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亚光

人类对摩天大楼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对于一座没有去过的城市来说，它能给我们留下的最深的印象，莫过于留在各种影像里的天际线。高耸入云的大楼不仅有著极高的辨识度，更是毫无遮掩地彰显了人类的技术能力：毕竟，在建筑上不断突破高度的极限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趋势，它需要建筑材料、结构工程、电梯运输等全方位的技术基础作为支撑。追求建造更多的高楼，也因此似乎成为一座希望融入世界现代化大潮的城市必须积极投身的事业。

在过去二十年间的中国，与经济一同飞速发展的还有楼层的高度。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现在拥有世界40%的超高层建筑，150米、200米、300米以上的建筑数量都位居全球第一。不过，今年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指出，要严格限制新建250米以上建筑，不得新建500米以上建筑。据《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业内专家人士表示，这一政策变动，可能让中国的摩天大楼时代终结。而在此之前，自2020年开始，我国已经多次颁布「限高」的政策。

除了安全隐患、成本因素之外，旷日持久的疫情同样也带动了全球范围内对摩天大楼建筑思路的反思。很多人认为，疫情带来的频繁居家办公，可能让原本就空荡荡的摩天大楼的闲置空间进一步增加。甚至有媒体刊发的文章，直接以「疫情之后，摩天大楼时代终结？」为题。

不过，在著名建筑评论家迪耶·萨迪奇看来，这些唱衰摩天大楼的论调可能都不靠谱。在他今年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新著《权力与建筑》中，萨迪奇以一贯诙谐、辛辣而又精准的笔调，调侃了人类对高楼大厦的迷恋。而纵观历史，这种「幼稚」的迷恋恐怕并不容易消散。萨迪奇写道，世上一大荒谬就在于，「那些最自诩理性、冷静、谨慎的商人，却总是一头扎进高楼大厦里，想要造出一座比之前那座更高的大楼」，「他们想建造高楼的不理性冲动，很多时候就只是为了要当世界最高的那一个」。

不过，呼应这本书的标题，这种摩天楼迷恋并非全然是简单的非理性，其背后有著萨迪奇一直很关注的权力问题。而他的这个著眼点，其实也得到了不少其他作者的呼应。人们出于什么原因追捧摩天大楼？这种追捧背后体现出哪些权力意志？未来，这种追捧会改变吗？本期读刊，我们从萨迪奇的这本新书出发，给大家分享有关这一话题的有趣观点。

高楼综合征：

为何摩天大楼特别适合展示权力？

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中写了不少有意思的轶事，比如，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修建的「荣誉广场」，用其洁白反光的墙面和四处环巡的探照灯营造出了一种奇特的空间压迫感，让前来谈判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共和国总统哈查面露菜色，也将国土拱手让给了纳粹。再比如，美国的小布什总统几乎全盘照搬了前功勋总统杰弗逊的总统图书馆设计风格，希望借助前辈的光辉一扫连任失败的耻辱。

秉持这种解构权力的姿态，萨迪奇将人类对高楼的追逐描述为一种「高楼综合征」——养宠物的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是那个用来形容猫咪的症状。据说猫的「高楼综合征」指的是猫由于专注于鸟和其他动物而失去平衡，从高楼上掉下的状态。不过，对人来说，这种综合征首先体现在遭遇高楼时的那种「震撼」感。萨迪奇举了曾经世界上最著名的摩天大楼美国世贸中心双子塔的例子，「当你穿过双子塔之间的广场时，会觉得高楼的重量直接『压』了过来，所以你会需要一定的决心才能走过这个广场...双子塔似乎把广场的空气压缩了，逼迫你用血肉之躯与之对抗」。

这段描写形象地点出了不少人面对摩天大楼时产生的那种敬畏又窒息的感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双子塔的设计师、大名鼎鼎的山崎实（Minoru Yamazaki）曾说，即便他常常站在高楼之上，还是有很严重的「恐高症」。萨迪奇觉得，这就像一位米其林大厨说他食盐过敏一样给人以矛盾感，但却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摩天楼这种人造物如何反过来让人所臣服的——它持续给人造成控制感。

即便回溯到摩天大楼最早期的历史，这种「令人仰望」的效果已经是建筑师们的追求。丹·克鲁克香克在《摩天大楼》一书中详细地爬梳了公认的世界第一座摩天大楼——芝加哥瑞莱斯大厦（Reliance Building）的建造过程。这座在当时风格超前的建筑不仅通过外层玻璃和白釉陶板的设计给予路过的人们极大的视觉冲击力，还将用于分隔玻璃窗户的窄条型陶板竖框数量不断增加，进一步强化大厦的高度「令人仰望」的效果。

当人们检视世界上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时，常常发现它们存在一些「虚高」：在实际的建筑物高度外，开发商会在这些大楼的顶部放置尖顶或者塔楼，让其高度大幅增加的情况下，还付出了较少的成本。这也就是建筑界常称的「虚荣高度」（vanity height）。比如著名的迪拜哈利法塔，从塔底到塔顶高828米，但最高的占用楼层只到585米。当然，这个摩天大楼的顶部区域也不一定都是「虚高」，比如一些超高楼会在这个「虚荣高度」的区域安装用于保持楼梯稳定的阻尼器。

如果仅仅是说「建筑是某种权力意志的外化」，那么似乎人们可以说，能外化权力意志的事物有很多，建筑有什么值得特别一提的呢？萨迪奇认为，对于追求权力——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的人们来说，建筑有著表达意志的独特能力。许多研究都表明，人的控制欲会明显体现在对空间的掌控中。此外，建筑是我们生活里最常见到的、最宏大的文化形式，人们在建筑中生活和交往，仿佛控制了建筑空间就能对他人真正地施加影响。从地基开始目睹一座属于自己的摩天大楼崛起，似乎宣示著它的阴影覆盖之处，即自己占有之地。

「世界是垂直的」：

摩天大楼的权力隐喻

虽然在古代，人们也热衷于建造更高的建筑，但这种热情无疑和现代社会最流行的一些观念更相契合。正如瑞莱斯大厦成为后续诸多未来主义建筑的灵感来源，摩天大楼象征著发展的速度和进步的愿景，被人们认为是指向未来的。用学者史蒂芬·格拉汉姆（Steven Graham）的话来说，大部分用来形容地位、品质、力量、成就的字眼，都和一种「垂直」的观念相关。比如「supreme」（最高的）一词，源于拉丁文的「supremus」，是「superus」的最高级形式，而后者的意思即是「在上方者」——这似乎从一个刁钻的角度解释了人们通过建筑来彰显自己权力欲望的动机。

格兰汉姆写过一本专著叫《世界是垂直的》，读者们看到这个书名可能会会心一笑。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指向的正是大名鼎鼎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的那本《世界是平的》，因为格拉汉姆在书中讨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当下学界对「垂直权力」的忽视。尤其是人文地理学，在研究权力问题时很大程度上被一种「水平透视的地理空间观念」主导（比如研究殖民扩张的问题），而忽视了对纵向空间中权力问题的考察。一个例证是，批判都市研究中极具影响力的《布莱克威尔城市指南》（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City）从未提及「垂直」（Vertical）一词。可以说，探寻摩天大楼背后的权力问题，是一个亟待关注的课题。

在这本书中，格拉汉姆还提出了不少有关摩天大楼的精妙洞见，这些洞见也相当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比如，摩天大楼在现代社会基本上是一种最典型的「权力阶梯」隐喻，它物质化了大企业最普遍的垂直阶层结构，用他引用的意大利记者马克·达拉莫（Marco d』Eramo）的话来说，人们在攀爬摩天大楼的时候只会向上凝视，一定程度上，这种建筑形式让你只尊重那些在你上面的人。

格拉汉姆还介绍了两位学者的观点。人类学家王爱华（Aihwa Ong）认为，奇观式的垂直巨型建筑的建造经常被视为亚洲与中东国家及相关精英人士倾注心血之地。如吉隆坡石油双塔等奇观式建筑的建造，能以杠杆的方式操作房地产的价值，同时为本地人民制造乐观的未来愿景。现代城市偏爱打造摩天大楼「林立」的景观，仿佛本国和其他国家的比较也因此可被楼层的高度指标化，这适应了现代社会追求「竞争」的氛围。

此外，地理学者玛利亚·凯卡（Maria Kaika）的观点也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她认为全球范围内摩天大楼的不断「增生」也反映出日益集中的财富与权力。摩天大楼成为最能代表一个城市的地标式建筑，恰恰反映了这些城市之于全球精英们已不再重要。他们能够「不将身份和财富与任何一个单一特定的城市形成联结」，他们就像这些凝结著资本、金融产业的摩天大楼中的「跨国房客」，可以在这些标志性建筑构筑的全球网络中自由地流动。在全球资本流动的地图网络中，只有摩天大楼这种标志性之物是重要的——而显然，它们隔绝于普通的民众。凯卡认为，城市核心区外的居民也就因此得面对一种「傲慢」的、无法接近的权力地景。

这种来自「无法接近」摩天大楼的民众们的批评，曾经出现在双子塔刚于纽约落成时，也曾出现在吉隆坡和安哥拉。萨迪奇在《权力与建筑》中就写道，世贸中心起初在人们眼中就是一块「孤立而令人生畏」的飞地，周围的一切都遭遇它的挤压。吉隆坡则是为了打造石油双塔，急忙拆除了市中心的一个赛马场。从各种意义上，摩天大楼制造的敬畏感代表著一种权力的威压，让原本的城市区域感觉到不适，而这可能正是权力生效的结果。

也正是因此，城市理论家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曾经不无调侃地说：「大量证据都表明，高层建筑让人发疯」。不过，尽管摩天大楼彰显的权力会令人不适，但事情可能还没到最坏的地步。建筑理论家凯基·瓦纳利（Kazys Varnelis）提到一个有趣的说法：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可见性」并非美德。换而言之，我们如果还能将「特朗普大厦」这样的大楼当作某种政治经济的象征进行反思和批判，说明我们依然能够有效地识别出权力的野心。然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倾向于让这些权力变得更为隐蔽，以至于接受其控制却不自知。

疫情之后，「摩天大楼热」

会就此终结吗？

随著全球疫情的持续，居家办公依然会是人们常常需要面对的境况。不断增高的空置率使得人们对兴建新的摩天大楼似乎望而却步。卫报2021年的一篇《摩天大楼的时代终结了吗？》就指出，伦敦近年来的高层建筑规划申请锐减。除了可能的高空置率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亲近自然的需求。疫情中生发出的一种「新都市主义」思维使得更多的低层建筑涌现，它们布置在公园、绿地边，它们代表著绿色和开放，与摩天大楼代表的那种封闭式、一体化、自给自足的空间迥然异趣。

不过，这篇文章也提到，历史上对摩天大楼终结的预测并不少见。比如上世纪70年代时，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 (Alvin Toffler)就质疑过超高层建筑的未来。他在《第三次浪潮》中预测，未来随著人们工作形态的变化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办公大楼将不复存在，家庭将成为工作的中心单元。他或许难以想象，经历了八九十年代的摩天大楼建设热潮，自己在当时看似逆发展潮流而作的预言却可能被疫情后的世界应验。不过，很多城市理论家也认为，人们对面对面交往的热情将会驱动他们在建筑中聚集，这使得摩天大楼这样能容纳大量多样化人群的空间永远都有存在的必要。

学者理查德·史密斯在2021年的一篇学术文章中也指出，疫情之后，摩天大楼依然会保有旺盛的生命力。商业摩天大楼是一种「全球化特定回路的固化」，它们凝结著那些对全球化发展极为重要的产业，比如金融服务业，地方经济依赖它们与世界经济发生连接。同时，摩天大楼也常常成为城市中纵向联系不同产业的地带。高级服务业并不依赖与所服务者的接近度，但很依赖于与其他关键行业的连接，这些在摩天大楼中常常能实现。所以，史密斯认为，尽管大流行会使得我们的工作日趋数字化。人们前往城市核心从事知识经济工作的频率会下降，但知识经济的这种对连接性的需求，使得摩天大楼依然保有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