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蕊

谌旭彬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既谈不上兴趣，也不是爱好，更多的是困惑。「越流行、越习以为常的结论越不敢轻易相信。」对于谌旭彬而言，研究历史的意义就在此——重构历史事件的逻辑链条，可以让人体会到一种挣脱灌输与桎梏的自由。因此，当互联网上，有人视朱元璋为「我家重八」时，谌旭彬无法与这样的帝王们共情，「我自己是一个老百姓，我更关注底层老百姓在他们治下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什么会过着这样的生活。」于是，与底层百姓共情的新书《活在洪武时代》就这样诞生了。

谌旭彬，男，青年作家，湖南人，原为腾讯历史频道主编，对历史有着深入的研究，颇有心得，在多家媒体上发表过历史类文章。主要作品有《秦制两千年》《短史记》《中国1864—1911》《汉朝——被掩盖的真相》《权力脸谱》等。

他的新书《活在洪武时代：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于今年7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将洪武帝朱元璋在《大诰》中写到的12个案件抽丝剥茧，详尽地阐述了在这些毫无法理、常识和逻辑的案件背后的来龙去脉。从明初的军事、土地、政治、法制等政策制度入手，梳理涉案人员的行为动机，解读洪武帝审案和判决的依据及目的，从而勾勒出洪武时代各色人物的荒诞命运以及可怖的生存状态，再现了洪武帝「重典之治」的本来面目。

重新检视「最冷门IP」

学者杨早将一些知名度高的古典作品，称为古典IP，比如《西游记》，改编重写的作品无数，经常被人说成是中国最大的IP。最近热播的《梦华录》，因为故事脱胎于关汉卿的剧作《赵盼儿风月救风尘》，也被称为古典IP的重写。而在他看来，《大诰》是古典IP中最冷门的。

《大诰》是朱元璋用了两年时间亲自写定的「重大刑事罪案启示录」，用意在于警示官民，重典在前，不要重蹈覆辙。史书上定义《大诰》为「刑典」，但它跟《大明律》不同，不是成文法，而是判例汇编。在洪武时代，《大诰》每家必须有一本，有者犯罪减刑，无者加刑甚至流放海外永不令归。

谌旭彬为何选了最冷门的IP来研究呢？他在「云」做客天一文化讲坛，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这些年读到过一些论文与专著，发现它们常直接引用《大诰》的内容，不假思索地接受朱元璋的叙述，然后以之来说明、分析洪武时代的种种现象。我觉得这种做法有点问题。毕竟，《大诰》究其实质乃是一种宣传品。第二，这些年也读到过一些通俗明史读物，有些还相当流行。这些读物大多有个共同点，就是热衷于讲述朱元璋这样的帝王如何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在这种叙事模式的影响下，对四编《大诰》的认知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多人觉得《大诰》里那个嫉官如仇、嫉吏如仇、嫉富如仇的朱元璋是真实的，值得颂扬和尊敬。」

谌旭彬认为，被帝王的宣传话语带跑，与帝王的雄图霸业共情，这是历史写作的歧路。所以就有了这本以四编《大诰》中的小人物为主角的《活在洪武时代》。「我希望通过这本书，跳出朱元璋的宣传话语，勾勒出洪武百姓遭遇悲惨命运的真实逻辑。」

书写小人物 还原案件本来面貌

谌旭彬强调，新书的主角不是朱元璋，而是朱元璋四编《大诰》笔下的那些「洪武愚顽」。所以，书里没有帝王将相们的雄才大略，只有被统治者们的辗转腾挪。

「愚顽」和它的同义词「顽愚」、「顽民」与「奸顽」等，是四编《大诰》里极常见的词汇。在朱元璋的语境里，「洪武愚顽」指的是那些生活在洪武时代、既愚蠢又顽固、不肯接受朝廷教化的「不合格的被统治者」。他们遍布在洪武时代的各个角落，其身份可以是官员、胥吏与兵卒，也可以是农夫、商贾、工匠与读书人，甚至还包括僧侣与道士。

然而，《大诰》中的许多案件，除了朱元璋提供的「事实判断」之外，已很难再找到更多的直接史料。毕竟，这些案子的主角只是普通的底层百姓，本就不属于旧式史学的记录对象。谌旭彬为了对案件「重审」，选择了从补足时代背景的角度入手。

「为了维持谎言，就不得不撒更多的谎。这是所有政治宣传品无法回避的通病，《大诰》自然也不例外。」谌旭彬反复通读四编《大诰》，「只要反复通读，就很容易发现朱元璋的叙述经常发生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要针对约两百桩案子将谎言说得天衣无缝，再如何天纵英才，也是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而且，尽管《大诰》里提及的许多小人物在别处完全找不到踪迹，尽管他们的名字和遭遇被朱元璋记录下来纯属偶然，但这些小人物所陷入的困境，在洪武时代往往不是个案，而是现象。「是现象，就可以通过补充其他相关材料来补足历史背景，重构逻辑链条。」

唯一「迎合受众」的是写作力求通俗

谌旭彬对历史的研究与角度的选择从来不是因为个人喜好，「我不钟情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朝代。我思考与写作的惯性是『反思』。」在他看来，总结历史与传统中有多少好东西的研究和通俗写作已经很多，这类研究与写作造就了许多「朝代粉」「帝王粉」。在互联网上，有人拥护李唐，有人歌颂赵宋，也有人迷恋朱明；有人喊秦始皇「政哥哥」，有人呼唐太宗为「民民」，也有人视朱元璋为「我家重八」。

而谌旭彬直言自己不喜欢这类东西，无法与这些帝王们共情，也无法与他们的朝代共情。「我更关注底层百姓在他们治下过着怎样的生活，以及为什么会过着这样的生活。」

他甚至自嘲道，自己在「迎合受众」这件事情上，大概是完全失败的，「各路朝代粉、帝王粉、传统文化粉皆对我们不满。甚至于『明粉』前一天刚刚骂完我们是『清粉』；后一天『清粉』又跑来骂我们是『明粉』。」

谌旭彬说，唯一值得提的「迎合受众」之举，是他对写作的要求是尽力保证通俗，尽力确保读者即便没有多少历史常识方面的积累，也可以无障碍地读懂文章。

「臧往以知来」 回归历史常识

对于各种平台上不时出现的关于某些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情绪化」表达，谌旭彬并不认可，他一直主张要回归历史常识。

谌旭彬说他一直很信服前辈史家吕思勉先生的一段话。吕先生说：「研究历史，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便是根据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根据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这么一来，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得了这种原则公例，就好拿来应用，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所谓『臧往以知来』。历史的用处，就在这里。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譬如后世只有操、莽，在古代，却有禅让的尧、舜……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上的事实，再无公例可求；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这段话当中，让谌旭彬感触最深的，是「根据历史上较为明白、近情的事情，去推想糊涂、荒诞的事情的真相」一句。这是吕先生基于对史料的揣摩、对现实的认知和对人性的体察，而得出的经验之论。「我觉得是回归常识的关键。其实，吕先生是在鼓励人们自现实中更深刻地理解历史，在历史中更深刻地理解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