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杨亲华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港澳局原副局长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台湾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两岸同胞荣辱与共。1895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侵略战争手段，逼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强行攫取台湾及澎湖列岛。台湾同胞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悲惨地生活了半个世纪之久。从日寇侵占自己家园那一刻起，台湾同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就没有间断过，展现出中华儿女可贵的牺牲精神与民族气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肩负起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统一的历史使命，对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命运，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切同情。

高度关注台湾的前途命运

指导组建台湾共产党

支持台湾同胞反日斗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台湾已被日本殖民统治长达26年。日本在台湾实行残酷的政治高压管制和经济压榨掠夺，奴役台湾同胞，并强制推行殖民文化政策和「皇民化」运动，企图泯灭台湾人民的中华民族意识。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同胞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具有光荣爱国主义传统、不甘做亡国奴的台湾同胞始终怀著「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的爱国激情，不畏强暴，奋起反抗，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

20世纪20年代，受「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国共合作的影响，许多台湾仁人志士，尤其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返回祖国大陆，或参加反帝爱国运动，投身入祖国大陆大革命洪流之中；或成立以光复台湾为目标的各种抗日组织、团体，以祖国大陆为基地，开展推动实现台湾回归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台湾进步青年产生显著的影响。中共二大、三大，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和采取积极步骤推动国共合作、结成最广泛反帝反封建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并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感受到台湾青年及其革命团体的斗争热情，开始关注、支持、引导台湾进步青年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正义事业。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提议下，由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的一所为造就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近代化陆军军官学校。在选拔学员到黄埔军校学习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选拔和吸收台湾进步青年。其中不少台湾学员经过党的培养，成为坚定的革命者。

上海大学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学校的教学工作。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任弼时、彭湃、张太雷、肖楚女、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在上海大学任教。许多台湾青年正是在这里接受了马列主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924年至1926年间，上海大学培养了谢雪红、许乃昌、翁泽生、林木顺、潘钦信、冼朝宗、陈其昌、林日交、庄泗川、李晓峰、林仲枫等20多名台湾青年。他们在上海大学一边学习革命理论，一边参加党组织和学校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其中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工人农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代表其利益的先进政党与理论指导。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筹建台湾共产党的历史责任，对台湾共产党的创建给予极大帮助和积极指导。

一是派台湾籍中共党员筹建台湾共产党，充实其组织，壮大其骨干。经中共中央批准同意，除在上海的谢雪红、林木顺、翁泽生台湾籍中共党员外，在台湾的蔡孝乾、洪朝宗、林日高、庄春火、李晓芳、庄泗川，在厦门的潘钦信、在广州的王万德等台湾籍中共党员，均被联络来上海，参与台湾共产党的筹建工作。从台共创建的情况看，当选的台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均为中共党员。台共一大代表7人中5人是中共党员。当时确定为台共的第一批党员共18人，其中中共党员有11人。

二是认真指导台湾共产党成立大会。1928年4月13日，台湾共产党召开成立大会预备会，中共代表彭荣（注：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国民党白色恐怖时期使用的化名）出席会议。在中共代表的指导下，会议确定了台共一大召开的时间、地点、议程、会议代表等有关事项，宣读并通过了政治、组织纲领及各项运动方针等提案。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是台湾历史上、同时也是中华民族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及其自身努力下，新生的台湾共产党，发动台共党员排除重重困难，深入台湾社会，发展壮大组织，领导台湾工人农民积极开展反日斗争，给日本殖民统治以相当打击，在台湾革命史上写下重要一笔。日本殖民当局不得不承认：「（台共）将台湾农民组合、台湾文化协会完全变为其指导下的外围团体，而农民运动、小市民学生运动则依据党的方针准则，至昭和五、六年（1930—1931年），甚至连赤色工会的组织或劳动争议方面亦有相当发展，在本岛左翼运动中留下了甚大的业绩。」

鲜明提出收复台湾的主张

支持和推动台湾光复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空前的民族危机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1931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193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与一切被压迫民族是我们的同盟者。」 根据中共中央上述精神，中共苏区中央局成立苏区反帝大同盟，并特别安排台湾籍的党员干部参加并担任领导职务，鼓励他们现身说法，揭露日本殖民统治的残暴和台湾民众的悲惨命运，将日本殖民统治下台湾人民的悲惨命运作为参照物，以激励苏区人民同台湾人民一道，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掀起新的高潮。有5万多名台湾同胞历经艰险，从台湾辗转回大陆参加抗战，并纷纷组织起各类抗日团体，如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台湾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台湾国民党、台湾光复团、台湾义勇队、台湾革命同盟会等，积极投身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滔滔洪流中，体现出台湾同胞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伟大爱国精神。

这一时期，围绕反抗日本侵略、战胜日本法西斯，挽救民族危亡命运这一时代主题，中共突出强调建立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政策主张，得到当时在大陆的台湾同胞积极响应。台湾革命同盟是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各抗日团体联合组成的统一战线团体。它在其共同纲领中明确表示，「我们之共同目的，在于推翻台湾之帝国主义的统治，建立各民族平等之民主的革命政权」，「我们认为台湾革命乃中国革命之一环，中国抗战成功乃台湾各民族争得自由解放之日也，故为台湾民族革命切身之需要，必须发动台湾各民族参加中国抗战」。

随著中国抗日战争的深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所有中国失地的政策主张。

1936年2月，刚到陕北延安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发布《关于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鲜明提出「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决定」包括：对日绝交宣战，收复失地、公开宣布中日间的不平等条约完全无效等政策建议。这一通电预示著，废除马关条约、收复台湾等中国失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目标之一。

1936年7月16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中更加明确地表明中共对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时再次申明：「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台湾同胞积极参加和支援大陆人民抗战，以鲜血和生命证明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分离的成员，谱写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共御外侮的光辉篇章。活跃在抗日前线的台湾同胞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1939年2月22日，在中共浙江省委的支持下，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成立，李友邦任义勇队队长、张毕来任秘书。义勇队建立中共支部。1939年3月，周恩来视察浙东，亲自召集相关同志研究台湾义勇队情况，并就其任务和活动作出明确指示。台湾义勇队是大陆唯一由台湾同胞组成的、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这支队伍最多时达400余人。

在抗战时期，李友邦相继发表了《我们的工作》、《台湾革命现阶段之任务》等文章，明确表示，台湾人必须参加祖国抗日战争的原因乃是「要能帮助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以后，台湾人才能得到解放」，自觉地将台湾的前途命运与祖国大陆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

随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太平洋战场朝著有利于盟国方向发展，战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遂成为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

1941同年12月，国民政府发布《中国对日宣战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关系者，一律废止；并郑重宣布，中国将收复台湾、澎湖、东北四省土地 。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要求，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尊重和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应将所窃取于中国的包括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在内的土地，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同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并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1945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新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政治力量，义不容辞地对台湾的前途和命运投入更为深切的关注。根据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的主张，中共中央对台政策也做出进一步调整。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一系列文章，论证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中国应该收复台湾，并产生重要积极影响。1941年，《新华日报》特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发表重庆社会各界关于收复台湾的言论，以唤起国人对台湾的关注。

然而，随著日本法西斯末日临近，决定台湾前途命运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之际，美国舆论界却出现一股欲将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逆流，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官方，尤其是美国军方不愿将台湾归还中国，以便在战后将台湾纳入美国整个战略防御体系，以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绝对战略优势的图谋。

「台湾国际共管论」的抛出，严重伤害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台湾同胞的情感，立即引起以中共为代表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共产党迅速作出反应。1943年1月24日、25日，《新华日报》连续刊载总编辑章汉夫的文章《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明确指出:「台湾国际共管论」的谬论完全无视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割让武装占领和奴役的。如果在战后还要台湾脱离祖国，那完全是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美国的这种主张，也完全违反了联合国的作战目标，把联合国的正义战争，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战争，当作分赃战争。这种主张，是对联合国战时合作的挑拨，也是帮助东西轴心国攻心的毒计。

同年3月24日、6月17日，《新华日报》又分别刊载了题为《战争与战后问题》、《台湾，回归到中国来》的社论，明确提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驳斥了少数美国人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指出战后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要靠自己的奋斗去争取。

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引导了这场舆论斗争的走向，对这场斗争的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1942年11月13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发表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的《关于战后世界改造之危险思想》一文，对「共管论」进行公开批驳。其后，国民党一些高层政要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表明收复台湾的决心。重庆《大公报》也于1943年4月7日和1943年5月15日先后刊登题为《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台湾是中国的老沦陷区》和《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读美国的战后设计》等社评，系统阐述收复台湾的原则立场。

在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对「台湾国际共管论」反应极其强烈。1943年1月30日、4月17日、6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数次发表宣言，并在《马关条约》签署的国耻日举行大会，发表《告祖国同胞书》，强烈反对台湾国际共管，阐明台湾人民要求重返祖国怀抱的意愿。这些言论和主张，通过重庆各大报及他们自己编印的《台湾青年》、《新台湾》画报、《台湾问题参考资料》等书刊传送到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下，中国政府也加紧通过外交途径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政府收复台湾的正当诉求。

由于中国战场在对日作战中的战略地位，中国收复被日本霸占领土的严正要求，最终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政府发表《开罗宣言》，明确宣布：「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土地，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三国共同签署、后来又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开罗宣言》的发表，使身受日本殖民主义者凌辱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同胞倍受鼓舞。在大陆参加抗日斗争的台湾同胞立即致电国民政府：「顷见报载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在岛内的台湾同胞也从美军飞机空投的传单上得知台湾即将回归祖国的喜讯，无不喜不自胜，奔走相告。

中国政府开始著手筹划台湾收复工作。1944年春，蒋介石命令行政院高级官员张厉生研究并拟具复台准备工作，批准成立国防最高委员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由当时的行政院秘书长陈仪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并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 「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同年10月25日，中国政府在台湾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中国战区受降仪式。至此，日本将甲午战争后从中国窃据的台湾、澎湖列岛交还中国。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自1945年10月25日起，台湾同胞恢复中国国籍，隶属于中国主权与法律行使的范围；同时，将10月25日定为台湾光复节。

台湾光复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果，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共同粉碎法西斯轴心国邪恶势力的胜利成果。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运，同时结束了日本在台湾50年的殖民统治，洗雪了历史耻辱，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光复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无可辩驳地证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战后解放台湾斗争展开布局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全中国人民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但蒋介石集团却坚持独裁、内战方针，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消灭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继续维持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国民党的反共方针得到美国支持。战后美国在中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是推动建立一个稳定、统一的亲美政权，而短期目标首先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为了争取中国走向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同国民党统治集团进行了坚决而激烈的斗争。

1945年8月间，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分析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对全国工作作出部署，其根本要求和任务是「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报告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的方针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报告强调，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今后对待国民党的方针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通过斗争，迫使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人民的要求，实施一定的政治改革，以推进国内和平，建立联合政府，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指出，如果出现和平发展的局面，我们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如果国民党发动军事进攻，我们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消灭来犯者。通知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必须依靠自己手中的力量和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必须坚决依靠人民。

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的领导，调整、健全各地党的领导机构，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与此同时，中央决定选调一批干部赴台，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指定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为党在台湾工作开展布局。

1946年4月，首批干部由张志忠率领从上海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在中共上海局组织下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于7月秘密抵台。初期台湾省工委，蔡孝乾为书记、陈泽民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张志忠为委员兼武装工作部部长，洪幼樵为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台湾省工委成立后，依据党在白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方针，迅即开展工作。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台湾境内的军政情报；策反动摇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建立地下组织；发展党组织；开展秘密政治宣传；在台东偏僻山区建立武装根据地，利用山区的天然条件，发展游击力量。中共台湾地下党在台湾的党员人数发展很快，到1947年「二二八」事变时，中共在全省的党员已有900余人。

这一时期，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和官员们的贪污腐败，使抗战胜利时曾经对它抱有很大期望的台湾同胞，很快对它感到极端失望。果不其然，国民党台湾当局对台湾同胞的专制统治和台湾同胞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彻底失望，最终酿成「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8日，台湾省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当局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台湾各地人民纷起响应夺取武器，举行起义，使全台湾省大部分地区的政权陷入瘫痪。这就是「二二八」起义。

「二二八」事件是在中共中央发出「迎接中国革命的高潮」的号召影响下，在解放区军民连续取得胜利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革命运动不断发展的关键阶段所发生的、台湾同胞第一次大规模地反抗国民党暴政的爱国民主运动。它作为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充分彰显了台湾同胞的革命精神。

「二二八」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关于「不能存在和暴露的干部应尽量撤走」的指示，台湾省工委作了分散、撤退的决定。1947年7月，参加「二二八」起义的部分台湾省工委干部谢雪红、杨克煌、吴克泰、周青、蔡子民等陆续撤离台湾，经厦门、上海辗转抵达香港。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谢雪红等积极联系在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和鼓励。经过多方努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帮助下，同年11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之际，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宣告成立，其核心成员均为中共党员，其组织关系隶属于上海局香港工作组，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代为领导。自诞生之日起，台盟就明确表达了支持中国共产党主张、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坚决反对「台独」的政治立场，对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加速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起到积极作用。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开启协商建国、共创伟业的新纪元。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响应「五一口号」。1948年底，在党的安排下，谢雪红及在港民主人士离港北上，陆续进入解放区，并1949年3月到达北平。同年6月，台盟作为新政协成员单位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

1948年7月，为迎接台湾解放，中共中央上海局在香港召开对台工作会议，提出对台工作方针：「准备群众力量，扩大党的基础，以『反美』、『反蒋』、『反官僚资本统治』、『要求地方自治』，来号召团结台湾各阶层人民并进而与内地来台湾的基本群众（包括军队）结成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准备在全国解放战争达到全面胜利关头，武装起义解放台湾，完成台湾人民民主自治运动。」

台湾地下党人血沃宝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解放台湾成为最后一项战略任务正式被提上中共议事日程。6月14日，毛泽东电令三野：「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著手研究」。7月又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和空军」。毛泽东所说的「内应」，即是指台湾岛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为此，中共华东局成立了以粟裕为首的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并于1949年5月撤销中共中央上海局，将其工作并入中共中央华东局，由华东局统一负责指导台湾地下党的工作。一批人员被派遣入台，主要包括我党我军从事秘密工作富有经验的干部，经过争取反正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在台湾有自然关系的内地人员等，其主要任务是从事搜集情报，了解社情，建立联系，进行策反等工作。中央军委还在华北军政大学组建台湾队，把曾经参加过「二二八」事件后退到大陆的台湾籍干部和解放军中的台湾籍士兵集中到台湾干部训练团，进行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学习培训，培养对台工作干部。

这一时期，台湾省工委的工作进入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阶段。其组织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在台党员1,300余人，同情党并参加党的地下活动的群众有2,000余人，还建立了诸如中共学生工委会、邮电职工工委会、山地工委会和台北市工委会、高雄市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中市工委会、兰阳地区工委会、北峰地区工委会等基层组织，并在台北县鹿窟村、台中县鸭潭山、白毛山、竹子坑、石岗等山区建立了武装据点。按照中共中央部署，1949年春，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组织下达了工作方针：「各级党的组织，必须将每个党员、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在一切为了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总口号下，立即转入战时体制，建立必要的战时机构。」台湾省工委的实力，在1949年4月6日发动的反美、反蒋「四六学潮」中充分展现出来。同年6月下旬，台湾省工委在其创办的《光明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28周年》社论。文中向台湾同胞转告了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南京并大举南下的消息，分析了解放战争的形势。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的时评，提出人民解放军「不久一定跨海东征，打到台湾去，解放台湾同胞，解放全中国！」同日，新华社配合人民日报时评，播发了时任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谢雪红撰写的题为《对美国并吞台湾阴谋的声明》。《声明》在谴责美国企图「并吞台湾」阴谋的同时，表示「台湾的解放是不久了」，号召台湾同胞积极调动起来，做好一切准备，迎接全国解放。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解放工作，台湾省工委还向中央提出了《攻台建议书》，称：「如果我们的攻台计划，需要考虑季节风势的话，则攻台日期应以明年4月最为适宜」。1949年12月，台湾省工委又发出题为「怎样配合解放军作战」的指示，指出：「台湾的解放更接近了，台湾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为期是不远的」，「台湾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台湾组织的任务是迅速和切实地来准备配合解放军作战。」台湾省工委并提出六项配合解放军作战的具体任务。

此时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面临崩溃，其党政军特机关陆续迁台，对岛内控制进一步加强。国民党当局在台相继颁布「戒严令」、「反共保民总体战纲要」、「台湾省反共保民组织法」、「惩治叛乱条例」、「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等多项严厉法令，动用大批警察、特务和军队，在岛内大搞白色恐怖。

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机关报《光明报》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多个组织遭到破坏。此后，国民党情报机关相继逮捕了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民、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宣传部长洪幼樵、武装部长张志忠等。张志忠被捕后，宁死不降，据同时关监的人出狱后转述，蒋经国曾两次去狱中探视，张表白以死明志，1954年3月16日，张志忠在台北市川端町刑场英勇就义。但由于蔡孝乾、洪幼樵、陈泽民等台湾省工委主要负责人的叛变，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1,800余人遭到逮捕， 1,100余人被处决，其中最著名的是吴石、朱谌之（朱枫）案。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功勋」。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统一、人民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国家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1973年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2000年吴石将军及其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祖国大陆，安葬于北京福田公墓。1950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朱枫（朱谌之）同志为革命烈士，2011年7月，朱枫烈士骨灰安放及铜像揭幕仪式在其家乡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隆重举行。2013年，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主持建成的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正式对外开放，以纪念当年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统一而在台湾壮烈牺牲的大批中共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2年9-10月号第55-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