嫌疑人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但成功说服高等法院允许他由英国御用大律师Tim Owen KC 代表。政府向上诉庭上诉失败，再向终审法院上诉也失败。现在受到关注的是，是否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用“补救”解释来处理问题。这个问题的症结源于《法律执业者条例》第 27（4） 条容许香港法院接纳有经验的海外大律师，在复杂案件中出庭代表客户出庭，并帮助法院导读相关的海外判例，令香港的判决将与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最高质量判决保持一致。

这个制度一直运作良好，但现在所衍生的结果在政治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它这项罪行的立法原意是惩罚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人，但讽刺地法律又允许他雇用外国大律师去打官司，这样的法律是否违背了国安法的立法原意？而这个问题，源于2020年制定港区国安法时，起草人或许没有注意到《法律执业者条例》第27（4）条的存在，以及黎智英等的嫌疑人会这样利用它。更何况，1990年出台的基本法的草委们在审议第35条允许香港居民享有选择律师权时，无法考虑到这种情况。

法律到底如何处理这种漏洞？在普通法中，法院可以采用“补救解释”来“读入”能够正确反映立法意图的立法用语，以补救起草中的漏洞。 “读入”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原则，通常用于填补被疏忽而省略的成文法条文，法院为法律条文添加足够的字词来反映立法的真实意图。（详见Schachter v Canada案（1992 年））。

遗漏读入原则在 Jones v Wrotham Park Estates （1980） 一案中成形，并在 Inco Europe v First Choice Distribution （2000） 一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如果法院对以下的三件事充分肯定，则允许“遗漏读入” - （1） 有关法律的预期目的；（2） 起草时无意中忽略而未能实现该目的； （3） 假设议会发现遗漏而填补的实质内容，尽管不一定使用相同措辞。

在 R v Humber Bridge Board （2004） 一案中，Humber Bridge Board 根据1971年的 Humber Bridge 法案授权管理通行费，对车辆类别收取不同的费用。收取通行费必须由英国交通部长授权，用法定命令形式发布。大型巴士包含在1979-80年和1989年的法定命令中，但1997年的法定命令中就把它遗漏了。证据显示，交通部长其实接受了交通督察的报告，该报告建议对大型巴士征收 9。20 英镑的通行费。英国上诉庭裁定，1997 年的法定命令遗漏了大型巴士实属荒谬；交通督察报告是把大型公共巴士包括在内的有力证据；1997 年的法定命令应被读入为包括大型巴士的通行费。

香港终审法院HKSAR v Lam Kwong Wai （2006） 一案中，梅司贤勋爵呼应“遗漏读入”原则：

“……当然，法院可以将文字读入到法律条文中，但法院不能随便这样做，除非这样做能实现或体现正确的立法原意。再者，法院不能做的是将文字读入法律条文，以产生与适当确定的立法意图不符的结果。”

随后，香港高等法院在 Yeung Chu Wing v SJ （2019） 一案中又称：“现在已经确定，法院具有权力去采用补救解释，以使法定条文符合基本法或 人权法 的规定。……法院在采用补救性解释时，可能会使用众所周知的分割、读入、读紧和删除的技巧。”

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要读入基本法第 35条，限制国家安全犯罪嫌疑人选择律师的权利仅限于本地律师，这完全与英美法域的补救性宪法解释中的遗漏读入原则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在普通法域出现类似的法律问题，普通法法院很可能会运用“遗漏读入”的解释原则来解决。所以全国人大常委会若果为此事释法，亦是符合国际宪法解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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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香港执业大律师，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 香港特区选举委员会（法律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