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志斌

香港各界近日就高等法院批准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为其辩护而提出质疑，律政司亦提出上诉。11月9日，上诉庭驳回上诉申请；21日律政司向上诉庭申请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被拒后，22日，律政司直接向终院提出上诉许可申请，该案件上周四开庭。由终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和霍兆刚处理。案件昨日颁下书面判词，终院拒绝律政司的上诉申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向中央政府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作出释法。

被告聘请外籍律师替其进行辩护在香港并不稀奇，但“黎智英案”为何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对声音？这根本涉及到的是如何捍卫香港法律的尊严、底线和原则的问题。

首先，黎智英何许人也？作为反中乱港头目，黎智英的背后牵扯是一个庞大的海外反华网络和黑暴资金的运输管道，前一阵子窜台的佩洛西也曾是其“座上客”。作为涉嫌勾结外部势力的国安犯罪重犯，黎智英涉嫌干犯的罪行是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而他“舍近求远”聘请的洋律师，这不仅明显存在著利益和角色冲突，还暴露其痴心妄想，即指望外部势力来“救场”。

香港国安法其中一个立法目的，就是要防止反中乱港分子与外部势力内外勾结，若是任凭黎智英“调兵遣将”，让洋律师“唱大戏”，恐怕是与国安法的立法原意背道而驰。故此，在聘请洋律师为黎智英辩护方面，首先是常理方面的“不能”。

其次，聘请洋律师来辩护国安案件，这根本不符合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要义。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特区的宪制责任，为特区重中之重的任务，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进入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如今的社会和谐稳定局面来之不易，国安之工作，轻视不得。

聘请洋律师参与国安案件，在现实层面操作有极大的风险。第一，香港国安法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全国性法律，属大陆法系，以中文写成，以中文为准，外国律师既不熟悉中文，更不熟悉内地法制（英国属于海洋法系），不仅对审讯裨益不大，甚至可能会有所偏颇和理解的误差。

第二，无论是香港法律界还是司法机构，都对Tim Owen的底细不清楚，这极有可能造成另一种国安的威胁。正如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执业大律师马恩国指出，“纵容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状或有可能导致国家机密泄露，此非终审法院所能弥补。”

第三，全世界关于国家安全的案件审理来看，鲜有自己国家的国安案件让另一国家的辩护律师参与其中。故此，此举还存在法理方面上的“不行”。

第四，黎智英的勾结外部势力的罪行罄竹难书，其案件具备移交内地受审的条件。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列明“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者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提出，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由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对本法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辖权：（一）案件涉及外国或者境外势力介入的复杂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管辖确有困难的；（二）出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无法有效执行本法的严重情况的；（三）出现国家安全面临重大现实威胁的情况的。”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也明确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决不能容许非香港执业的外国大律师为涉及勾结外国、境外势力等案件辩护。”这样看来，容许黎智英聘请洋律师辩护，在情在理在法都是“不妥”。

香港审判反中乱港分子，本来就是“打扫乾净屋子”的“自家事”，香港法律基础雄厚，人才济济，能为之做辩护的律师也是大有人在，何必舍近求远地重金聘请外国大状？有不少外媒借“黎智英聘请洋律师”一事大做文章，声称事件会成为香港法治和普通法系统的“试金石”，更是窥视香港司法独立与否的重要窗口，若最终拒绝黎智英的外国律师聘请，即可判断香港的司法体系已经崩溃，沦为了中央政府的附庸，云云。

然而，香港的司法独立是毋庸置疑的，法治环境亦是成熟且有序。虽然司法独立和法治环境有序会被别有用心之人拿来打“香港牌”，但事实上香港的法治环境没有变化也不会变化。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黎智英想借助外国大状来“翻身”，进而与西方势力做到“暗渡陈仓”，可惜也不过是献祭了自己最后一点“剩余价值”，为外部反华势力甘作“刀俎鱼肉”。

虽然终审法院拒绝了律政司的上诉申请，但不代表黎智英能借用洋律师替其翻身，因为打扫自己屋子的垃圾，还是得靠自己动手。

李家超昨日表示，将在向中央政府提交的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职责报告中，建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香港国安法第六十五条作出解释，根据国安法的立法原意和目的，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律师或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这一决定受到各界的坚定支持。

（作者系中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文章原载于大公报，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