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由紫荆文化集团主办的“紫荆文化国际论坛——‘一国两制’的成就与展望”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论坛会期一天，上午举行开幕式及主旨演讲，下午举办主题论坛和分论坛。在主题论坛上，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英国阿伯丁大学法学院前教授安东尼·卡蒂发表演讲：

作为一名学者，我期望以这场简短演讲表明，欧洲学者，可能还有美国学者，但特别是欧洲学者，他们对香港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无视中国香港颁布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例的历史过程。在演讲开始前需要明确指出，他们如此无视的原因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显然未有正视殖民历史和19世纪的种族帝国主义的全部影响。我这一简短观点基于一位名叫玛丽-弗朗索瓦‧雷纳德（Mary-Françoise Renard）的女士在2022年5月的法国《外交世界》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发表的一篇文章。我认为，理解这种偏见的本质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同时中国学者需要以一种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方式以作出系统回应。

因此，媒体可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以严肃的学术研究为主导。仅仅说中国外交部有足够理由反对，不得干涉香港内部事务，中国最清楚他们在香港该做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的意思是，我同意这一点，但他们并不会在争论中获胜。所以，雷纳德女士发表的文章，基本上是关于北京如何“同化”香港，并“有效废除”了“两制”。我在这里想指出的不是她对中国使用的非常讨厌的言辞，而是她在历史论述中缺少的元素。

她声称2014年北京拒绝履行普选行政长官的承诺，因而引发多起示威游行，因为这是2007年起便已许下的承诺——这一观点令人震惊。但她没有提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普选法案是被立法会的“泛民”否决，而使普选无法实现。否决该法案的是立法会中的“泛民”，而非来自北京，北京并没有放弃普选的任何可能性。

她说，2020年6月实施香港国安法后，大批“民主捍卫者”开始被捕，这些人被称为广义上的“民主捍卫者”。然而她的文章对这些所谓“民主捍卫者”何以被捕，并没有进行法律依据上的考察。尽管香港终审法院退休法官、英国人烈显伦（Henry Litton）指出，这些人因触犯法律而被捕，就法治而言，对这些人的审判是完全正确的做法。但雷纳德女士不需要学习，也不需要知道。更严重的是，她没有提到从2019年7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的极端而大规模的政治暴力，破坏大学校园、公共交通、商业中心，还试图破坏警察的私人住宅、袭击警察家属。雷纳德女士基本上没有尝试描述2019年实际发生的事情。我可以保证，这是当时西方媒体的普遍做法。没有人试图去从事如此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这确实会产生一种假设——肯定有外国后援——否则怎么可能发生？但我无法验证，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最后，她反对香港国安法允许中国法院干预香港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也就是说，只要香港市民看似与外国势力勾结即可干预。她特别提到2021年《苹果日报》的关闭和黎智英被捕，我在香港时也了解并见过黎智英。但雷纳德女士没有提到黎智英在华盛顿电视转播节目中作为嘉宾（所谈论的内容），甚至是在白宫，他与国务卿蓬佩奥讨论美国如何帮助香港的“民主人士”。这可能是一条模棱两可的新闻信息，但作者根本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李柱铭建（民主）党以来，“泛民”领导人一直认为对中央施压的最佳策略是引入并呼吁西方大国进行干预。所以，这并不是对香港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的严肃学术描述。另一方面，在欧洲最严肃的学术月刊之一——《外交世界》上进行全面报道，翻译成各种不同的语言，肯定也被广大的政治家和公众人物阅读，这完全是一种误导。这种情形可以用一种推测理解，一种对作者更宽容的理解——雷纳德女士主要是一位经济史学家，当她谈大湾区经济一体化时，她会很有见地，但当她谈论政治局势时，文中的问题则非常严重。欧洲议会不打算核准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与中国达成全面投资协定的众多理由之一就是——港人权利被侵犯。

因此，这种大规模的错误信息严重影响欧中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研究中心，如香港和澳门、深圳和北京的研究中心，他们确实需要系统追踪并详尽回应这些错误，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们可以推测这些错误信息的原因，但基本上在这里可以提出最后一点——依据现已退休的终审法院英籍法官烈显伦所说，戴耀廷与受《苹果日报》怂恿的“泛民”对2020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意图是，利用立法会破坏行政机关并在香港制造混乱。我想说的是，西方不理解这一切，不理解中国在竭力维持香港“一国两制”时所面临的严重困境，不理解两种制度的运行，而且存在如此多的恶意。

当然，每个故事都有两面，也有“泛民”的一面。我不反对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但我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强调的另一面，在西方媒体相当丰富的中国报道中，没有一家认真考虑过。2022年5月这家顶尖西方媒体的案例，说明这种偏见实实在在地发生著。这种偏见仍在继续。鉴于欧洲人对中国的持续谴责，人们不禁要问，难道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应对此问题？我不会低估其中的困难程度，我认为这种偏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欧洲人无法面对和认识到19世纪对华关系史的本质。

在我看来，这些偏见没有改变。作为国际法史教授，我研究了19世纪欧洲列强对待中国历史的外交档案，我发现在欧洲或美国找不到任何要发表这些内容的学术期刊。欧洲存在非常严重的心理障碍，在知识文化的表象下有相当黑暗的偏见。中国有著与欧洲发展积极关系的雄心，因此必须直接面对这种偏见。

以上是我基于自己的专业经验作出的一点分享，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