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新一届特区政府提出了“4点希望”，其中强调要提高治理水平，改变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更好结合起来”。放眼全球，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如何有效引导好市场力量促进经济发展，也能兼顾社会所需，达至双赢，一直是公共行政学和经济学的经常思考的老问题。
从“有效”到“高效”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为政府和市场的协同模式提出了“中国方案”。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旗帜鲜明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习主席对香港市场的期待，由“有效”进一步提升为“高效”。笔者认为，这一方面表明了中央对于“一国两制”基本国策下，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长期信心；也是对香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之上，提出了“效率”的期望。
香港的资源配置如何？
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一直把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在五个评估大项中，香港在“国际贸易自由”及“监管”继续排列首位。从港英政府时期至今，香港基本继承新自由主义，强调高效市场的重要性来实现高效的社会服务和达至社会公义，其核心价值在于政府要确保每个人都有均等机会创造财富，而首先创造财富的资本家，也会通过创造就业和慈善事业，形成“滴漏效应”（trickle-down effect），惠及草根。
香港发展的成功经验，新自由主义无疑应记一功，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区政府奉行小政府、私有化、市场化等概念，推行简单低税制、无外汇管制等政策，有效了吸引国际资本、企业进驻香港，开放型的市场环境的确带来了香港作为“四小龙”之一的经济成果；不少公营服务，如公共运输、能源供应、邮政、教育，也依托市场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然而，新自由主义下强调的“滴漏效应”，在资本市场急速澎胀下，创造财富的途径不止于兴办实业，也可以通过资产总值上升而提高收入，不少高精尖行业也只需聘请少量专业劳工，难以做到就业带动经济，惠及草根。
毫无疑问，市场力量能有效进行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然而在累年的发展中，市场对社会分配不均问题却是无能为力,香港坚尼系数在2016年的除税前及福利转移前的原住户坚尼系数为0.539，除税后及福利转移后的坚尼系数为0.473，两者均创45年来新高，反映本港的贫富两极化问题持续恶化。
有为政府同高效市场的更好结合
一是主动拓展香港多元化产业的思考路径
受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政府在推动产业化的过程中，角色较多是以监管、扶持为主，传统四大经济支柱受惠于继承下来的市场环境日益壮大，但现行政府的治理理念，政府可采取什么手段，加大经济诱因，推进多元化发展，“把饼做大”？
以创科为代表的新型产业为例，在缺乏政府主动引导的环境下，由于缺乏市场诱因，资金、人才、成果转化等基本要素难以成型。单纯依靠市场的资源配置，市场要素仍然涌向传统行业，无法主动回应香港在“十四五”规划中所承担的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任务。
根据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的基础设施排名中，香港在131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1，政府在创新科技上已累积投资超过1300亿元。虽然政府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这两个初始阶段投入可观，但隔河相望的深圳市已经再往前走了一步，构建起了全过程的扶植链条。2021年深圳市第七次党大会已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构建起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发展品质跃上更高台阶，建立起‘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生态链。”
同时，新加坡也早在2000年便制定了由政府主导的生物医药科学计划（BMS）,政府在投入端每年直接支持15亿新币研发经费、在政策端提供企业及专门人才税收优惠、在管理端直接参与科学园区的运营。通过二十余年的建设，现已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医药研发和成果转化中心，世界知名制药机构均在新加坡设立研究基地。
下一步，香港特区政府可以加大扶持产业力度出发，联同深圳市政府锻长板、补短板，除了在资金上加大投入科研力度，协助攻克“卡脖子”技术外，更善用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等创新创业基地，既协助解决香港青年“四业”问题，也在成果转化，扶持新兴企业发展壮大著手，加大力度从资源上搬出更多空间吸引高端企业和人才驻扎香港，从法规上更要适度提供税务减免，特府也可善用商界优势，引导香港年青创业家培育成就梦想。
二是善用市场力量，形成合力推动社经发展
在核心问题上，“有为政府”的仍然是为了保障市场“高效”。政府的角色是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和促进者，其目的在于提供市场诱因、引导市场要素有效运作。“有为政府”不是也无法取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若在这个核心价值上出现偏差，则有悖于中央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辩证协同思路，甚至有可能南辕北辙，令香港失去在“一国两制”制度设计中的独特优势。因此，政府在市场的行为应要谨慎，避免使市场受更多不必要的限制，不应粗暴破坏市场秩序，阻碍市场运作和经济发展。
在制度问题上，“有为政府”亟需突破既往窠臼。以土地制度为例，当前破解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已成为全社会共同课题，土地政策“拆墙松绑”的呼吁已成为各界共识。解决土地房屋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兴建公共房屋，政府应主动修改土地机制，为公屋建设和住宅开发同时“松绑”，使这些机制成为房屋建设“提速，提效，提量”的助推器，在各个置业阶梯加大供给，进而实现解决房屋问题的最终目标。其二，部分机制不合时宜。现时市场过份依赖于固有制度和机制，固化地“照章办事”，缺乏弹性，未能有效因应当前问题而造出相应改变。而在政府“不干预”的思维定式下，机制修改举步维艰。以土地机制为例，现时的地积比率和换地机制等亦与未能有效回应现时社会的庞大房屋需求，土地机制限制了市场上的房屋供应，反而令市场不能有效运作。
作为香港的主要竞争地区之一，未来五年，是香港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在中央的关心爱护下，相信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拿出更大的胆识魄力，用科学实干的产业规划引领经济发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书写香港良政善治的崭新篇章！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北京市青联委员、香港菁英会副秘书长、香港广州青年总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