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汉 聂长顺

中华文化具有注重人的特质

在中华文明自身脉络上，“文化”自有其来历与本义，与英文Culture不尽相同。它是“人文化成”的略语，出典于《周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深意可理解为：治理者要考察清楚所治理人群的基本状态，然后因势利导，使之发生更好的变化，达于更好的状态；而更好变化的发生、更好状态的达成，所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可以说，中华“文化”概念，于其发生处，即有注重人的特质。

如何看待人？一言以蔽之曰：贵。《尚书》号称古之“政典”——清末入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称之Constitution，其上有云“惟人万物之灵”；《列子》有言“天生万物唯人为贵”；《礼记》称人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气”；东汉许慎编著的字典《说文解字》，也将“人”解释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这些观点都闪耀出中华人文精神的光辉。

如何对待人？一言以蔽之曰：爱。讲“爱人”，首推儒家。周公制“礼”，以“人道设教”取代商朝的“神道设教”，带来了中华文化的一大革命。孔子宗之，以“仁”释“礼”。《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据之提出完整命题“仁者爱人”。儒家既讲“差等”，即等级；也讲“泛爱”，即广泛的爱。墨家比儒家更理想化，讲“兼爱”，即平等的爱、相互的爱。《墨子·法仪》中甚至还有“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的教示。道家虽显超然气象，却也不失其仁爱之心。《庄子·外篇·天地》：“爱人利物之谓仁。”法家的刻板印象是“严而少恩”，实则并非全然冷酷无情。商鞅变法的初心，在于“法者所以爱民也”（《商君书 ·更法》）；韩非甚至说“仁者，谓其中心欣然爱人也”（《韩非子 ·解老》）。兵家也非“职业杀手”，竟也“爱”字当头。周文王向姜太公请教“国之大务”，姜太公爽利答曰：“爱民而已”（《太公兵法》）。中华文化的基本品格，生于先秦，定于两汉；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墨、道、法、兵五家，于此功莫大焉。而“爱人”既是此五家之共同项，亦构成中华人文精神之内核。

中华之“爱人”，不以家族、种族、国界等为限，而是普被人人，具有普遍价值的理念。孔子的学生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唐代名医孙思邈《千金方》有言：“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清代汪寄小说《海国春秋》有言：“万国万姓，皆吾之同胞。岂可不保其命，使乐其生乎？”由此观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著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人文精神新时代最高表达。

中国传统政治注重民心为本

“爱人”不是用于感人的修辞而已，而是具体化为处理人人关系的制度设计、贯穿于治国理政实践中的指导理念。诚如《礼记》所言：“古之为政，爱人为大。”而进入政治范畴，“爱人”则置换成为“贵民”。《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战国竹简《厚父》云：“民心惟本，厥作惟叶 。”意思是说：国家好比一棵树；民众的意愿是树根，它决定著枝叶的生长与繁茂。

就中国传统政治话语的逻辑结构而言，权力的合法性是由“天命”“君德”和“民心”三者共同赋予的。“天”命有“德”之人为“君”，是为了让他完成“佑民”的使命，此《尚书》所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天”是主持，“君”是手段，“民”是目的，此《荀子》所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至于“天”与“民”的关系，则可概括为“天随人愿”，此《尚书》所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关于“天命”与“民心”的关系，唐朝政治家陆贽说得透彻：“《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新唐书·陆贽列传》）。亦即说，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中，在逻辑上或名义上，以“天命”被赋予最高地位；但在现实性上，则以“民心”为“天命”的实际来源、内容和表现形式，并将其视为政治的根本。此《管子》所谓“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亦《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而整个政治的根本目的，则在于造福百姓，此《尚书》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如今，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亦有著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政治精神新时代最高表达。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是中华民族精神新时代最高表达

中华文化史，既是中华民族独力创造的历程，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在此历程中，中华文化充分显示了自身的主体性和开放性、同化力与包容力，展现出通变日新、生生不息、兼收并蓄、大气包举的状貌。

万里长城，既是古代中原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的军事冲突线，也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互摄线。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学习北方游牧民族的短打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即是中国古代文明互鉴的典型事例，是中华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场重要变革。

秦汉以降，佛教等异质文化传来，引起又一轮文化碰撞与交融。总体而言，唐宋以降的中华文化呈现出儒、道、佛“三教共弘”格局。它们各展其长——儒教治世，道教治身，佛教治心，共存于中华文化体系之中。

明清之际、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如冯天瑜先生所言，“中华文化的古今转换与中西文化交会互为表里”。这一过程造成中华文化的空前危机，也赋予中华文化新的发展机遇。中华文化诸层面渐次发生近代转型，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渐次迈入“世界之中国”。

在呈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日，中国坚信“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抱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美好愿景。

《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出于自身的本性而运行，刚健有力，周而复始，一往无前；君子取法于“天”，也应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勤勉努力，奋发图强，永不停息。“地”的形势与特质是宽厚和顺的，它承载万物，使万物各遂其生；君子取法于“地”，要像大地一样，以博大宽厚的美德容纳万物和他人。“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品格。中华文化历程分明是这种品格的生动展现。

由此观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是渊源有自的、必然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新时代最高表达。

香港在传承中华文化推动文明互鉴中具有独特优势

上世纪抗战期间，许多文化名家迁居香港，一时间使香港成为文化高地。这个高地，既是文化名家安身之所，也是全国抗战的文化阵地。

1949年，著名学者、教育家钱穆先生移居香港；翌年，与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创办“新亚书院”。该书院“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 1963年，书院并入香港中文大学。该校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为使命，以书院制和中英双语并重为特色，是享誉国际的研究型综合大学。由此，香港逐渐成为学术文化高地。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诸先生皆曾来港任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诸先生先后来港任教或讲学，使香港成为当代新儒家的发祥地。著名史学家余英时、数学家丘成桐等，也是由香港走向世界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香港影视、歌曲、文学等传入中国内地，带去一代新风。《霍元甲》《陈真》的“精武”“义勇”化身、《万里长城永不倒》《我的中国心》的优美旋律，深深感动了亿万内地民众。金庸先生笔下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令内地读者心驰神往，欲罢不能；其“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名言，家喻户晓，广为传诵。

习近平主席寄语香港同胞：“相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国家”。在中华文化传承方面，香港功不可没；在文明互鉴方面，香港得天独厚。聚力新时代新征程，共画文化同心圆。在此过程中，香港同胞同样有理由坚持文化自信，把美丽的“东方之珠”建设成为“文化中国”中的“文化香港”。

（作者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本文发布于《紫荆》杂志2022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