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宗城

时隔14年，王朔再度出新书，这个事情本身就足以构成一个文化现象。

王朔如今已不再是时代的弄潮儿，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他是中国内地最流行的一位作家。他的《动物凶猛》被姜文改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由他编剧的《编辑部的故事》开启了中国情景喜剧的春天；冯小刚从他那儿拿过来不少点子；他和徐静蕾的故事曾被全北京的媒体嚼烂舌根；他的小说《过把瘾就死》《我是你爸爸》《看上去很美》《永失我爱》等，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老舍之后，王朔可能是最能代表京味文学的作家，尽管他的作品在文学价值上仍然存在巨大争议，但很少会有人否认他对一代读者和写作者趣味的深深影响。

一、《起初：纪年》：依然“王朔味”的小说

《起初》四卷本是王朔这辈子写得最长的书，也可能是封笔之作。王朔在《起初：纪年》的自序里说：“这本书开笔于本世纪初叶，原计划三年完成，后来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啦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

这部140万字的小说分为《鱼甜》《竹书》《绝地天通》《纪年》。四卷本小说，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到汉武帝颁布罪己诏为止，意在“起大妄，上探我国文明源头”。

之所以最先出《纪年》，是因为王朔和和编辑讨论后觉得，《纪年》“文字最顺，阅读体验最好，而前数卷趣味、用典、用辞则多有可商榷”。

那么，这本《起初：纪年》到底写得怎么样？王朔为什么时隔十四年那么长，写起了汉武帝时候的故事？他为什么会觉得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咱们敞开天窗说亮话——这本书就是王朔眼中的《史记》，是他的童年、他的青春、他人生世界观和的价值观最重要的落脚之处。

这本书为什么不停地写汉朝的战略部署、汉朝和匈奴的对峙，写汉武帝和群臣的韬光养晦到出击漠北，及至李广悲剧、司马迁的隐痛、汉武帝晚年对人生的回望，以及整个汉家朝廷从战争时期到休养生息的转型？这些事件投射在王朔心里，实则地唤起了他的成长记忆。此中的历史与现实互文，或许才是王朔的抱负所在，他想写出一部属于自己的《史记》，他要从上古写到汉朝，为一代人的光荣与暗影留下一份隐秘的见证。为此，这一次他投入了自己最大的进取心。

这本书表面上看，其实是按照通鉴纪年——汉武帝年少时，到后元二年汉武帝驾崩——把汉武帝一朝的大事小事走了一遍，串联起汉朝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期间阿老、田蚡、窦婴、东方朔、司马迁、李广、卫青、霍去病、李陵、桑弘羊、戾太子、刘弗陵等重要人物都有登场。其中，贯穿全书的两个人物是汉武帝和司马迁——一个是皇权的代表，一个是知识分子的代表。

这体现了王朔的整体立意：他就是要写一部涵盖君主、文人、武将、外族、宦官、外戚、宫闱、诸侯王和江湖人士的书，要把自己对于中国政治、历史与文化的理解融汇在这本书里。换言之，王朔要在这本书里自问自答的是“中国何以成为中国”的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形塑自身特殊性的问题。

理清楚这层，不妨就来看看王朔这一次的完成度怎样，进而归纳几个这本书明显的优缺点。

首先需要说明，如果是想看历史非虚构或者微观史学著作的读者，最好还是放低对王朔这本小说的期待，不然开篇洋溢的北京话就会让你纳闷，这到底是西汉故事，还是北京胡同老大爷跟你唠嗑？王朔这部小说最具特色也最可能引发争议的就是他的语言，他在用自己改造后的北京白话潜入历史，在历史故事的基础上彻底过一把文体游戏、语言风暴的瘾。

这部小说把王朔的“碎嘴”发挥到了极致，试举几例：“我汉乡下不识字的人也是这么数日子，今天出门倒霉，今天出门不倒霉，把倒霉事儿挨著过一遍就一年了。”又比如这句有点俏皮感的：“阿老，求心疼，用咱听著不闹心正经汉语。”

与此同时，王朔在文中，还混合其他方言、结合文言文，创造了许多新的语言实验、比如七十七章最后两句：“上终日独坐，绕膝、坐膝皆猫咪，抚猫若抚幼子。嗫嚅自语人皆不解其意，惟猫知。”明显是“文言腔”的表述。又比如说全书最后一段节选：“其实全无动于衷，再追忆难过亦干涸。由是可知情感为世间物，一世情一世了，人格秒删，对象亦空置，恋怨无所寄。”

至于王朔这么用语言是不是好，是否适合用以重述汉朝故事，这需要由时间检验。但从创造的角度来说，其实《史记》《汉书》乃至后世史学著作已经就这段历史说过很多了。王朔没有“中规中矩”，而是用一种借古喻今、故事新编的手法，带领读者进入一场怪异的体验，这或许还算不上杰作，但至少有新意。

可以说，语言是这本书最大的特色，它仍是具有“王朔味”的一本小说。

第二个明显的长处在于此书的收尾。这本书后面比前面写得好。前半部中，王朔像是一股脑泥沙俱下地来了一盘历史故事大乱炖，对于历史素材的使用上难言精妙，未见作者的精心剪裁，部分章节读罢仍有堆砌之感——出场人物多、事件多、叙事者又嘴碎，特别喜欢拉家常、讲战略部署。刻薄一点说，就是五个不停：“不停打仗、不停战略部署。不停男人唠嗑、不停人事流转、不停发生外忧内患”。这导致行文拖沓、滞重，若非作者是王朔，有多少读者真的能耐心读下去，其实是一个问题。

然而到了后半部分，当王朔写到李广、李陵父子遭遇、巫蛊大案，写到汉武帝写《轮台诏》时，却更加沈郁、凝练，也更具有一种“人间沧桑”之感，让小说的质感更浑厚了一层。这也许和王朔人到暮年的生命经验有关——世事终究浮沈寂灭，汉武帝一代雄主，晚年终究也逃不过昏聩、忏悔与孤独的命运。

二、帝王故事里没能回避的缺点

与此同时，王朔此书还有一个缺陷无法回避。

王朔以汉武帝为主角本身并无问题，但如果过于沈溺于君主的心理世界，对于帝国的武功爱慕有余而警醒不足，将民间疾苦视作一种帝国风景的边角料的话，一本小说的穿透力就会打折扣。

比如《哈德良回忆录》也写君主，作者尤瑟纳尔写的就是罗马“五贤君”之一，但她不是平铺直叙地展现皇帝的一生，而是把叙事的“现在时”设定在皇帝罹患心脏病的晚年，通过诗意而怅惘的回忆建造起一座历史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的重点已不是皇帝功绩，而是对于人类命运的追思，对于个体意志、欲望、身份与所处环境冲突的描绘，乃至对于个人内心世界卑劣一面毫不掩饰的暴露。这些使得尤瑟纳尔这本《哈德良回忆录》区别于歌功颂德的流水账。

相较而言，《起初：纪年》多战争筹划、宫廷政斗、江湖逸闻，却对武帝时期连年征战导致的劳民伤财著墨较少。

汉武帝在位54年，有四十多年都在和匈奴等国打仗，期间远征人数动辄数万，十数万，这还只是前线士兵数量，再考虑到后方转运、补给部门，汉武帝时期投入一次大规模战争的人数，超过百万不在话下。

连年征战，国中疲惫，到了武帝末年，全国人口较汉初直接减半，民间暴动也频频发生。若非汉宣帝励精图治，汉家后人在休养生息和开疆拓土之间找寻平衡，汉武帝恐怕既要成为开疆拓土之雄主，也要成为点燃民众怒火的众矢之的。

不过说到底，我不觉得王朔在歌颂汉武帝、重复陈词滥调，但他的历史意识本可以更深入，本可以在历史剪裁、叙事手法、人物内心世界勘探的层面上，对自己更狠一些。这是一个完成度的问题，我并不怀疑王朔的野心和努力，但他更深的立意在漫长琐碎的叙事中深陷于迷雾，他在用北京白话解构传统历史书写的同时，并没有让我看到一个更有创造力的东西。王朔在做的东西，和多年前“新历史主义”在做的、王小波在做的（例如他写《红拂夜奔》），其实殊途同归。但王小波至少在批评乌托邦幻觉、苦难叙事、民粹主义后张扬理性和自由的可贵，提倡一种审慎的、基于理智与共情的人生的态度。王朔解构后捍卫的是什么呢？这其实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三、王朔：一个夹在反抗和迎合中的人物

很多读者阅读《起初》，冲的是王朔的名头，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太理解，王朔对上一代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说他是一个九十年代标志性的文学人物？

王朔本名王岩，满族人，出生南京，祖籍辽宁鞍山，大院子弟，在他出生那一天（1958年8月23号），金门响起炮火声，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正在对据守金门岛的国民党军发动猛烈炮击，国民党军亦做出反击。按他自己的说法：“我出生在八二三炮战这天。按迷信的说法，不知有多少冤魂托身，小时候不觉得，四十以后发现脸上带著一股戾气。”

王朔说话直接，有孩子气，他擅长写小时候经历过的事、写通过孩子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以文字中颇有君特·格拉斯《铁皮鼓》的荒诞意味。

他盛年时嬉笑怒骂，甚至化用别名批评自己，但骨子有一股柔情，对于至情至真之人，他有恻隐之心。王朔是个正经人，但他要用不正经来包裹他的正经。有一类人本来不正经，要装作正经的样子，这类人很多，王朔要面对的就是这类人，他要用自己的笔，来戳破那些道貌岸然和装腔作势，所以他一度把自己活得“特别能战斗”，成了文坛“坏小孩”的代表。

王朔并非孤军奋战。他在文学界中不乏拥趸。风头正劲时，王朔在《钟山》《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刊物都发过小说，如果他真是一个人和主流文学圈对著干，就不会有“王朔现象”的出现。

某种意义上，王朔才是九十年代的主流，他代表一种无法压制的声音，那就是把假模假样的东西从台上拉下，将事物还原成本来的模样。谁也别装孙子，站著的就是个人。

许多批评家说他俗，市场却欢迎他。在上世纪末，王朔是中国最炙手可热的写作明星和编剧，九十年代乃至本世纪初的几部现象级影视作品，比如《编辑部的故事》《我爱我家》《非诚勿扰》等，都跟王朔有关。

如果要为中国1990年代选一位代表性作家，综合文学功底、影响力、象征意义，王朔也是不可忽略的人选，因为，他真切地影响了一代人，掀起过一场反思语言和价值体系的风潮。

此前友人问我，王朔和王小波是同时代人，两个人都具有反抗气质，但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截然不同？解题之处在于出身和成长环境。

王朔是大院子弟出身，所谓“红旗下的蛋”，从小对卫国守边的军人生活耳濡目染。之后，他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可以说人生的前三十年，王朔经历了两次天翻地覆，“根正苗红”所带来的优越感在时代中慢慢磨成了五味杂陈。说他是“痞子文学”、拥护商业，或者说他与主流保持一种暧昧、说他其实是“假反抗”，都有道理，但不够详尽。

王朔的一只脚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另一只脚又踏在改革开放的土地上，享受著市场经济的红利。他在生存经验上受惠于“公家”，他的成功经验中，又有对“反抗权威”、“亲近民间”的九十年代话语的巧妙利用。他把崇高打倒在地，自己却没有能力建立新的价值坐标。于是，读他的文字很过瘾，但过瘾完了又茫茫黑夜空落落。读他的作品，会感到失去了什么，但又没有重建什么，那是一种未完成的中间状态。

王朔是一个九十年代的宠儿，那时候他的“叛逆姿态”很新。但迈入新世纪，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成为定局以后，王朔依然有名，只是已不再是弄潮儿和先锋者。王朔2007、2008年出版的作品《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口碑明显没有之前好了。

当一个个“小王朔”抢班夺权的时候，王朔依然有执著。他需要一个交代，一个给自己文字生命的交代。无论是《看上去很美》《致女儿书》还是《新狂人日记》，都担不起这份重量，但一百四十万字的《起初》可以。这就是王朔的执念。

四、王朔真正的价值和局限

九十年代王朔的真正贡献在于：第一、他对北京白话的创造性使用。使得北京白话在老舍之外，有了另一种进入文学的方式，这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和创造性的；第二，他激励人们重新思考艺术内部的分界。通俗文学一定就低人一等吗？影视剧是否能成为艺术？又是谁人为制造了雅俗之分？王朔持续在用小说和影视剧创作推动这个议题，他的小说不被一些纯文学爱好者认同，但他又是能代表九十年代精神气质的一位作家，而他在中国影视剧发展中的作用、分量更不必说。未来，王朔在影视剧史上的地位，或许更高于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至于说王朔作品中“反抗权威”、“亲近民间”的精神、姿态，其实他的身份和所得决定了，他很难构成真正的反抗。过了“动物凶猛”的阶段，人会变得柔软，不只是追忆“阳光灿烂的日子”，也是知道那“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终究有冷暖自知的成分。

王朔不是变保守，他只是知道九十年代的姿态已经不合时宜。王朔是一个擅于解构却无法建构的人。他曾经与一切看不顺眼的东西为战，但他拥抱的那些——娱乐、商业、消费主义、民粹倾向，现在都已经成了潮流。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故作姿态只能是一种撒娇。

当王朔离开时代浪潮，从以他本人命名的时代符号中抽身而出，他更像是一个退隐者和本分的写作者。骨子里，王朔知道自己的软弱，在《致女儿书》《我的千岁寒》中，他甚至毫不掩饰这种软弱。那脆弱让人伤感，让人喜欢，却也让我们更意识到他的局限。

在新作《起初：纪年》中，王朔看起来变了，但你发现那个内核其实并没有变，他只是换了个时空。小说里不断出现的北京白话、拉家常的氛围、对于英雄悲剧的追缅、对于死亡的思索等，其实仍是王朔的舒适区，也跟他的生活密切相关。

所以，喜欢王朔的读者会很喜欢这部作品，不喜欢的就会觉得又臭又长。因为在书中，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活在90年代的忧伤影子。他越是热情地跟我们讲述，我们就越叹息，因为我们看到了一个人注定被他的时代封印。而这，几乎是大部分写作者的宿命。

五、了却了汪曾祺的一个心愿

最后，不妨说一段题外话。在王朔写汉武帝之前，其实汪曾祺也计划写一部名叫《汉武帝》的长篇小说。

文学季刊《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一期有一篇文章，名字就叫《汪曾祺未竟的“汉武帝”写作计划》（作者徐强）。文中介绍：“他（汪曾祺）有一些系列作品的写作计划完成了，但还有若干计划则因种种缘故没有实现……长篇小说《汉武帝》的写作计划属于后者。”

据说汪曾祺为写《汉武帝》酝酿了十五年。他对汉武帝本人有著浓厚的兴趣，这倒不是因为他热爱这位皇帝，而是因为在汪曾祺眼中，汉武帝是一位“变态心理学”的代表，他的一生既是一部命运史诗、悲剧小说，也是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高度概括。

汪曾祺不是一位犬儒主义者，他只是一位清醒的“后撤步大师”，当你以为他“岁月静好”的时候，他其实在琢磨如何用婉转的方式，为过往遭遇的荒诞留下一份见证。所谓古人，无非假托言今的手法。

汪曾祺熟读《史记》《汉书》《后汉书》，对汉代乐府熟读成诵，他写汉朝该是活色生香、别具一格的，但可惜直到汪曾祺去世，《汉武帝》终未面世。王朔和汪曾祺文风截然不同，但他们曾身处同一片天空，感受过时代变幻的寒与热。王朔写汉武帝，或许不是为了歌颂汉武帝，而是写下一种长久发生在中国的命运。

作为人至暮年，棋手终局的作品，这本《起初：纪年》能否再度唤起新青年的感动？也许，这一次王朔打了一场漂亮的“败仗”，他的语言风格和精神气质一如既往，而他与时代的矛盾仍没有得到化解。但至少，比起许多早就罢笔的同代人，王朔的冲锋已经足够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