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的一个周末，一个抗日史迹实地考察小组行走在香港的西贡与北区一带。领头的老教授白发苍苍，身背相机，脚蹬旅游鞋，走走拍拍，不时停下来讲解。 20多名中学历史老师紧随其后，聚精会神地听讲和记录。

这位老教授就是推动和参与香港地方志编修工程的香港史专家刘蜀永，现任香港岭南大学高级研究员、香港地方志中心事务顾问。

近日，他举办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历史贡献”讲座，线上线下一百多位中学教师听课。 “研究历史不是埋头故纸堆，要走出象牙塔，用正确的历史观影响民众，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历史学者的社会责任。”刘蜀永说，香港的历史教育正当其时。

修志——续写香港历史记忆

刘蜀永从事香港历史研究已整整40年。 1982年，刘蜀永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此时正逢中英谈判开始，香港史课题组应运而生，刘蜀永的研究方向由此转为香港史。

香港在明清时期隶属广州府新安县，英国占领香港后，没有进行任何修志工作。国有史，地方有志。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岂能缺失？

从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开始，刘蜀永怀著历史学者的责任感积极呼吁修志。 2005年，已退休的刘蜀永应岭南大学之邀来港研究香港史，并成为推动地方志编修的领军人物之一。

香港修志采用“政府支持、社会参与、学者主修”的模式。由于早期社会共识不足，加之需要自负盈亏，当时香港修志之路困难重重。

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团结香港基金2019年成立了香港地方志中心，全面启动修志工作。经过刘蜀永和团队的不懈努力，2020年底，被誉为“具有崇高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的《香港志》首册正式面世，续写香港的历史记忆。

刘蜀永抚摸著《香港志》蓝色的封面，感慨万千。他呼吁推动香港修志20余载，做了大量细致扎实的研究，并参与首册总述部分的起草、修改和大事记的审稿，曾经累到病倒。

如今夙愿达成，他心里满是喜悦。 “修地方志让我们知道香港是怎么来的，香港人是怎么来的，香港与国家的关系如何密切。”他说。除了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刘蜀永在《香港志》总述部分提出香港也是南北文化交流中心，强化了香港与国家的关联。

寻根——编撰香港第一本村志

40年的香港史研究，前23年在北京，后17年在香港。这样独特的经历让刘蜀永在历史研究上兼具宏观视野和地方视角。

“内地学者较多依据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历史视野开阔，站位高；香港学者注重个案研究，更深入细致。”刘蜀永说。他与两位本地历史学者刘智鹏、丁新豹组成香港史学界“二刘一丁”团队，取长补短，推动香港史志研究更上一层楼，也促进香港与内地史学交流更密切。

到了香港，实地考察机会多，可以更深入了解香港社会。 “在历史事件发生地进行调查研究，可以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甚至可以纠错。”刘蜀永说。

他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不顾年迈奔走在香港的城市乡村，做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寻找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并全力守护，先后对中英街、达德学院、日军在港战争罪行等进行专题调研。

刘蜀永以一个客家村庄为试点编修的《莲麻坑村志》，不但成为香港第一本村志，还被列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中国名村志系列。

“这个客家村很有特点，位于深港边境，与内地关系密切，历史内涵丰富，出了不少爱国的仁人志士。”刘蜀永说，他和团队走村串户访问村民，“通过族谱和口述历史，追溯村内各家族的历史”。

刘蜀永支持香港有条件的地方修志。他说，不要小看一个村志，通过追溯历史文化根脉，许多人了解到自己宗族的根在祖国内地，感情上会更加亲近。 “这是寻根之旅。”刘蜀永说。

育人——推动抗战纪念馆成立

今年9月，香港首个抗战纪念馆——沙头角抗战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开放。 “展览内容和版面设计都是我把关的。”刘蜀永很自豪。

近几年，他和团队对港九大队进行专题研究，联合香港广州社团总会、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等团体，研究历史文献，寻找抗战遗址，并共同提议成立抗战纪念馆。

为寻找港九大队当年的军需品仓库，刘蜀永一行人行走在新界的荒山野岭，最终在西贡区一带找到了两处岩洞仓库。当时山上长满野树杂草，完全没有路。得知他们要去寻找遗址，当地村民自发前来用砍刀“劈”出一条路。

香港人素有爱国传统，比如新界抗英、港九大队抗日等，近代以来留下了不少历史遗址。刘蜀永认为，这些珍贵遗址亟待保护和开发利用。香港年轻一代可以从认识自己的生活环境开始，了解与内地的紧密联系。

为此，他和同道共同提出建立沙头角、西贡和大屿山三条抗战文物径的构想。

“这几条线路自然风光美，在关键节点设碑介绍，能集历史回忆与自然保护为一体，让人们在登山健行中回望历史。”刘蜀永说，香港人喜欢行山，在大自然中接受历史教育，效果更佳。

与香港结缘40年，香港已成为刘蜀永不能割舍的牵挂。虽已杖朝之年，他的日程表总安排得满满当当。 “总有一种使命感、紧迫感，想多做一些，回报国家，回报香港。”刘蜀永说。

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