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与过国庆70周年、建党百年和冬奥开幕式等活动，陈贵和在内地香港学生中的出镜率很高，是一位自然而然走进我们采访视野的港青代表。一方面，他俨然一位社会活动家，常常出现在共青团中央、香港中联办北京办事处、北京市侨办、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等机构组织的各大活动中，以北京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创会荣誉会长的身份发表演讲、接受访问。另一方面，他又十分客气礼貌，身边总是围绕著90后、00后的年轻学生。作为清华大学博士、首位进入北京市政府挂职的香港学生，陈贵和用他的青春在北京开辟了一片属于港青的天地。

文｜本刊记者 冯琳

辗转求学，两度入读北京清华园

记者：您的求学经历很丰富，从香港去台湾东吴大学读的本科，再到北京清华大学完成了硕士和博士研究，为什么一开始选择去台湾上大学，后面又来北京呢？

陈贵和：我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台湾人，我在香港出生。妈妈非常孝顺，我去台湾上大学可以方便和她一起照顾外公外婆。2006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被美国的高校和北京清华大学同时录取，但我选择了来北京。其实我外婆是北京人，外公是四川人，北京对我而言是一个既陌生又亲切的地方，而且我也觉得未来这边会有更多经济发展机遇，于是我就放弃了台湾的身份证申请来北京深造。

记者：从这样一个多元地域氛围中成长起来，您对于自身的文化认同是怎样的？

陈贵和：就是中国人嘛！我父亲的祖辈就在香港生活，是香港的原居民。我外公外婆实际上属于台湾的外省人，一直挂念著大陆，对中华民族有很强的认同感。当然人们有时也会具体说自己是北京人、重庆人，在香港就叫香港人。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对中华文化和历史的传承是一样的。

记者：有意思的是，您在北京清华大学读完法律硕士后，回到香港工作了四年，之后又重返清华攻读国际关系学博士，从2013年到今年毕业，您在清华读了九年的博士？

陈贵和：是的。其实来清华读研究生，初衷是想来内地看一看、体验一下。多观察多体验，眼界才会开阔。当时我对整个内地的情况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来北京上学就像一个神秘的箱子，是一段探索未知的旅程。来到北京之后，我才慢慢地打开这个神秘的箱子，适应内地的生活。

2009年硕士毕业时，北京的工资大概只有三千块人民币，相比之下香港的工资更高，而且我的根在香港，所以选择回家工作。我在香港一家公司担任业务拓展经理，为公司带来了利益，也赚到了我的“第一桶金”。与此同时，我突然反思，难道未来的生活目标就是赚钱吗？我是否应该站到更高的台阶上看更广阔的世界？钱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挣，而我更希望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实现人生价值，于是2013年我又回到了清华攻读博士。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生的四个阶段。我结合个人经历，对这四个阶段的理解是，在读书的时候明辨是非，懂得与人相处，懂得做人的道理，这是“修身”。毕业工作后，需要挣钱养家，这是“齐家”。我之前在香港做过区议员助理，这样的工作可以为社会服务，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治国”。关于“平天下”这个概念，在古代可能它还只是局限于中国的版图之内，我认为现在应该把它放入全球视野中，即如何代表自己的国家为全人类、全世界作贡献。我是一个感性且理想主义的人，所以博士期间选择就读国际关系方向，希望能从更大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令人振奋的是，清华大学国际化的平台的确可以为我提供很多参与重要国际会议的机会，也打开了放眼全球的格局。但具体到如何帮助我们国家甚至全世界，我依然在努力探索当中。

我很享受在清华求学的日子。其实工作之后再回到学校学习生活，会感到特别兴奋，因为这意味著我可以继续追求更多的知识，持续提升自我。求学期间我可以旁听不同学科的课，学习不同领域的知识，还能和身边更多有智慧、有能力的人成为同学，朝夕相伴，是一种非常融洽的氛围，我很珍惜留在清华的时光。未来我想继续留在北京，继续追逐我的理想。我的自身定位是40岁前全身心投入理想奋斗中，40岁以后也需要为现实努力，在家庭中寻找成就感。每个人的自我定位和未来规划都不一样，都在努力寻找其中的平衡点，从现实中追求理想，实现人生价值。

挂职北京市政府，对内地政府体系彻底改观

记者：在您身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符号——第一位走进北京市政府工作的香港学生。那是一次怎样的经历？

陈贵和：2017年经清华大学推荐，我有幸成为第一位走进北京市政府挂职的香港学生。当时我的职务是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研究室主任助理，具体工作内容包括撰写领导讲话稿、参与政府调研、处理文书等。

这份挂职工作让我感到很震撼，对于内地的公务员体系有了不同的认知。在这之前，我以为内地公务员的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在工作上是闭门造车的状态。但实地体验后，我发现政府所有的采购项目都是公开透明、接受市民监督，且每周的例会都会通过微博会议进行直播。在政府工作并不轻松，仅仅是挂职的我，也会因为加班而留在办公室睡觉。能者多劳，区长处理的公务比常人要多得多，但他依然能高效高质量地处理完成各类工作事务，能力之强令人敬佩。

此外，身边的同事们爱岗敬业，每天都处于“两点一线”简单的工作状态，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努力，为人民著想、为人民服务。我深受震撼，对内地的政府体系有了彻底的改观，也纠正了此前模糊的错误认知。他们的行为时刻激励著我要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地把当下的工作做到最好。

记者：但这并不是您第一次在内地政府挂职，之前在新疆就有过类似经历，还会感到震撼？

陈贵和：是的。2013年，我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头屯河区侨办进行为期两个月的社会实践，主要是负责做会议记录。此行让我对内地政府的体系运行和管理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北京政府挂职的经历，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深入参与到西城区的实务管理工作中。

西城区挂职期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民意调研中，我代表政府一方到街道办事处，与街道办事处同事、中国社科院的教授和基层群众代表一起，针对当时某些事项进行热烈探讨并听取他们的建言献策。我主要负责做会议记录，并向领导汇报本次讨论结果。我也深入体会到，上级政策下达后，需要不断进行阶段性追踪，调研具体成效及基层反映，并持续完善，形成完整的闭环，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我还记得我刚去挂职时，西城区领导跟我说，“贵和，我希望你来了以后，可以多和我们分享一些香港的经验。”我说，“不是的，我应该多多学习，思考如何把北京的这一套方法带回去改善香港。”

经过半年时间的挂职工作，我深切感到内地政府的执行力和联动力很强。一个区里有这么多街道办事处，街道办里面有这么多的居民委员会，每个居民委员会里都有一个负责人。上级政府下发一个通告，只需要在微信群里点名联系就齐了，就能马上触达到最基层。目前这在香港是做不到的，香港还没有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完全联动。在我看来，真正的民主就是政府能让多数人及时了解资讯和反映问题意见，在这方面内地真的很先进，比香港好。

创立京港联，众人拾柴火焰高

记者：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身份——北京高校香港学生联合会创会荣誉会长，能谈一谈京港联的创会历程吗？

陈贵和：我重回清华读博的时候，班里有一位同学去了甘肃省扶贫办挂职。我本身很喜欢做公益，于是询问他能否一起前往甘肃作贡献，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发起了第一次公益活动。

那时候我还只能动员到自己身边的朋友参与，每位朋友可能捐一、两百块钱，慢慢积少成多，凑到了两万多元善款。我当时在新疆实习，恰巧社区街道有一批群众捐助的旧衣，我一箱一箱地打包，带著二十多箱衣物和善款去了甘肃，发放给当地的孩子们。也正是在那里，我第一次了解到“留守儿童”这个概念。香港并没有“留守儿童”，而在内地不少山区，存在留守儿童问题。最令我惊讶的是，甘肃当地八个县的县长专门来为这次活动举办会议，感谢香港同胞来扶贫、作慈善。他们表示，我是第一个走进这个山区的香港人，我来到这里的意义比带著更多的钱物都重要。

这一次的公益活动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回到北京我是否可以组织更多的香港学生一起来做公益慈善呢？说干就干，我开始从四所学校到八所学校到十几所学校、二十四所学校，慢慢联动起这些北京高校的香港学生。从2013年开始筹划准备，一直到2014年年底，最终成立了京港联。

京港联一启动，就有约1,500位在京港生注册登记，后来我才知道每年约有1,600至1,800名香港学生来京就读，也就是说京港联联通了大部分在京港生。启动当天，我们搞了一个大约有350人参加的仪式，想不到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国务院港澳办的一些人士临时来出席。当站在门口接到他们名片时，我很惊讶，因为我没有想过自己会跟这些部门有接触。我才发现，原来这个协会不仅仅是在做公益，而是应该有更大的使命担当去反映在京香港学生的一些诉求，更扩大来说可以反映内地港生在求学、就业、生活等各方面的诉求，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记者：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您都在北京做著两地青年交流工作，是什么样的一种动力在推动著您？

陈贵和：创立之初，我没想过京港联会占用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发现其实做青年工作非常有意义，所以我愿意花很多时间去投入。实际上协会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义工，不会带给我任何金钱价值的回报，而且协会也没有资金来源，有时候甚至需要我自己出资做一些事，但我依然乐在其中。我希望可以像个老师一样能影响和帮助到一群同学，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或是增加对国家的认同等等，我觉得这就是某方面赋予我的一种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和成就感。

而且我内心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在我服务大家的同时，也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他们会影响到周边更多的青年，这其实是一种传承。我经常跟我们的成员说，作为师兄我帮你，你不用回报我，你再去帮助更多的师弟师妹，这才是学生的样子。

十年再启新，助力港青勇作为

记者：您在北京生活学习有十多年了，这期间对内地变化的感知是怎样的？

陈贵和：我很喜欢旅游，十年前我就已经把内地所有的省会都走过了。但十年后再去时又是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城市基础建设和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某一方面也出现了同质化趋势。比如，昆明某个夜市里卖的东西，跟西安夜市里卖的礼品会是一样的，这也恰恰说明了城市都有著很强的文化包容性。

从经济发展来看，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到社交软件、共享经济、电子支付等事物的出现，再到AI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概念的兴起，北京这座城市每隔两三年就会出现一个“风口”，而且出现之后发展得也非常迅速。青年人能遇到的机遇特别多，只要把握到一个“风口”，可能就会改变一生。另外，北京、上海和深圳又有著各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氛围和发展模式。

记者：今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您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陈贵和：起初我很想回香港工作，服务香港，解决好个人现实的生活需求，也非常期待能够参加立法会、区议会的选举。但京港联这个组织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找合适的人选留在北京来接班并不容易。做青年工作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自己也能够得到成长，跟著这个时代一直在往前走。

我也在不断地衡量，我回香港能为国家、为社会作的贡献，和留在北京相比，孰高孰低。我有时想，香港的优秀青年这么多，并不缺我一个。反过来看，在内地带动一个港生协会却有著非常重要的独特性。对比之后，我发现留在内地继续做京港联的工作，可能比我回香港对国家的贡献更大。所以我长远规划还是会留在北京，希望能找到一份能够让我兼顾起港生和社会责任的工作。

记者：您作为在京港生们的学长，会给他们一些什么人生建议？

陈贵和：我跟这些同学相处的时候，会经常分享我的人生经历和一些看法。我会跟他们说，我们从香港这个小圈子融入到内地这个大环境里，这个大环境可以培养你成长，可以让你打开视野；如果将来你回到小圈子去，你是代表著清华、北大等内地高校给你的一个愿景，京港联也会持续帮助你，看你能不能在香港有所作为、有所成长。

我会鼓励他们多参与公共事务，因为如果我们真正希望香港发展越来越好，是不会把工作假手于人的。如果仅仅坐在一旁，怎么能知道香港基层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不要试想依靠比你年长的人或社会领袖来改善社会，而是应该要身体力行去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如果对从政不感兴趣，回香港从商、做学术都可以，只要能做一个对社会有关怀有贡献的人，我觉得就够了。

（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本文发表于《紫荆》杂志202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