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荆论坛》专稿/转载请标明出处

木 木 I 国家机关高级研究员
 

香港是一本很难读懂的书。为什么难读，历史错综复杂，文化多元交融，社会关系盘根错节，这些都是原因。并且，改革开放40多年来，香港实际上充当了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沟通的桥梁，也是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较量的前沿阵地，各种力量相互作用，鱼龙混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如何看待和对待香港，有认知方面的差异，更有立场上的考量。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以唯物史观的恢弘视野和严谨逻辑，揭示了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沧桑巨变，也为解读香港提供了指南。

《决议》第四部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13个方面深刻阐述了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其中，第12方面讲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约2/3篇幅集中论述港澳问题。这部分内容虽然只有8句565字，但信息量巨大，可以说无一字无出处，全面回答了对香港局势应当怎么看，香港工作怎么干，近些年干了什么、成效如何等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敏感性的紧迫问题。
 

事非经过不知难！站在新的转折点上，学习历史决议，解读香港问题，我们更能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一治国理政重大课题的不懈探索，感受到中央在落实对香港全面管治权过程中展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和智慧，感受到我们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建设好的伟大历史担当。
 

一、怎么看：「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决议》开宗明义地指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同时，一个时期，受各种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这一科学论断，应当成为我们看待香港局势的根本立场，是著眼点，也是立足点。
 

香港回归祖国25年，同时是「一国两制」实践25年。不可否认，从25年来香港行政立法司法实践看，虽然回归了，治权并没有完全回归，人心回归更是任重道远。香港政治生活中一度出现三大反常现象：中央探索用香港行得通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投鼠忌器，对港工作陷入被动；反对派食髓知味，裹挟民意，把香港变成游行之都；特区政府管治权威每况愈下，行政主导形同虚设。特别是「修例风波」发生后，面对扑朔迷离的香港局势，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用今天形势丈量昨天现实的「事后诸葛亮」苗头，似乎过去20多年一无是处。《决议》高屋建瓴，一锤定音，明确肯定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给人以拨云见日的强烈感觉。判断「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的成效，既要看香港的繁荣稳定是否得以保持，更要看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之所以说「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香港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把一个经历了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地区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界局势早已今非昔比，我们的国体和政体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惟一合法执政党。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范围覆盖全国，回归后的香港理所当然包含在内；另一方面，鉴于香港的特殊情况，党在香港需要采取不同于内地的执政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即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党的执政方式又面临一个新的转变，即从单一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转向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和小块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并存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这是党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没有先例可循。25年来，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总方针下，党对香港的具体执政方式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中。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回归初期，比较强调不干预，徐图之；2003年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成立后，兼顾不干预，有所为；十八大以来，逐步落实全面管治权。每一阶段的探索，都为我们寻求恰当的治港模式，把香港有效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进一步把握「一国两制」规律，积累了宝贵经验。总体上讲，中央政府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了管治，与之相应的特别行政区制度和体制得以确立，而香港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
 

其次，香港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香港以其所处的独特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香港利用拥有欧美市场配额等优势，为内地带来大量出口订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80%以上的制造业转移到珠三角等地，促进内地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发展，助推内地产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由香港引入的资金，占我国引进外资总额的一半以上。香港还是内地企业境外融资和对外投资的窗口平台，很多内地企业正是通过香港逐渐熟悉和适应了国际市场，融入了国际体系。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占香港上市公司总数50%左右，市值接近70%。随著产业和资金的引入，技术、人才、管理也大规模流入，重塑了中国的商业文化和市场经济秩序。改革开放取得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毋庸讳言，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有港澳这个不可替代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与此同时，国家40多年高速发展释放出空前强劲的生产力和市场需求，使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腹地，中西合璧，更具活力。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自身特色和优势得以保持，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巩固了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继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
 

树欲静而风不止。反中乱港势力不愿意看到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化，两地同胞共享祖国日益强大带来的尊严和荣耀，一刻也没有停止捣乱破坏分裂活动。从2003年大游行到2012年「反国教」，从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9年「黑暴」，每隔七八年，就要发生一场大的风波。但这些不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主流，即使像「修例风波」那样的港版颜色革命，反中乱港活动猖獗，香港局势一度出现严峻局面，也只是「一个时期」的非常现象。对此，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增强风险意识，充分认识到维护国家安全始终是香港的首要问题，无论当年23条立法受挫，还是香港国安法让香港重回正轨，都表明了这一点。同时，要坚定信心，坚信回到祖国怀抱的香港已经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这一进程。事实上，每场大风波后，香港都会迎来新的局面，站上新的台阶，实现更大发展。
 

二、怎么干：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已进入「五十年不变」的中期，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老情况老问题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际大环境和香港小气候的共同作用下，香港工作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从左和右两面都出现了一些质疑「一国两制」的声音。此时此刻，《决议》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这是政治原则，也是工作方法，是处理香港问题、做好香港工作的根本依循。
 

一是要始终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不仅是解决香港回归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治港之策千条万条，「一国两制」是最根本的一条。任何思路、举措、办法，都不能突破「一国两制」的天花板。当然，下好「一国两制」这盘大棋，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中央一再重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也要全面准确，「不变形、不走样」。具体而言，要把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结合起来，把维护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结合起来，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结合起来，把发挥中央在重大问题上的主导作用与强化特区政府的主体责任结合起来。两个方面要成为有机整体，不能互相消耗，也不能顾此失彼。在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中，中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是单一制国家，香港是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中央要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同时要对香港的高度自治权行使监督权。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使命，是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澳门建设好。
 

二是要加强制度建设，坚持依法治港。香港问题的实质是管治权之争。把管治权落到实处，一靠完善制度和法律，依法治港，二靠爱国爱港力量牢牢掌握管治权。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其中之一就是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制度体系，是由一整套完备的法律制度构成的，包括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以及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一系列具体制度安排。从「一国两制」实践过程看，这些法律制度有的需要坚持，有的需要激活，有的需要完善。同反中乱港势力的较量，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政治斗争，而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政治问题法治解决，有强大的民意基础，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反「占中」以禁制令清场，反「黑暴」以香港国安法立威，都是法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的成功范例。
 

三是要确保治港者必须是爱国者。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样，管治香港的大政方针和制度体系确定之后，管治者就是决定的因素。依法治港，终究要落实到爱国者治港上。要求治港者爱国，是在香港从政的基本政治伦理，或者说是职业道德。首先，它无关乎意识形态。正如邓小平指出：「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是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他们可能不赞成内地的社会主义，但会自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其次，它不是对普通市民的要求。不爱国的人，包括外国人，只要不违反法律，还是可以在香港正常工作和生活，只是不能参与管治。那些与外部势力勾结，主张「港独」、「揽炒」以及挑战国家根本制度的人，不但不是爱国者，要坚决排除在管治架构之外，一旦触犯法律，还必须依法严肃处理。
 

三、干了什么：四大举措，标本兼治
 

面对香港局势一度出现的严峻局面，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标本兼治的措施。《决议》明确指出：「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健全中央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全面管治权、完善特别行政区同宪法和基本法实施相关制度机制的重大决策，推动建立健全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支持特别行政区完善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依法设立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坚定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严厉打击分裂、颠覆、渗透、破坏活动。全面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港澳同胞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短短四句话，精辟概括了近年来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中央对港工作新思路的四方面重大举措。
 

第一，制度建设。针对香港实际，坚持问题导向，制度建设主要在三个领域取得突破：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修改完善特区选举制度，完善特区公职人员宣誓制度。三项制度及其执行机制深入人心，实施效果十分明显，在此不赘述。总的看，它们以霹雳手段驱散香港政治阴霾和种种习非成是的怪现象，以菩萨心肠唤醒港人的国家意识、政权意识和政治人物操守意识，定下了香港政治活动的合法渠道和游戏规则，确保政治生态健康发展。去年下半年以来，新选举制度下一系列重要选举的成功举行，表明这一制度设计对于推动形成社会各阶层各界别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第二，机构建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央层面成立国安公署，特区层面成立国安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突破口，切实行使全面管治权。这是回归25年来，理顺中央与香港关系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有了机构，才有抓手，宪法和基本法赋予中央的宪制权力才能在香港落地生根。在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之下，中联办、国安公署、外交公署、驻港部队四足鼎立，定于一尊，确保香港牢牢根植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第三，政权建设。长期以来，爱国爱港力量同反对派及其背后外部势力的斗争处于一种缠斗状态，他们一直企图通过削弱和瘫痪特区政权力量，煽惑民意，把香港变成独立半独立的政治实体乃至反华反共的桥头堡。由于种种原因，特区政府长期处于弱势，行政主导未能真正落实。2019年「修例风波」中，反中乱港势力无所不用其极，特区政府几乎陷于瘫痪。中央及时出手，通过依法止暴制乱，支持特区政府有效施政，遏制外部势力，打击破坏活动，多管齐下，大力加强政权建设，牢牢掌握特区管治权，稳定了香港大局。
 

第四，融合发展。2019年2月，中央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在「修例风波」前夕出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为由乱转治后的香港指明了发展方向。香港的未来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主要舞台在大湾区。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切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不断增强港人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是香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央坚持当务之急与从长计议并重，立足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高度解决香港乱象的重大举措。这些举措环环相扣，取得显著成效。《决议》深刻指出：「这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理解这句话有两个关键词：一是重大转折，二是坚实基础。
 

《决议》是系统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经典文献，文中还有两处讲到「转折」。一处是遵义会议，表述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另一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表述为「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用「生死攸关的转折」讲遵义会议，用「伟大转折」讲十一届三中全会，讲香港变局则用「重大转折」，反映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以及事件的不同重要程度，但同样指出了其拨乱反正的意义。拨正航向，才能扬帆远航，未来可期。不过也要看到，转折不等于大功告成。正如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还要经历千难万险，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还会波澜起伏，香港的稳定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决议》把这次重大转折定位于「为推进依法治港治澳、促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打下了坚实基础」，并把这句话作为集中论述港澳问题的结束语，可谓意味深长。「基础」是根本，也是起点。它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对香港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有著清醒认识，对做好新时代香港工作拥有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坚定决心。
 

四、前路漫漫：让历史之光照亮未来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矛盾交织，香港稳定局面来之不易。我们要倍加珍惜，接续奋斗，行稳致远。真正有效的治理，恢复秩序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心回归，以及如何更好发挥香港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是更需要破解的难题。发展才是硬道理，新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竞选政纲中72次提及「发展」二字，殷殷之情，可见一斑。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香港从来没有缺席。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香港被割让，是中国梦的历史起点。从此，一代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不懈努力。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香港作为军事指挥中心和经费物资筹措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香港海员罢工、省港大罢工具有标志性意义；中国共产党开辟华南敌后抗日战场，香港是一个重要支点；1949年前后，大批民主人士经由香港北上，参与建国大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对香港采取「暂不收回，维持现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争取了巨大的战略主动：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西方国家，有利于打破欧美对我国的外交封锁；抗美援朝战争中，香港爱国商人冒著危险，将一批批战略物资运往前线；中苏关系交恶后，香港几乎成为中国惟一出海口。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香港更是以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起到了投资兴业的龙头作用、市场经济的示范作用、体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双向开放的桥梁作用、先行先试的试点作用和城市管理的借鉴作用。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名言「香港好，国家好；国家好，香港更好」，无疑是改革开放以来香港与国家关系的真实写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著国家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事业也进入了新时代。中国以日益增长的实力参与世界秩序重构，已经从追赶时代发展到了与时代同步，并在某些方面开始引领时代。随著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一个以国内国际双循环、「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引领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整个20世纪，中国对外联系的总体态势，是落后对先进，不发达对发达。香港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人，工业化、市场化起步较早，长期形成了一种对内地的优越感。新世纪以来，这一态势逐渐改变，香港的相对实力下降，在国家对外开放中的传统功能被其他城市分解，自身一些深层次矛盾也日益暴露出来。40多年风风雨雨，香港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但由于回归前香港就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各方面体制机制趋于成熟，这些变化看起来没有内地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产生以不变应万变的倾向，抱残守缺，把「五十年不变」作了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其实，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指出：「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之际，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风险挑战。内地在快速发展，香港没有及时调整发展思路，却因产业空心化、地产金融高度垄断、经济转型困难，发展空间愈益狭小。深圳、广州等周边城市在人才、资本、生活方式等方面对香港形成越来越大的压力。港人在与内地交往中的话语权有所减弱，难免产生失落感和沮丧情绪，有的发展到怨恨和偏激。
 

香港在新时代的发展定位，深深蕴含于国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进程中。几十年来，香港在国家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但随著中国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渐形成和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香港的角色要相应改变。同时，中央逐步落实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美西方越来越无力把香港变成颠覆中国的基地，香港受到的制裁、打压将愈发频密和严厉，过去从美西方获得的「特殊优惠」和「发展机遇」将不断被剥夺。香港必须适应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中国参与大国博弈中实现自身角色的提升。显然，不能再满足于传统的桥梁作用，要从国家对外开放的「桥梁」变成全方位开放的「桥头堡」。桥梁只是通道，桥头堡自身拥有战斗力。
 

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是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应有之义，也是香港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需要。怎么融入，从哪里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和最现实的舞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新时代党中央立足全局和长远作出的重大谋划，也是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重大决策。建设大湾区，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进一步提升湾区城市在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大湾区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与「一国两制」两大国策的交会互动。粤港澳大湾区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条件下建设的，这应被视为多元融合发展的潜力和优势，而不应成为不作为的借口。
 

建设好大湾区，关键在创新。要在「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框架内，结合粤港澳三地实际，创新体制机制，促进要素流通。香港作为传统的创新创意之都，大有可为。首先要练好内功，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同时要打开视野和心胸，积极主动地参与其中。如果说改革开放曾经是香港发展的最大舞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则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做大湾区建设的积极持份者，理应作为香港新时代发展的核心定位，也是香港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从地理位置看，「香港—深圳—广州」构成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主轴，将对其他城市产生广泛辐射作用；从产业合作看，香港的科研创新能力，深圳的新技术研发能力，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制造能力和广阔市场，将形成庞大网络，迸发出空前活力。可以预见，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内外循环的交汇枢纽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将充当国家尺度与全球尺度的转换器，推动改革衔接、开放协同、发展联动，在中国与世界之间搭建起一个对话、交流、合作平台。那时候的大湾区，既是岭南历史文化的地标，更是现代都市文明的窗口，科技创新的样板，金融服务的富矿，高水平人才聚集地。这是大湾区的前途，也是香港的前途。要知道，不管香港存在多少深层次矛盾，在1,000平方公里、700万人口的狭小范围内解不开的结，在60,000平方公里、7,000万人口的广阔空间内腾挪，就不是什么问题了。香港正处于由乱到治、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大湾区建设中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有志当领头羊，不做陪跑者。
 

香港的真正价值，不体现在经济数据的简单比拼，而体现在以国际化的规则和文化为内核的软实力。一方面，香港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单独关税区，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维持简单税制及低税率，拥有充分的公平竞争环境。香港可以发挥自己国际联系广泛、专业服务发达、高校资源丰富等优势，与内地的广阔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结合起来，内联外引，优势互补，积极参与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高水平开放。另一方面，香港作为多元文化共存、中西文化汇聚的国际性城市，有著不同于内地任何城市的独特魅力。充分利用「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空间，保持自己的特色，香港自有不可取代的存在价值。香港就是香港，不要变成深圳，也不可能成为新加坡。中国正在迅速崛起，全方位与世界磨合互动。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香港在金融创新、专业服务、社会治理、城市管理等诸多方面，可以发挥借鉴作用、探索作用以及缓冲作用。香港如果变成了深圳，对国家的意义就失去了充分的国际性；如果按新加坡模式运作，则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问题。并且，保持香港的独特性，包括独特的话语体系，更有助于传播中华文化，讲好当代中国故事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故事，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文明互鉴、民心相通。人心回归，不是自说自话，终归要在相互交流中才能实现。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机缘。想当年，改革开放大潮初起，沿海各地推出种种招商引资优惠措施，使香港本地制造业面临巨大冲击。那一代香港人没有停留在抱怨上，而是抓住机遇，挖掘潜力，或跨过深圳河北上，或留在香港发展，创出一代辉煌。今天，肩负新时代新使命，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更要保持开阔的胸襟，进取的精神，切忌敝帚自珍，故步自封。国家发展快，两地差距缩小，不应被看作香港出现问题的原因，而恰是增强自身活力解决深层次矛盾的机遇；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不应纠结于香港「被规划」的疑虑，而恰是发挥独特优势的舞台；中国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不应冷眼旁观，而恰是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用武之地。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迭加」，前海深港合作区空前大扩容，口岸经济带开发方兴未艾，香港政府也破天荒地提出「北部都会区」计划。这是新形势下的双城故事，也是新时代的湾区故事、中国故事。香港的前途，将始终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频共振，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本文发表于《紫荆论坛》2022年7-8月号第7-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