中国教育，全面复制的结果必将会产生水土不服，其充分体现在学界研究较为深入，但没有真正落实到探索和建设基础教育教学法的实践中。

从教多年，三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一是柯达伊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作为匈牙利作曲家，他曾说：“我的教学法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受到教育的人们，充分了解什么是匈牙利文化。”柯达伊的一本书，文明了世界，他的传教方式，将匈牙利的印记深深烙印在千万人的心中。二是我们教师志得意满的教育情愫。曾有一位教师自豪地跟我说：“我从教三十多年，研究奥尔夫、柯达伊、达尔克罗兹三大教学法三十多年，育人无数，成果众多。”坦率地讲，我对这位教师的敬业精神和辛勤付出充满敬意。在此之余，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毕生研究和传播西方教学法的中国教师们，谁又想过要建设中国的音乐教学法？何时也能横空出世一批教师对世人说，“我创立并执教几十年的中国音乐教学法，育人无数，成果众多！”如果继续固执效仿西方教育、自觉放弃本土文化，实现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将在音乐艺术领域成为空话。三是挥之不去的“洋货”记忆。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会铭记，“洋火”“洋蜡”“洋伞”“洋布”“洋车”“洋枪”“洋砲”等这些标记著“洋”的一切一切，充实著那个时期的生活……火，中国上古燧人氏发明，我们祖先用超凡的智慧点燃了人类文明的光明，可是到了17世纪，硫磺与涂磷摩擦起火的革新技术被法国化学家波义尔掌握，1865年天津海关报告显示，火柴由外国输入中国，世人称“洋火”。由此我想到中国音乐音乐先人朱载堉，公元1584年，朱载堉撰写了《乐律全书》，这部涉及古代计量科学、数学、物理学的音乐声学，覆盖了中国乐律学史。英国学者李约瑟称：“朱载堉是世界上第一个平均律数字的创始人，比欧洲人早了数十年。”17世纪后，《乐律全书》被传教士通过丝绸之路带到了西方，从此杳无音讯，现如今，学子们都在弹奏巴赫《十二平均律》……“四大发明”与《乐律全书》都领先于世界，收获成果的时候我们又都落后于世界，“洋货”给予中国人的文化教训以及“洋教育”带来的文化警示值得深思！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早已是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巨人，“洋货”一去不复返，“洋教育”的问题何时得以解决？这几件事压在心头很久，逐渐转化为鞭策，最终成为我推进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建设的决心……

我一直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身份的富贵，是思想的丰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极为重要，对于音乐艺术的从业者和学子们来说，没有夯实和树立“音乐观”的人，很难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之建树。皮不存而毛焉附，无论是教授音乐还是学习音乐，首先要学懂音乐的本质，悟透音乐的功能。面对当前中国音乐教学法建设的历史时刻，我们该有“别了司徒雷登”的魄力与勇气！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其中形像地分析“司徒雷登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以及生动比喻外来文化诱惑“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深刻寓意，不仅仅表达了“中国人的事由中国自己做”的强大自信，更是极大地鼓舞了亿万中华儿女建设新中国的信心。中国乐派不是政治命题，但有意识形态；中国乐派不是哲学命题，但有心灵启迪；中国乐派是文化命题，一定要有文明成果。中国的高等音乐学府要有“别了，柯达伊”、“别了，奥尔夫”、“别了，达尔克罗斯”的自我创新。 “别了”这两个字有些刺眼，不是盲目否定，希望能刺痛、刺醒音乐教育麻木不仁的民胞物与，携手推进教学法建设，终极目的就是使我们儿时沁入脑海中的“宫商角征羽”，体味在成年，归属在中华。

三是课程体系的定标立规。

中国乐派意在探寻中华文明之渊、中国音乐之根基，而建设中国乐派所锁定的跨文化对标，正是欧洲音乐文明的集大成者——维也纳古典乐派。维也纳古典乐派以音乐艺术的独特魅力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程，其辉煌成就可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工业革命”。而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我们应以心赏音乐艺术的品味、创作音乐经典的品质、传承音乐文化的品行，树立起鲜明的中国乐派旗帜。

中国乐派最终以中国音乐作品为体现，但不能忽视音乐教育的世代传承。中国乐派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破除我们长期以来对西方教学体系的过度依赖、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音乐教育体系。1949年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由于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没有形成中国的教育体系而不得不复制俄罗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教学理念，建院初的中央戏剧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以及北京电影学院等院校虽然深受其影响，但也必须看到，在吸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教学精华的基础上，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始终没有放弃探索和建设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教育体系。西方音乐自维也纳古典乐派所确立的奏鸣曲式作为创作及审美标准，其意义和价值无需赘言，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设置就是从教育教学的讲台到音乐创作及表演的舞台过程教育方法的探寻。“8”指中国乐派8门核心的专业基础课，具体包括《音乐理论基础》、《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民歌与戏曲》、《中国音乐史》、《世界音乐史》等课程群；“1”指包括专业主课和专业实践课，如：小提琴、钢琴、声乐、国乐、作曲、音乐学等，“思政”指国家规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类课程，“X”指全面人文素养课程；“8+1”注重音乐素养的积累，“思政+X”则夯实新时期大学的基础素质；“为乐与为人”两个维度，相互支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具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华文化底蕴、全球文化视野，构建新时代独立设置音乐院校本科学生培养模式。

“8+1”不是改革，是创新；不是标新立异，是顺应规律。我曾把“8+1”和“1”的教学成果比喻成我们哺育了一对双胞胎，一个只接受“1”的教育，另一个是接受“8+1”的教育，其结果是两个孩子虽然都能顺利完成大学本科学业，一对基因相同的孩子由于教育方法谬以千里，其成就的高度也会云泥之别。 “8+1”不仅仅解决了音乐素质全面培育的问题，还在“四大件”谱例中融入了35%左右的表演专业的课程曲目，如：一个小提琴专业的学生在上曲式课的时候，曲式教师讲授的正是小提琴专业学习的曲目，这不仅使该学生学习到专业老师讲不到的内容，而且，曲式课程的专业讲授要远远高于现有艺术指导只停留在伴奏合练的教学层次，学生也会因有收获而提高学习积极性。首先，在原“四大件”的教学排序先曲式后复调的课程设置上改为先《复调》后《曲式》《配器》的科学调整，目的是在完成《音乐基础理论》、《和声》与《复调》的学习后，循序渐进地进入《曲式》课程，使得学习《曲式》分析时不会出现因为没有学习《复调》技术而无法分析作品中对位写作的现象。其次，传统音乐的继承与发展，沁入了几代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心血，传统音乐的《民歌》、《戏曲》、《器乐》、《说唱》也有戏称“四大件”的说法，如何去伪存真、与时俱进，是我们新时代教育教学思考传统音乐发展的重大课题。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高宗弘历祝寿徵调以著名戏曲艺人高朗亭为台柱的“三庆”徽班入京，距今已232年，京剧艺术在史称“徽班进京”的推动下曾是何等的辉煌！如今看来是发展了还是停滞不前了呢？目前，高等艺术学府的戏曲院校还没有建立起戏曲乐谱教学的教育体系，依然延续著口口相传的门第流派模式，中国戏曲如何唤起当代青年人审美觉悟已不是文化传承的问题，而是文化传承中寻找符合科学发展的教育规律问题。8门课程之一的《民歌与戏曲》是传统音乐“四大件”的整合，中国的民歌、戏曲可谓是千歌万曲唱不尽，特色各异吟不绝，陈旧填鸭式的灌输，学生们不仅不喜欢甚至痛恨。如此这般，必须抓住问题导向，合理区分本科与研究生的不同层次，本科教学的重点在兴趣调动与教师领进门的基础知识上，研究生教学的核心在艺术志向与导师深透引领的学术论证上。再其次，《中国音乐史》和《欧洲音乐史》及《西方音乐史》的史学定位问题得以解决。在七十年的艺术教育教材编撰过程中，《中国音乐史》的文本语境一直是在“概论式”与“名词式”之间探索，对于音乐史来说，任意创新是要冒风险的，历史的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其纪实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是要适应从远古到现代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和审美情趣变化的。作为主编，我倾向于“故事性”的观点，坚持音乐史的学习效果必须达到使任何时期的学者都能从开卷有益的读不舍手到掩卷深思的沦肌浃髓。将《欧洲音乐史》及《西方音乐史》改为《世界音乐史》的突破，表面看是名称的变化，实际是解决了教材撰写和学者只研究欧洲史，无人问津和潜心研究亚太地区音乐史的问题。中国的音乐史教育，一直将“西方音乐史”当作“世界音乐史”，这不仅是教育理念的错误，更是没有历史格局的表现。《中国音乐史》之外是《世界音乐史》，《世界音乐史》之中包含中国音乐篇章，非如此不能称其为教材。

“1”是音乐专业主课，其中作曲、指挥、音乐学、声乐为五年制，小提琴等管弦乐、二胡等国乐、艺术管理、音乐教育为四年制。五年有五年的标准，四年有四年的准则，一年级到毕业年级从低到高的递进式教授，每一个年级有每一个年级不同的考试规范，这本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在音乐院校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尤其是表演类专业课，没有健全年级的阶梯式教学法规。存在五年级的声乐学生没有解决好一、二年级就应该解决的呼吸问题，凸显四年器乐专业的练习曲、室内乐、乐队合奏、协奏曲等没有规范应该在哪个学期考核的问题……曾有人用“二胡专业从附中、大学本科、研究生一口气拉了十几年《二泉映月》”的戏言来讽刺我们的教学示范之混乱。常常听到教师在训导学生：“你弹的是贝多芬吗？”请问，现实中哪位教师与贝多芬同时代？教师脑海里的贝多芬标准大概就是靠一代又一代的传教继承而来，准确的说，更多的是在继承基础上受教者个人的主观拓展。那么问题来了，每个教师的教育背景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学派风格不同、修养高低不同，你训导学生“你是不是贝多芬”的同时，教师就是原汁原味的贝多芬吗？孤弦哀歌很难有教无类。 “艺术不是1+1=2的呆板”指的是艺术家诠释音乐作品时的独特透视，少数天才、奇才的培养模式可另辟途径，大学本科的基础教学不能是教师随意的即席抒发，必须是由低年级到高年级教学标准的理性圭表。

综上所述的三个方面，所言涉及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整体也不过是铢两分寸，如获成果过也属尺寸之功。中国乐派“8+1、思政+X”教材从出版之日起就已明确地提出逐步修改和日益完善的建设思想，因为，中国音乐学院这些年来的发展过程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形成路途遥远，还需要中国的音乐学院以及几代有志之士的不懈努力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中国乐派不是谁提出就属于谁，也不能独立于某一所大学，甚至不能专属一个国家，中国乐派应该像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西方文明那样，成为东方文明的音乐象征。

（作者系全球音乐教育联盟主席、著名作曲家，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