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2日，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导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对外公布了关于「共创明Teen」计划的实施细节，包括师友配对、青年人发展规划和针对性的财政支持，其目标对象是来自弱势社群尤其是居住在㓥房的初中生。首批援助名额为2000人，每一位学生成员将会获配对一名义务「友师」，在与之分享人生经验的同时，树立和培养青少年正确的理财观。据悉，该计划为期一年，每名学员可获5000港币的启动资金，在友师指导下使用，在完成计划后再会有额外的5000元奖学金。陈国基表示，该计划目的是「推动学员开阔眼界，加强自信，订下目标，从而力争上游」。至于「友师」人手的招募上，则侧重21岁或以上的在职年轻人，他们或可以在职场安排工作影子，并愿意与青少年沟通，分享面对人生的挫折经验。此外，该计划还会邀请商界人士加入，组织发展具启发性的团体活动，提供相关的赞助计划。在该日的扶贫记者会上，奥运剑击金牌得主张家朗、奥运乒乓球女团铜牌得主杜凯琹、苏慧音、李皓晴等多位「星级导师」纷纷出席、「坐镇」，试图以他们个人经历来鼓励身处「弱势」境遇的青少年，正面向上、积极竞争、乐观坚强地为自己的未来搏出路。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然而，对于香港而言，跨代贫困是一个由来已久、根蒂并烂的「智齿」，无法彻底根除的同时，它还会时不时地冒出来，「发炎」、「红肿」，甚至使得社会这一「肌体」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大规模的免疫系统「感染」。在过往的社会研究之中，因跨代贫穷所带来的贫困复制，社会向上流通机制稀缺，早已成为了香港社会的症候之一。政府经济师James Vere供职香港大学期间，曾经根据2000年代的住户统计调查，得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结论即「父亲有专业工作，子女有约43%的机会同样当专业工作」。香港教育大学学者周基利则利用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来对比青年入读大学的比率，指出「富裕家庭子女较贫穷家庭子女可以相差达3.7倍」。城市大学学者何荣宗等人通过2021年跟访77名受访贫穷家庭，发现「家长是贫穷的青年子女，在出身后得到更好生活的机会较非贫穷家长的子女低67%」。
另一方面，早在董建华任职特首期间，跨代贫穷问题已经被提及。2008年时，港府便着手实施成立儿童发展基金。遗憾的是，历经几届政府的努力，香港社会始终无法彻底摆脱贫富差距在代际传播的复制和扩大，社会流动的通关不断地被「淤塞」，社会活力也因此屡次遭到压抑。2021年，港府发布了最新的《2020年香港贫穷情况报告》，它显示出，2020年政策介入前的贫穷人口和贫穷率分别创下了自2009年及2010以来的新高。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香港的总体贫穷人口在上升，而香港富人的人数也在增加。根据花旗银行年初发表的《香港千万富翁调查报告2020》，本港「千万富翁比2019年增加逾2％，多达51.5万人」。可见香港的贫富悬殊正趋于扩大。笔者要指出的是，贫富问题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财富分配机制的问题，与住房贫困和受教育权利的保障息息相关，但其从根本上来看，是一个有没有能力和渠道参与社会竞争和财富分配的问题，也是一个人有没有得到公平公正的机会得以自我发展的问题。更为致命的是，除了所谓的贫富差距加剧和社会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社会活力衰退，跨代贫穷所带来的隐患实际上已经为香港带来了惨痛的教训。从2014年的占中运动到2016年的旺角暴乱再到2019年反送中所引发的黑暴，那些受人蛊惑而冲锋陷阵的青少年大多都来自于「弱势」社群，他们感到不公而无处可以发泄，他们试图寻找出路而发现无路可走，上街、街头政治成为了他们觉得可以快速改变自我近况的手段，把暴力政治成为了自我成功的捷径。社会的「混乱」由贫富差距而来，而人心的「撕裂」也指向了社会因差距过大而造成的无法共情和弥合。
「穷」应该只能作为一个短暂的、必须被颠覆的、相对性的状态被社会所接受，而不应该成为永久的、代际传播的、不容易被改变的、绝对性的状态被大家所「共识」。要迈向「共同富裕」，就要解决大范围内的「局部贫困」，要解决大范围的「局部贫困」，就要敢于出手，对资本「改革」、对分配机制的结构来进行调整。「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七一讲话时指出，「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而所有的「多一些」、「好一些」本质上都指向了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香港在贫富矛盾上的痼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必须攻克的地步。
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导的「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行动小组」是李家超政府打响「打破代际贫困」的「第一枪」。虽然一万元不足以让一个弱势学生家庭彻底脱贫，虽然为期2000人的一年计划也无法彻底解决社会上所有弱势家庭的困境，但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新政府对于攻克跨代贫穷的决心和信心已然被广大民众所看到。共同富裕需要全体香港市民一起努力，而攻克贫富差距，解决跨带贫穷，同样也需要全体香港人一起参与。解决「穷之不义」的问题就是解决人之尊严的问题，就是重新恢复社会活力，保证人心稳定的问题，更是关乎香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没有一个香港人可以置身事外，也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作者为中国侨联委员、安徽省政协委员、香港安徽联谊总会常务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