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年就指出，“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一国两制’的应有之义，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也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在2022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大会上再次强调：“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既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意义如此重大，那么，我们有必要认真梳理“融入”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融入”的含义。

一、“融入”的历史背景

港澳发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不是新生事物。改革开放40年来，港澳与内地就形成了融合发展的态势。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港澳的资金、技术、设备和人员就纷纷“北上”，投身火热的改革开放大潮。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尤其是深圳、珠海、东莞这些改革先行城市，“来料加工”“三来一补”“合资企业”“合作制”“股份制”等等，如雨后春笋，生机盎然。港澳企业在这片热土上投资兴业，“前店后厂”，融入内地，结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

就深圳来说，1979年－1999年，港商在深圳投资项目到达20388个，协议投资211多亿美元，实际投资近127美元，分别占深圳外资投资项目、协议额、实际额的87.48%，77.68%，64.49%，实际上，香港投资占深圳吸引外资的2/3（见赖明明、陈能军等：《深港合作4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81页）。即使香港回归后，内地吸引的境外投资，60%还是来自香港。如果说改革开放就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那么这个“关键一招”，当然关联著国家发展大局。

香港、澳门参与“国家发展大局”、贡献“国家发展大局”，是与改革开放40多年的辉煌历程紧密相连的。毫无疑问，香港、澳门融入我国的改革开放大局，对国家发展、中国崛起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作为一种市场行为，进入内地的港澳资本和企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回报。所有数据都表明，在内地投资的港资澳资，大都获得了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超额回报。不少投资项目，尤其是公路、桥梁、港口、码头、地产等投资，至今还在回报投资者。

我们谈当下的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必须站在新的起点和高度，放在新时代这个大背景来思考。“新的起点”，就是在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时代。当下的港澳发展，必须联系“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来思考，才能看清自身发展的新阶段、新定位和新目标。“更高要求”，就是要在经济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在非经济领域的协同发展。这里所指的“非经济领域”包括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生态保育等等。这些领域的协同、协调，目标就是为了保障和服务于香港新经济发展。

那么，港澳全面深入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会不会掏空“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质呢？答案肯定是“不会”。理由很简单，港澳保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而内地保持的是社会主义。只要这个根本制度不变，谁也不会改变或动摇“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制度框架下，我们谈合作、谈融入、谈融合，才有前提和意义。

二、“融入” 的准确含义

深刻理解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讲的“应有之义、时代要求和客观要求”，把握“融入”的正确含义，必须认识“一国两制”的初心和宗旨。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初心，就是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最大限度地维护港澳台同胞的根本利益。说白了，就是不要像历史出现过的那样，中央大动干戈解决地方分裂问题。对于港澳来说，和平统一、平稳过渡、稳定繁荣、同胞幸福，就是中央的最大心愿。党的十八大以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成为治港治澳方针的重要内容，其初心和宗旨，最终还是著眼于港澳的整体利益，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提高几百万港澳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国民身份的荣誉感。舍此还有什么呢？

2011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首次将港澳列为单章纳入规划。2019年，国家出台“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把香港、澳门整体纳入国家战略。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上升为国家的战略部署。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应该是主动的、自觉的、全面的、深入的。融入战略带给港澳居民的好处，也将是长远的、普惠的、可及的。

然而，无论是香港还是内地，对“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还存在不少模糊、片面地认识。主要有三：一是方向单一，以为“融入”就是“北上”，就是离开香港，就是“背井离乡”，使得港人对这样的“融入”有抗拒心理。二是功能单一，以为“融入”就是“创业”或“就业”，尤其只强调青创、科创、文创，强调进入内地的机关、单位、企业就业发展，而香港的普通居民是难于参与这样的“融入”的。三是政策单一。香港方面政策的特点是“推”，主要是把香港青年向北推进“大湾区”（指大湾区内地城市），出台的政策不外乎就是“政策资助”，补齐赴内地就业青年的薪酬缺口。内地的政策就是“拉”，各地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或办法吸引香港青年来本地创业、就业和置业等等。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单向度的“融入”不仅成效不大，反而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笔者认为，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这个概念，应该把握如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一，观念融入。即港澳居民要主动自觉地认识、理解、接受和支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常言道，观念是行动的导向，“心动才会行动”，“心心相念”才会“心心相惜”。这对于刚刚经受过2019年“黑暴”摧残的香港来说，尤其重要。从大的说，香港要有一次新的思想启蒙或观念觉醒。要认清香港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香港和澳门发展的外部环境都面临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回归后的香港和澳门，最终能帮到你的就是祖国，而不是英国，更不是美国、葡萄牙。国家制定和实施香港国安法，实行新选制，确立爱国者治港的标准，针对的只是那些“倒香港米”的极少数坏人，保护的是绝大多数的平凡好人。这些平凡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安居乐业，汇聚起来就是社会，就是民生。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通过自己的勤劳双手，依托祖国的强大后盾，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第二，双向融入。我们说融入是双向的，是“北上融入”和“在地融入”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港澳经济社会要素“北上”，这既是一种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自觉行动，值得肯定和鼓励。另一方面，在香港和澳门本地，实施国家发展规划，落实国家发展战略，也是融入的实际行动。笔者把这种融入，称之为“在地融入”，是更应该受到支持和鼓励的。

“在地融入”的主体是多元的。一是内地港资澳资的回流。三四十年前，港澳资本北上，看中的就是内地劳动力成本的低廉，港澳企业在充分享受内地人口红利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了。当内地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并逐步接近港澳水平的情况下，内地港澳企业有回流的动力。二是内地企业将产业链向港澳尤其是香港延伸。现代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产业链条长，国际化程度高，融资需求大。与内地营商环境相比，香港的最大优势是融资成本低，营商环境好，科技人才聚集度高，十分契合内地高科技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方向。香港也非常需要内地制造业的反哺，助力香港再工业化。三是跨国公司以香港为亚太总部，发展总部经济，辐射中国市场。

就香港来说，“在地融入”对建设“北部都会区”、促进香港再工业化、夯实香港实体经济、增加本港就业数量、优化就业结构、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承载能力、改善民生水平以致提振港人士气，都具有显而易见的促进作用。可以说，在香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依靠全体香港市民的力量，把香港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就是最好的“融入”。

第三，助力国家“双循坏”战略的实施。面对美西方不断遏制中国崛起，强行“硬脱钩”，中央采取“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调整，形成新发展格局。因此，香港和澳门的独特地位将再一次凸显，那就是成为“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枢纽和关键节点。港澳既是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讲解人”，也是“联络员”，还是重要的参与者。香港既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中转站”，也是国际企业进入中国内地的“先遣站”。在美国全方位围堵中国的艰难时刻，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其宝贵和重要。香港证券市场，除了提供内地企业成熟的国际融资渠道，内地企业和股民，也能够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等机制，参加境外金融市场，从而打破美西方对我们的围堵和封锁。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