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廉，1956年出生，美国人，1988年起在厦门大学任教至今。他是第一个定居厦门的外国人、是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居民。2018年底，潘维廉出版《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一书，从长期在华生活的外国人视角，记录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和中国的伟大变革。书籍出版后，潘维廉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了一封信，随信寄送了这本书。当年农历春节，习近平总书记给他回信，祝贺新书出版，感谢他把人生30年的宝贵时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并祝他全家“福安”、 一生“长乐”。值此二十大召开之际，本刊特邀他从国际视角，谈对中国和平发展的理解与认识。

文｜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美籍教授、OneMBA学术主任，管理学博士 潘维廉

我很荣幸与大家分享我对中国走和平发展之路的看法。我不是专家，但在见证中国崛起40年后，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新手也能理解中国对和平共赢关系的不懈追求。

中国最强大的外交

是长达70年的一以贯之的行动

外交是管理国际关系，这本质上是讲故事。不幸的是，西方外交往往宣扬一个故事，而实践另一个不同的故事，因为这种外交并非植根于道德或正义，而仅仅植根于经济。

例如，1899年，当欧洲准备像分裂非洲一样分裂中国时，英国出版了《瓜分中国》（The Break-up of China）一书。西方编造了许多故事来证明其对这个古老国家的毁灭的正当性。例如，我的家福建种植茶叶已有1,000年历史，但西方专家声称中国人在种植和销售茶叶方面都无能为力，而欧洲人的到来会使其现代化。他们当然宣扬他们的目标是造福中国，而不是一己私利。

中国当然不同意这些谬论。尽管中国从未压迫过其他国家，西方世界还是出版了《黄祸》（The Yellow Danger）和《中国：黄色危险与世界交战》（China: the Yellow Peril at War with the World）等书籍，难怪世界曾对中国充满误解。但即使没有西方对全球媒体的控制，西方人也可能不信任中国，因为他们甚至都不信任自己的政府。

然而，中国的外交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自1949年以来，中国坚定不移地追求一个目标：为本国人民和其他挣扎中的国家的人民实现和平现代化和小康。因此，中国最强大的外交不是言辞，而是长达70年的一以贯之的行动。

生活在中国的34年里，我驱车20多万公里环游中国，亲眼所见即便最偏远地区的人民是如何从现代化中受益的。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简单而有力的座右铭是“要想富，先修路”。2019年，当我和来自厦门大学的同事驱车2万公里再次环游中国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受益于世界上最广泛的公路、铁路和互联网网络覆盖，即使是身处高原的藏族人现在也在从事电子商务，内蒙古人则用手机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跟踪他们的羊。

当我听到有人说，中国的精准扶贫是世界消除贫困的唯一希望时，我并不感到惊讶。精准扶贫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个精准政府能精确控制流行病，能重新造林，能再造新能源和新药物，甚至能对海洋深处到月球远端进行研究。

最重要的是，中国正在利用其丰富的经验帮助其他国家。例如，“一带一路”（BRI）就分享了“要想富，先修路”的理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帮助非洲修建了铁路。今天，我的非洲朋友说，中国的“BRI”是帮助非洲摆脱殖民落后贫困的最大希望。

中国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合作双赢

然而，尽管如此，西方仍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威胁，而非“希望之源”，因为世界并没有与一个历来寻求和平、可持续、双赢关系的大国打交道的经验。对中国，消除不信任的唯一希望是继续“点燃蜡烛”。

2019年，华为公司一位副总裁的8岁女儿告诉她母亲，华为对美国限制的回应应该是“继续做好事，但也要交更多的朋友”。正如俗话所说，“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支蜡烛。”

世界各地，甚至西方国家的大规模抗议表明，人们终于认识到，从来没有所谓的世界秩序，只有几个世纪以来在枪口威胁下被强制执行的西方秩序，而今天，一切仍通过战争和代理战争继续执行。

但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或“全球发展倡议”（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等计划希冀实现双赢、和平合作的愿景，以及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实现国内和国际安全，为全球化进程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而如果世界人民团结在这一愿景之下，我们终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小标题为编者所拟，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