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七一」，香港各项庆祝活动已经陆续启动，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营造了喜庆氛围。另一方面，作为「50年不变」的「中间点」，作为香港过去三年巨大起伏的「结尾」，这个「七一」被赋予了更加特别的意义。如何看待过去25年「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一国两制」对香港还有没有价值？此时此刻，正是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

「一国两制」实施成果显著

如果要简单评价「一国两制」在港实践是成是败，不同立场的人一定会有不同看法。

那些想借「一国两制」排斥中央管治、把香港变成独立政治实体、或试图进行渗透、颠覆的人，一定会说「一国两制已死」；那些对西方文化对香港的特殊性缺乏理解的人，会认为「一国两制」还不够成功。尽管论者各执一词，但评价一个政治构想的成败，并非完全没有客观标准，那就要看其实践结果是否实现了「初衷」。

香港基本法「序言」清楚表明，制定香港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目的主要有两个，即「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从结果来看，前者自不必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除香港极少数激进分子，全世界无人会挑战这一共识。

至于是否实现「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可以从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6月19日在网志中所给的数字来看：

过去25年，香港的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达到逾2.8万亿元(港币，下同)；商品贸易总额增加逾两倍，破纪录超过10万亿元，全球排名第6；总就业人口增加15%至约365万人；以香港为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的企业增加57%至接近4000家。银行总资产升逾两倍、存款总额增加近5倍、贷款总额增加近1.6倍；债券市场发行总额升19倍；外汇市场的日均成交升7倍，在全球交易份额占比由4%增加到7.6%，全球排名由第7位升至第4位。资产及财富管理规模跃升9倍，其中约三分之二来自境外。

以上这些事实摆在眼前，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从「一国两制」「初衷」的实现情况来看，「一国两制」在香港25年的实践不仅是成功的，而且成效显著。尤其要考虑到，香港不仅曾被英国殖民统治100多年，还是冷战时西方反共的前哨，是1949年后各类「逃港者」的聚集地，社会总体对中国内地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带有一定负面和抵触情绪的。

从人类政治制度史的角度看，「一国两制」不单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了两个大国之间的领土与主权问题，而且是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解决了两种社会制度共存的问题，堪称是史无前例。正因为它管用、好用，即使是在今天，坚持「一国两制」仍然是香港社会的主流共识，是香港与内地的最大公约数。

「一国两制」是香港最大优势

经历过去三年的巨大变化，不少人认为被中央落实全面管治权后，香港正在变成「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考虑到内地总体发展水平提高，香港与内地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缩小，香港在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不似八九十年代那般耀眼，这一论调在内地也不乏赞同者。但如果从更长的视角和关键领域的表现来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首先，香港影响力的相对下降是历史的均值回归。前文讲到，香港回归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取得明显进步。之所以有人感觉香港「不如前」，不是香港退步了，而是内地发展太快，过去两地之间的巨大差距明显收窄了。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香港是高度成熟的发达经济体，发展速度不及内地是规律使然；其二，香港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一直是默默无闻的边陲之地，它的兴起是多重历史因素共振的结果，曾经对内地拥有的巨大优势是历史的偶然。以中国内地的超大体量及市场规模，当中国发展进入正向积累，随著时间的推移，内地的影响力只会越来越大。

其实不只是香港，昔日「东亚四小龙」的影响力在中国内地面前都会「相对下降」，这是历史的均值回归。明白这一点，港人就不应该怀念过去面对内地的巨大心理优势，这不是历史的常态，而且这种优势是建立在国家积贫积弱的基础上的。

其次，香港在回归前建立起的发展优势及特色没有弱化。香港回归后，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普通法制度，还拥有了司法终审权。所有案件都在香港境内审理，案件终审既无需像回归前那样报英国枢密院，也无需在回归后报北京。回归25年，法治已经是香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以来，香港一直名列全球五大首选仲裁地点；在2021国际仲裁调查中，有50%来自世界各地的调查受访者表示会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排名全球第三。香港的法治水平在139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保持前列，亦持续获评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

在金融方面，回归后香港保留了自己的独立货币，且港币继续锚定美元，自由兑换。作为中国境内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城市，以GDP总量计，香港世界排名30多位，其金融系统的韧性胜过众多经济体量大过自己的主权国家，历经多场国际金融风暴而屹立不倒。过去三年，香港内外交困，「走资潮」、「移民潮」、「外企离港潮」动辄见诸报端。

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香港第五波疫情爆发、俄乌冲突、全球通胀、美元加息等内外挑战相继来袭，很难不让人担心，本就承压的香港金融系统还能不能撑得住。毕竟，连某些G20成员国的金融系统都出现剧烈震荡，特区政府虽然多次声称金融系统稳健运行，很多人依旧半信半疑。

不久前，笔者采访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余伟文，再三向他确认，得到了他非常肯定的答复。他说：香港金融体系能经受内外如此剧烈冲击，一是香港金融监管一向稳健审慎、居安思危，多项数据胜过纽约和伦敦；二是香港拥有「一国两制」优势，是内地市场与国际资本的桥梁。

余伟文介绍，香港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伴随著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提高，离岸人民币业务会逐渐成为香港新的竞争优势。

资本是逐利的，也是务实的。作为中国统治下的金融自由港、超级联系人，只要国际资本对中国发展的前景有信心，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前景就不会暗淡。

「一国两制」符合中国利益

随著「50年不变」中期的到来，人们不禁会问：2047年之后怎么办？尽管「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者邓小平早前说过，「50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前50年是不能变，50年之后是不需要变。」中央官员也多次表示，「50年之后不必要变」。

人们面对未知会有本能的恐惧，在香港2047年后的命运没有被确认之前，很难完全打消疑虑。但并非一切都是未知的，至少政治决策的规律是可认知的，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是可认知的。站在当下的时空条件，判断「一国两制」能长期坚持下去，正是因为它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其一，中国整体发展水平越高，对制度多样性的包容度越高。在一个国家内部实施两种社会制度，其中一大风险在于人们很容易对两者进行比较并得出优劣，如果国家的主体制度在这场比较中落败了，便会在国家内部引起巨大的政治动荡或社会撕裂。只有对自身制度高度自信的政权，不害怕被比较，才会容忍异己制度的存在。

1997年回归中国时，香港GDP总量约占全中国的1/5，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远高于内地。在香港回归的前十年，随著更多内地人通过自由行认识、了解香港，他们很容易在与香港的比较下自惭形秽，并对国家主体制度和自身文明产生怀疑，那时才是实施「一国两制」风险最高的时候。「一国两制」的设计者们最初一定预料到了这种风险，但他们仍然敢于实施，正是源自于对自身制度、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坚信这种差距是暂时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定会体现出来。

如果说，以前中国包容「两制」是源自于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战略自信，那么今后中国包容「两制」，则是源于整个中国社会对自身实力和制度的信心。2021年，香港GDP总量约占全国的1/50。今后，只要中国保持发展态势，这一占比大概率会更低。如果香港实施的社会制度不足以对国家构成威胁，又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中国落后的时候尚且能包容，到2047年，还有什么理由要冒著高风险去打破这种平衡呢？

其二，香港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一方面，香港是吸引全球人才的高地。在香港生活过的人都有感受，自由与法治观念浸透在社会每一个环节：城市公共服务完善、治安一流，公权力规范克制，公与私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清晰，再加上便利的出入境制度。

可以说，香港的生活方式兼具了西方社会的开放自由和东方社会的井然有序，是内地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复制的。因此，香港不仅吸引著世界各地的人才，也吸引了众多亲近西方生活方式的中国人，特别是海外留学生。只要他们在香港工作，就会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其三，香港将会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翻译」。香港身处中西方文明的交界，当西方文明程度高于中国的时候，香港是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窗口」；当中国发展水平与西方接近，甚至有所超越的时候，了解、接触中国成为西方的「刚性需求」，香港与西方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会发挥巨大作用。

只要处理好「国家安全」与「人心回归」这两个难题，香港被英国殖民统治的一百多年历史就不是包袱，而会成为中国软实力的一部分，就像经历更久殖民统治的澳门，如今成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平台。2003年10月，「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在澳门成立。也许未来有一天，中国—英联邦国家经贸合作论坛也会在香港成立。

（文章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作者为中央媒体驻港记者，本文原载于台湾《观察》杂志2022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